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在永新休整完毕之后，当即向着中央苏区进发。离开永新的那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三千多人在城门外的军营列队，灰蓝色的军装连成一片，红旗在队伍最前方猎猎作响，连长们只是各自清点了人数，在宣传部战士的带领下他们唱起了红歌。
由于湘赣苏区和中央苏区以赣江为界，一个在江西，一个在江东，红十八军的战士们走得十分轻松，他们全程都在苏区行军，脚下是红色的土地，路边是红色的标语，前方是红色的旗帜。
脚下的路不再是白区那种走一步要回头看一眼、过一个山口要派侦察兵先爬上去探路的险道，而是苏区群众踩出来的、熟悉的、踏实的大路。路两旁的田里种着稻子和红薯，稻子已经抽穗，沉甸甸地弯着腰；红薯藤铺了一地，绿油油的像一片厚厚的绒毯。远处有炊烟升起，不是敌情，是老乡在做早饭。路边有茶亭，不是陷阱，是苏区政府搭来给行人歇脚喝茶的。
从永新出发，经天河、值夏，一路向东。队伍沿着禾水河谷行进，两边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山不算高，但植被茂密，松树和杉木层层叠叠，
路过的每一个村庄都有老百姓站在路边，看着这支灰蓝色的队伍从面前走过。有人端着碗，有人抱着孩子，有人拄着拐杖，有人刚从田里上来，脚上还沾着泥巴。
他们都认得那面旗——红旗，认得那身衣裳——灰蓝色的军装。那不是国民党的队伍，不是军阀的队伍，不是土匪的队伍，那是红军，是他们自己的队伍。
“同志哥，你们从哪来啊？”一个老大爷蹲在村口的石碾上，手里端着一碗红薯稀饭，看到队伍过来，抬起头，眯着眼睛问道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很柔和，像冬天里晒在墙根下的阳光。
走在前面的一个战士停下脚步，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咧嘴笑了笑：“从西边来的。”
“哦，西边来的。”老大爷点点头，也不多问，把碗递过去，碗沿上还冒着热气。“吃了没？来，喝一碗，红薯稀饭，甜着哩。”
战士愣了一下，接过碗，低下头，呼噜呼噜喝了几口，稀饭很烫，烫得他直咧嘴，但舍不得停下来。他把碗还给老大爷，用袖子擦了擦嘴，说了声“谢谢大爷”，随后给大爷塞了一张钱，然后小跑着跟上了队伍。老大爷端着空碗，看着手里被硬塞的纸币。看着那个战士的背影消失在队伍里，咂了咂嘴，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这些伢子，瘦了。”
在村庄休息的时候，百姓们给他们送吃的，送水喝。不是一家两家，是整村整村地来。男人们挑着水桶，把水倒进队伍架起的大锅里，一担又一担，水桶在扁担两头晃悠。
女人们挎着篮子，篮子里装着红薯、芋头、苞谷饼子、腌菜，还有几个煮鸡蛋。孩子们端着碗，碗里是凉茶，黑褐色的茶汤在粗瓷碗里晃荡，茶叶梗子浮在上面，像一只只小小的船。
“同志，喝口水，不要钱。”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端着一碗凉茶，踮起脚尖，递到一个战士面前。那战士看起来比她也大不了几岁，十七八岁的样子。
他接过碗，一仰脖子，咕咚咕咚喝了个精光。他把碗还给她，蹲下来，从腰间的干粮袋里掏出一块从武汉带出来的念想，一块糖果他将糖塞到小姑娘手里。小姑娘低头看了看那块糖，抬起头，那个战士已经走远了。
蒋现云走在队伍中间，看着路边那些招手的老百姓，看着那些端水的妇女，看着那些踮起脚尖张望的孩子，看着那些蹲在村口抽着旱烟、眯着眼睛目送队伍远去的老汉。
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一面被擦干净了的镜子，映着红旗，映着灰蓝色的军装，映着那些在路边挥手的身影。
林锐生走在他后面，胸口的绑带已经拆了，伤还没有完全好利索，但他走得很稳。侯进如走在林锐生旁边，衣服上还打着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脸上挂着难得的笑容。那笑容不大，甚至有些腼腆，像是一块被捂了很久的冰，终于开始融化了。
赣江还在前面，中央苏区还在对岸。过了赣江，就是瑞金，就是红都，就是党中央所在地。
红十八军正在赣南的红色沃土上行军时，瑞金已经在准备他们的欢迎仪式了。
消息传得很快。红十八军突破重围、转战千里、即将抵达瑞金的消息，像春风一样吹过了中央苏区的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巷。扩红队的宣传员们连夜赶制横幅，在瑞金城门口的牌坊上挂起了“欢迎红十八军凯旋”的大红标语，墨迹还没有干透，在阳光下闪着湿润的光。妇女们忙着打扫街道，把青石板路面冲洗得干干净净，水迹未干，倒映着蓝天白云和红旗的一角。孩子们被组织起来，每人手里拿着一面小旗子，在城门口排成两列，叽叽喳喳地练着口号，一遍又一遍，喊得嗓子都有些哑了。
