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苏景行也承认，有两个案例比较敏感：
一个小组在东北调研时，当地一家企业硬塞了两条软中华，小组人员当场拒绝了，但企业的人把烟塞进了车里就跑，最后小组人员只能把烟上交了办公室处理；另一个小组在荆楚省调研时，企业安排了工作餐，席间上了白酒，虽然只是普通的当地酒，但在这种特殊时期，也被人拿来说事。
“老苏，这两个事情你写个专题报告给我，我要一个个核实。”
董远方的语气很沉：
“当面拒绝的是我们的人做得对，但那个硬塞的企业是怎么回事？是单纯热情过头，还是有什么目的？还有那个上白酒的工作餐，是我们的人没把纪律说清楚，还是地方上不把纪律当回事？这些都要搞清楚。”
“明白。报告我明天发给你。”
挂掉电话，董远方在办公桌前坐了很久。
他想起了纪检组谈话时赵志刚说的那句话：
“查实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查不实，也是还干部一个清白。”
现在的情况是，即便查不实，干部的清白也不是那么容易还的。
五个小组撒出去，几十号人，谁在什么地方收了什么东西说了什么话，像一面镜子上落了一层灰，灰不厚，但遮住了光。
你得一块一块地擦，擦干净了，镜子才能重新照人。
问题是，在擦干净之前，谁看你都是灰头土脸的。
三天后，纪检组的核查结论下来了。
处理意见不长，打印在一页A4纸上，措辞严谨而克制：
一、举报信中反映领导小组办公室在甬波市调研期间收受“高档礼品”的问题，经核查，所涉物品均为普通地方土特产，总价值较低，未构成“贵重礼品”的认定标准，但收受行为本身不符合部里规定精神中关于“严禁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的要求，予以批评教育；
二、举报信中反映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向企业“口头承诺”的问题，经核查，相关表述系企业人员误解，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未作出超出职权范围的承诺，不构成违纪，但对工作中可能引发误解的措辞，应当引以为戒；
三、其他四个小组在调研过程中存在的个别接受企业安排工作餐、收受低价值地方特产等情形，属于违反廉洁纪律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虽未构成严重违纪，但暴露出管理上的漏洞和监督上的不足；
四、处理决定：各相关责任人退还（或上交）所收物品；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董远方对纪律要求传达不到位、监督管理不严，负有领导责任，向部党组作出书面检讨；各相关小组负责人向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情况说明。
五、以上处理意见不作为纪律处分，不计入个人档案。
最后一行字，董远方反复看了三遍：
“不作为纪律处分，不计入个人档案。”
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胸腔里的那块石头终于往下落了一点，但没有落到地上。
它还悬着，只是没有之前那么重了。
处理意见虽然不算处分，但“向部党组作出书面检讨”这几个字，在机关里意味着什么，他再清楚不过。
这意味着组织上虽然没有给他定性，但也绝不会轻易翻过这一页。
一个做过“书面检讨”的人，在后面的职务晋升、评优评先、提拔任用中，隐形的影响会持续很久。
更让他担心的，不是处分本身，而是这件事在部里的影响。
消息传得比他预想的快得多。
检讨书还没写，部里已经有人在打听这件事了。
午饭时候在食堂，董远方端着餐盘走到角落坐下，周围的人看见他，目光要么躲闪，要么多停留了那么一两秒。
没有人过来搭话，也没有人刻意回避，但那种若有若无的距离感，像一层透明的膜，把他跟周围隔开了。
他忽然有特殊的感受。
那种感受不是恐惧，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很深的疲惫。
你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但所有人都觉得你做了什么。
你解释不清，也无需解释，因为你越解释，别人越觉得你心虚。
你只能沉默，然后等着时间把这件事慢慢冲淡，或者等着另一件更大的事把它覆盖掉。
摸底工作还在继续。
苏景行和周敬山、赵启峰、陈知行带着各小组，按照既定方案分头推进。
甬波市的走访结束后，赵一鸣带着小组去了江北省平江市的高新科技园，按计划走访了几家做新材料和智能装备的企业。
每天都有一摞一摞的材料传回京都，调研记录、企业情况表、问题清单、政策建议，堆积在办公室的案头上，像一座缓慢生长的山。
但董远方显然不适合再带队下去了。
不是他不想去，是去了不合适。
举报的风波还没完全平息，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被解读成“顶风作案”、“不知悔改”。
况且，摸底工作本身就要求调查人员与被调查对象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感，一个刚被纪检组约谈过、还在检讨期内的办公室主任，再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地方企业面前，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摸底工作，都是一种不必要的干扰。
苏景行在电话里试探着问过一次：
“董主任，平江那边还有两家重点企业没走访，要不您……”
“不去了。”
董远山的回答很干脆：
“你们按计划推进，我在京都做后方支援。各小组整理回来的资料需要有人系统梳理、归纳、分析，这件事我来做。”
苏景行沉默了两秒，然后说：
“也好。”
也好。这两个字里包含了多少理解和无奈，董远方听得出来。
于是，董远方开始了他所谓的“后方支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