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科长回到保卫局时，天色已经暗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把手里的文件袋攥了又攥，才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
周纯全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看一份刚从前方送来的情报。
他没有抬头，只是从喉咙里发出一个含糊的音节，算是应答。李科长站在桌前，把下午在周亦云家里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怎么去的，说了什么话，周亦云怎么问他们要命令，他们拿不出来，然后搜查，翻到了德国军校的教官证书，翻到了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任职文件，翻到了那支钢笔。说到那支钢笔的时候，他的声音不自觉地低了下去，像是怕惊动什么。
周纯全批文件的笔停了。
“斯大林同志的钢笔？”他放下笔，抬起头，目光从李科长脸上扫过去，像一把钝刀子，不快，但沉。
李科长不敢对视，垂下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周纯全没有再问，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周亦云的身份实在太特殊了。他不是普通的红军指挥员，不是从根据地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本地干部，他是一起黄埔军校毕业任教，德国军校任教，还是伏龙芝的教员，是见过斯大林、得过斯大林赠礼的人。
这样的人，没有中央的命令，谁敢动？他拿什么理由去动？靠那几份出身问题的材料？靠那些捕风捉影的“历史疑点”？那些东西，糊弄糊弄基层官兵还可以，拿到台面上，经不起任何人追问。
周纯全把那几份搜查来的材料又翻了一遍。德国军校的教官证书，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任职文件，还有那一份关于周亦云“出身复杂”“历史不清”的调查记录，这些东西放在桌上，摊了一排。
他合上文件夹，把它推到桌角。“明天，我去找张主席。”
周纯全去找张国滔的时候，张国滔正在看地图。他的办公室比保卫局大得多，墙上挂着鄂豫皖苏区的全幅地图，红蓝箭头密密麻麻，标注着各部队的位置和敌军的动向，听到脚步声，他没有转身，只是微微侧了一下头，算是知道了来的人是谁。
周纯全没有寒暄，把李科长的报告放在桌上，推到张国滔面前。张国滔转过身来，目光在报告上停了一下，没有拿起来，也没有坐下。他看着周纯全的脸，从那上面读出了那些没有写进报告里的东西——棘手、麻烦、不好办。
他拿起那份报告，一页一页地翻，翻得很慢，他的手指在某一页上停了一下——那是关于周亦云在苏联的经历，以及斯大林赠笔的记载。他又翻了几页，把报告合上，放在桌上。
“武汉。”张国焘说了一个词，声音不大，像是在自言自语。“武汉战役的时候，中央给我发过一份电报，提到过周亦云。说他是党员，其他的，没有说。”
张国滔不紧不慢的说道：“我不知道他见过斯大林，更不知道他有斯大林的钢笔。我一直以为，他只是受国民党委派去苏联的。”
他没有把话说完。但周纯全已经听明白了。张国焘不知道周亦云的身份，不知道他在莫斯科的关系，不知道他和斯大林之间那支钢笔的联系。
在他的认知里，周亦云只是一个国民党的起义人员。这样的人，在鄂豫皖不是没有先例，用着顺手就用，用不顺手就放一边。给一个名誉的头衔。
可现在，那份报告告诉他，他错了。周亦云不是他可以随意摆布的人。他的背后是中央，是莫斯科，是斯大林。处理周亦云，就是跟中央作对，就是跟莫斯科作对。他没有这个胆子。
张国滔转过身来，走到桌边，拿起那份报告，又看了一遍。这一次看得更慢。他放下报告，抬起头，目光落在周纯全脸上，停了一会儿。
他的声音很平，平得像一潭死水，没有波纹，没有涟漪，甚至没有倒影。“人，不要动了。”
周纯全站在那里，没有立刻接话。他是保卫局局长，是鄂豫皖苏区负责SF工作的最高执行者，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在苏区，在张国焘的治下，一个人被调查、被搜查、被定为“可疑分子”，意味着什么。但这一次，他头一回觉得，有些事情，不是他能决定的。
“中央那边——”周纯全试探着问了一句。张国焘摆了摆手，没有让他说下去。不需要说，也不必说。中央那边知道了，会怎么想？会怎么看他？会怎么看待他张国滔在鄂豫皖的所作所为？一个明显带着中央性质的干部，到了鄂豫皖被当成外人，被搜家，被翻箱倒柜，被指控为“右派”，被逼着作检讨。这话传到瑞金去，传到莫斯科去，他张张国滔怎么交代？
张国滔又说了一遍，语气比刚才重了一些。“告诉
周纯全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拿起桌上的报告，正要转身走出去。
张国焘的声音从身后追过来，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派四个战士，保护他们。”