党中央的各位领导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那种笑容不是在会议上礼节性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憋了很久的、终于可以释放出来的笑。周恩来的笑容里带着几分如释重负——他比谁都清楚这支部队突围的艰难，每一份电报他都看过，每一份战报他都批过，每一个牺牲的数字他都记在心里。朱德的脸上也挂着难得的轻松，他站在地图前，手指沿着红十八军南下的路线缓缓移动，从鄂南到桐柏山，从桐柏山到殷店，从殷店到信阳，从信阳到幕阜山，从幕阜山到湘赣边界，最后落在瑞金，像在丈量一段用鲜血和生命铺成的路程。博古站在门口，望着城门外那条蜿蜒的土路，脸上的表情说不出是期待还是感慨，他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像在默念着什么，但声音低得只有自己能听见。
经过几天的行军，红十八军终于踏入了瑞金。
三千多人的队伍从城门外蜿蜒而来，灰蓝色的军装在阳光下连成一片，像一条不知疲倦的河流，从战火中流来，从死亡中流来，从漫漫长夜中流来，终于流进了这座红色的都城。
走在最前面的旗手把红旗高高举起，旗杆在晨光中闪闪发亮，写着红十八军的军旗在风中猎猎作响，红旗后面是蒋现云，他骑着一匹瘦马，马走得慢，他的腰板挺得直。林锐生走在蒋现云旁边，没有骑马，步行，步伐稳健，胸口的绑带在军装洗得干干净净，领口的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
城门口，两列欢迎的队伍从牌坊下一直排到街巷深处。孩子们挥舞着小旗子，喊着口号，声音稚嫩但响亮。妇女们挎着篮子，篮子里装满了东西。
博古亲自站在城门口迎接。他穿着灰蓝色的军装，腰间扎着武装带，站在牌坊了几步，走到蒋现云面前，两个人互相敬礼。
博古伸出手，蒋现云也伸出手，两只手握在一起，握了很久。博古没有说话，蒋现云也没有说话。这个时候不需要说话。千言万语，都在这一握里了。
队伍从城门鱼贯而入。街道两侧挤满了人，有红军战士，有机关干部，有苏区群众，有老人，有妇女，有孩子。欢呼声此起彼伏。红十八军的战士们走在街道中间，被那些欢呼声、掌声、笑声包围着，
他们的脸上没有笑容，甚至没有表情。他们的目光直视前方，步伐整齐，没有左顾右盼。但他们的眼睛里有光，那种光不是兴奋，不是激动，是一种在经历了漫长的、艰苦的、生死一线的跋涉之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的、沉甸甸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踏实。
安稳了几天之后，中央召开了会议。
会场设在瑞金城里的会议室，宽敞，明亮，正中央摆着一张长条桌，桌上铺着灰蓝色的桌布，桌布上放着几只粗瓷茶碗和一把黑陶茶壶。墙上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画像
蒋现云、林锐生、侯进如等人列席会议。他们穿着崭新的军装，坐在长条桌的一侧，腰板挺得笔直，他们听着中央的同志讲话，不时在本子上记着什么，笔尖在纸面上刷刷地划着。
他先回顾了红十八军突围的经过，从鄂南到瑞金，数千里转战，大小数十战，毙伤俘敌数千，自身伤亡过半，最终胜利到达中央苏区。
他的语调不高，语速不快，但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像一块一块的石头，垒在会场上，垒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接着，中央正式传达了关于红十八军改编的决定。中央将按照红十八军剩余人员的职业技能重新安排工作，几位师长、团长被选调入红军大学学习，红十八军剩余人员缩编为红十八师，划归红一军团直属指挥。
命令逐条宣读，每个人名，每个职务，每个数字，都读得清清楚楚。读完，他放下文件，抬起头，目光从蒋现云、林锐生、侯进如脸上扫过，停了一下，像是在等什么，又像是在确认什么。
蒋现云任红军大学政治委员。红军大学，那是培养红军高级指挥人才的摇篮，能去那里当政委，是信任，是重用，也是托付。
他站起来，立正，敬礼，动作干脆利落。“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他只说了这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砸出一个坑。
侯进如任红一军团副军团长兼红十八师师长。副军团长兼师长，既要参与军团指挥，又要直接带领这支部队，这副担子不轻。
他站起来，立正，敬礼。
林锐生转入中央工作。没有具体的职务宣布，只有一句“转入中央工作”。他站起来，立正，敬礼，军装在身上显得有些宽大——他瘦了，突围时断掉的肋骨还没有好利索。
他点了点头，不需要多余的话，也不需要多余的表情。党让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党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从鄂南到瑞金，他走了这么远的路，他不是为了当官，不是为了掌权，是为了人民。
会议结束后，三个人并肩走出了祠堂，而在城外的空地上，红十八师的战士们正在集合，整队，准备前往新的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