虽然黄炳松一向视陈少兵如己出，但在铁证面前，这个外甥还是很快把舅舅供述了出来。

    看着陈少兵的证词，黄炳松最终也是无奈的叹了口气，选择了老实交代。

    这起校园操场埋尸案件，背后的关键人物正是他，同时他也是陈少兵关系网中的枢纽人物。

    陈少兵这个杀人之后，自然是隐瞒不了黄炳松的，但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规劝外甥去投案自首。

    而是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去找关系！

    他想到了他的曾经的一个学生，也是陈少兵的同学——时任新县公安局的这个政委杨军。

    于是乎立即请杨军帮忙把事情摆平，后者先后收下10万元后，利用自己担任新县公安局政委的职务便利，隐瞒证据勾结办案人员不予立案。

    让受害人沉冤地下，杀人者逍遥法外，一起杀人案被定性为失踪。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在下来为期半个月的深入调查后发现，保护伞涉案人员竟达19名！

    这些混蛋践踏了职业操守的底线，可以说是草菅人命。

    最终这些失职渎职公职人员被江乐为首的机动组一一挖出，并得到应有的惩罚。

    最后在2018年12月，新县一中原校长黄炳松，新县县公安局原政委杨军因犯徇私枉法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

    陈少兵因犯故意杀人罪被依法判处死刑。

    次年1月20日，陈少兵被依法执行死刑。

    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欢直接下令，要以公安部的名义向全社会发布调查结果。

    详情如下：

    在这起“操场埋尸案”中，以黄炳松为首的公职人员编织的保护伞网络，与黑恶势力形成深度勾连，导致戴世平老师含冤15年。

    这一案件暴露出教育、公安、信访等多部门的系统性失职。

    一是新县县教育局，工程监管形同虚设，师德防线全面失守。

    2001年，新县一中操场工程违规发包给陈少兵，时任校长黄炳松主导了这一过程。

    作为教育主管部门，新县县教育局对工程招投标程序不规范、预算严重超标等问题视而不见。戴世平作为校方委派的质量监督员，多次向教育局反映工程存在偷工减料问题，但教育局既未派人实地核查，也未要求学校暂停施工。

    反而将举报材料转回新县一中处理，导致问题被内部消化。

    更令人震惊的是，2003年戴世平失踪后，教育局不仅未督促学校配合警方调查，反而默许黄炳松散布“戴世平携款潜逃”的谣言，试图将水搅浑。

    当戴世平家属到教育局询问情况时，工作人员以“学校已报案，等待警方结果”为由推诿，甚至暗示家属“不要得罪黄校长”。

    这种纵容包庇，本质上是对教育公信力的背叛。

    二是新县县公安局：权钱交易构建“铁幕”，命案沦为“失踪案”！

    首先是黄炳松利用校长身份，与新县县公安局政委杨军（陈少兵同学）结成利益同盟。

    2003年2月，陈少兵杀害戴世平后，黄炳松立即携带元现金找到杨军，要求“尽快了结此案”。

    为彻底掩盖罪行，杨军指示民警陈守钿、曹日铨等人故意拖延现场勘查，将提取的血迹样本搁置两个月才送检，导致关键证据失效。

    其次是系统性造假与案件定性篡改。

    面对上级公安机关的批示，新县公安局阳奉阴违。

    2003年3月，湘省公安厅要求“对操场土坑深挖清查”，但时任局长蒋爱国以“黄炳松反对开挖影响学校形象”为由，终止调查。

    专案组在汇报材料中隐瞒血迹提取事实，编造“陈少兵不具备作案条件”的结论，将命案定性为“失踪案”。

    更讽刺的是，陈少兵在案发后仍能自由出入公安局，甚至与民警称兄道弟，这充分暴露了当地警匪一家的畸形生态。

    三是信访系统，三级推诿制造“肠梗阻”，上访之路血泪斑斑。

    首先是县信访局，踢皮球式敷衍。

    戴世平妻子戴翠莲在2003年1月首次报案无果后，于同年3月到县信访局上访。

    工作人员收下材料后称“需转公安部门处理”，此后再无回音。

    当家属再次追问时，得到的答复是“证据不足，建议自行寻找线索”。

    这种推诿导致案件初期调查黄金期被浪费。

    其次是市信访局，虚假督办与信息截留。

    2004年，戴世平弟弟戴晃平向怀市信访局递交实名举报信，指控陈少兵杀人。

    市信访局虽作出“督促新县县公安局调查”的批示，却未跟进落实。

    更恶劣的是，举报材料被转回新县县后，直接落入黄炳松手中，导致邓晃平遭到恐吓威胁。这种“批示—转回—包庇”的闭环，让信访制度沦为保护伞的工具。

    最后是省信访局，顶层监督的缺位。

    2005年至2018年间，戴世平家属先后7次向省信访局上访，均未得到实质性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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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信访局既未启动复查程序，也未将案件纳入重点督办，仅以“属地管理”为由反复转回市县处理。

    这种机械执行政策的做法，使得案件在基层陷入死循环，直到2018年公安部督导组介入才打破僵局。

    四是怀化市公安局，从纵容包庇到阻挠复查。

    2010年，黄炳松调任怀市公安局副局长，进一步巩固了对当地公安系统的控制。

    他利用职务便利，将亲信杨荣安（新县一中办公室主任）调入市公安局，负责监控戴世平家属的上访动态。

    怀市公安局法医邓水生在2003年参与案件勘查时，明知现场血迹是重要证据，却故意延迟送检，并在报告中谎称“未发现可疑痕迹”。

    2019年案件重启后，邓水生仍试图销毁原始勘查记录，最终因徇私枉法罪被判14年有期徒刑。

    这种专业技术人员的堕落，彻底堵死了真相浮出水面的可能。

    最后就是陈少兵所犯下累累罪行。

    暴力威胁举报人：2003年戴世平失踪后，陈少兵纠集社会闲散人员，多次到戴家打砸，威胁戴翠莲“再上访就灭门”。

    协助埋尸灭迹：案发当晚，陈少兵驾驶铲车将戴世平尸体掩埋的土坑填平，并威胁施工人员“敢泄密就活埋”。

    干扰司法程序：2018年案件调查期间，陈少兵向办案民警行贿20万元，试图换取自己的“精神病鉴定”，以逃避死刑。

    操控舆论导向：陈少兵雇佣网络水军，在贴吧、论坛散布“戴世平与陈少兵有经济纠纷”等谣言，混淆公众视听。

    这起案件中，19名公职人员因失职渎职被处理，陈少兵被执行死刑。但案件暴露的问题仍值得深思：

    一是制度性漏洞：信访转办缺乏监督机制，导致“批示—转回—包庇”的恶性循环。

    二是权力依附关系：黄炳松通过亲属、同学关系网，将教育、公安、信访等部门串联成利益共同体。

    三是基层治理塌陷：新县县公检法系统长期被地方势力渗透，形成“官匪勾结”的畸形生态。

    戴世平案的平反，彰显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心。

    但要防止类似悲剧重演，必须建立更严格的回避制度、更透明的信访督办机制，以及更彻底的基层政治生态净化。

    唯有如此，才能让正义不再迟到，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

    落款：公安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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