周纯全的脚步顿了一下。他站在门口，没有回头，手搭在门框上，指尖在粗糙的木纹上轻轻蹭了一下。保护。这个词从张国焘嘴里说出来，听起来温和得体，像是上级对下级的关心，组织对干部的照顾。但他听懂了——不是保护，是看管，不是四个战士，是四双眼睛。周亦云不是犯人，但从这一刻起，他走到哪里，身后都会跟着四条影子。
他没有回头，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推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光线昏暗，周纯全走得很慢，他穿过前院，走进保卫局的院子。院子里几个正在擦拭武器的战士看到他，立正敬礼，他没有理会，径直走进里间的办公室，关上门。
他从花名册里挑人，挑得很仔细——不是谁都能接这个任务。要政治过硬，要嘴巴严，要脑子清楚，知道什么该看、什么该记、什么该忘。
不能是周亦云的老部下，不能跟原红二十三军有任何渊源，甚至不能是鄂南籍贯的。他翻了半天，圈了四个名字，对着花名册发了很久的呆，然后把那张纸撕下来，折好，揣进兜里。
四个人被叫到保卫局办公室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站成一排，军装整洁，腰带扎得紧紧的，目光平视前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周纯全坐在桌后，把任务说了一遍——保护周亦云同志和林娥同志的安全，寸步不离，昼夜轮值，周亦云去哪里，你们就去哪里，他见什么人，你们要清楚，他干什么事，你们要看见。除了睡觉，不允许脱离视线。四个人的回答是整齐划一的：“是。”没有疑问，没有犹豫。在保卫局，没有人会问“为什么”。服从是唯一的天职。
第二天早晨，周亦云推开门，便看到站在门口的两个战士。
两个战士背对着院子，面朝院门，站得笔直，灰蓝色的军装在晨光中泛着冷冽的光。枪斜挎在肩上，子弹带从胸口斜过，手垂在身侧，五指并拢，贴着裤缝，像两棵被移植过来、还没来得及扎根的树。
听到门响，两个人同时转身。看到周亦云出来，他们立即跑过来，脚步急促而整齐，踩在青石板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带队的队长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面色黝黑，颧骨高耸，眉宇间带着一种保卫局干部特有的警觉和克制。他跑到周亦云面前，立正，敬礼，动作干脆利落。
“周副主席，保卫局奉命执行保护任务。从今天起，您出行时必须有我们陪同。这是组织上的安排，请您理解。”
周亦云看着他，目光从那道立正的姿势移到那两根并拢的手指，从枪带到子弹袋，从肩章到领口的风纪扣，最后落在那双眼睛里。
那是一双执行任务的眼睛，不冷，也不热，没有敌意，也没有善意，只是看着，记着，不放过任何细节。
周亦云自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问“为什么”，没有问“谁安排的”，没有问“这是保护还是看管”。这些问题的答案他都知道，不需要再问一遍。他只是站在那里。
他伸出手，把领口的风纪扣系上，整了整武装带，把枪套摆正。然后他朝那两个战士微微点了一下头。
林娥从屋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盆洗脸水。她站在门槛里面，看到那两个战士，看到队长站在周亦云面前立正敬礼的样子。
她没有说话，只是看了周亦云一眼。周亦云也没有说话，只是从她手里接过水盆，端到院子一角，蹲下来，慢慢地洗了脸。
队长和那两个战士站在院子里，像四根钉进地面的木桩，不靠近，也不远离。
早饭是红薯稀饭。林娥盛了两碗，一碗递给周亦云，一碗自己端着。两个人坐在桌边，低着头喝粥。队长站在门口，另外一个人一个在窗边，一个在院门口，还有一个在吃早餐。
没有人进屋，但屋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
周亦云喝了几口，把碗放下，从墙上摘下帽子，戴好，整了整帽檐。林娥抬起头看着他，目光里有一层薄薄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担忧，又像是无奈。
“我去军委会一趟，有些事情要办。”周亦云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林娥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她低下头，继续喝粥，勺子碰到碗沿，发出轻微的叮当声。
队长跟着周亦云走出了院子。他落后两步，不远不近，像一个被精确测量过的距离——既不会让人感到被冒犯，也不会让目标有任何脱离视线的可能。另外两个人跟在后面，把周亦云稳稳地框在中间。
走在苏区的街道上，有人看到周亦云，远远地打招呼。周亦云点头回应，脚步不停。队长跟在他身后，面无表情，目光始终没有从周亦云身上移开。街边有老百姓蹲在门口吃早饭，看到这一幕，有人多看了两眼，有人低下头，假装什么也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