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河峡谷，军委临时驻地,周亦云和曾中生站在地图前，目光落在那片被蓝色箭头层层包围的红色区域上，已经站了很久。
敌军收缩了。不是溃退，是有计划地收缩。那些曾经深入到苏区腹地的连队、营队，从分散的山村撤回到了乡镇据点；那些曾经占据交通要道的团级部队，从一线阵地撤回到了二线休整区。碉堡还在，封锁线还在，但巡逻的次数减少了，清剿的力度减弱了，小股部队不再轻易进山。
周亦云叫来了林娥。
原来在鄂豫皖临时军委成立的时候，周亦云便开始了重新对情报和通讯部门进行了梳理，重新成立了军委机关二局，周亦云对于林娥的能力自然十分了解，如今的局面只有他可以收拾，在军委会议上周亦云提议重建情报并且由林娥担任首任局长，获得了全票通过。
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职务。情报系统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破坏得很严重，骨干牺牲了，联络站被端了，电台丢失了，密码本被焚毁了。留下的是一张千疮百孔的网，破洞比网眼还多,到处都是窟窿。
林娥的能力十分出众。她不是从零开始，是从负数开始。没有人，她去各部队挑；没有电台，她去缴获物资里找；没有密码，她熬夜编制；没有经费，她去跟后勤部门磨。
她像一只蜘蛛，在废墟上一根丝一根丝地织，织断了重来，织好了再加固，把那些散落在各部队、各县、各游击区的情报点一个一个地串起来，连成线，织成网。
很快重新恢复建立了情报系统，不仅把被破坏的联络站重建了起来，还建立了多条单线联系的情报通道。更难得的是，她将省委和部队的情报系统做成了双系统、双保险。
省委一套，部队一套，两条线平行运行，互不隶属，互相印证。一条线出了问题，另一条线还能运转；一条线的情报有偏差，另一条线可以校正。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其超前的设计。
很快，林娥便带着报告找到了周亦云。她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腰间扎着武装带，头发窝在军帽里，干净利落。她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那双眼睛是亮的，井水清冽，深不见底。
“国民党军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不得不让参与围剿我红军的部队进行休整。”林娥的报告简洁、精准，没有一句废话，像一个被精确校准过的天平，每一个数字、每一条情报都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她分析了敌军各部的兵力变动、驻地调整、补给状况、士气变化，从整师的调动到连排的驻防，每一个细节都有情报支撑。自从国民党军开始收缩以来，敌军内部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休整。
在连续大战五个月之后，部队的疲劳已经到了极限，再不休息，不用红军打，自己就要垮了。第7师、第32师、第39师、独立第5旅——这些在皖西北清剿中充当主力的部队，都已经或正在撤出一线，转入二线休整。
补充新兵，修理装备，补充弹药，让士兵睡几天安稳觉，让军官整理整理报告，让整个战争机器重新上油、拧紧螺丝、加满燃料，为下一轮的进攻做准备。
曾中声拿起情报根据情报内容，将手指在地图上缓缓移动，从六安到霍山，从霍山到立煌，从立煌到商城，每经过一个标注着敌军番号的位置，就停一下。“第7师撤了两个团回六安休整，留下一个团守霍山。第32师把漫水河的防务交给了地方保安团和第 188 团，主力缩回了霍山县城。第39师从立煌外围撤了三个营，只留下一个营守城。”他的手指停在地图上一个标注着“独立第5旅”的位置上，那里已经空了。“独立第5旅调到合肥整补去了，不在皖西了。”
周亦云没有说话，目光沿着那些正在缩小的蓝色箭头移动。国民党军所有的部队都在系统的、全面的、从上到下的收缩。
打了五个月，国民党军也累了。三十万人，五个月的连续作战，弹药消耗，兵力损耗，士气消磨，补给线的压力，士兵的疲劳，军官的懈怠，每一个指挥员都面临的同样的问题——部队需要休整。
时机已经到了。周亦云和曾中生对视一眼，没有说话，但彼此都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同一样东西，他们终于等到了那个可以出手的时机时。
林娥转身走出了军委堂屋，脚步声在碎石路上渐渐远去。周亦云走回桌前坐下，曾中声坐在他对面。
曾中声先从省委的情况说了起来。他声音洪亮，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桌面上，稳稳当当的。收复区域已经开始重新运转了，省委的干部们跟着部队走，部队打到哪里，政权就建到哪里。不是等仗打完了再派人去，是仗还没打完，干部就已经在村口等着了。
那些曾经被国民党军占领、被还乡团洗劫、被战火夷平的村庄，一个一个地回到了红军手中。干部们进村的第一件事不是开会，是帮老百姓修房子。
房子被烧了，砍树、和泥、垒墙、盖瓦，能修多少修多少。老百姓从山上回来了，从地窖里出来了，从亲戚家借住的地方赶回来了。他们站在村口，看着那些穿灰蓝色军装的年轻人，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有人拉着干部的手，哆嗦着嘴唇说不出话。
乡政府恢复了，党支部恢复了，农会恢复了，妇女会恢复了，儿童团恢复了。村口的大树上重新挂起了铜钟，钟声在清晨响起，清脆而悠长，传遍整个山谷。那不是战斗的警报，是出工的号令。
钟声一下一下地敲着，不急不慢，苏维埃政府的牌子重新挂在了村口的大树上，红漆写的字，在阳光下闪着光。字写得不太好，歪歪扭扭的，但红是真的红，像刚流出来的血。
曾中生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一下，像是在强调什么。“最重要的是，”他的声音忽然放慢了，放低了，低到只有对面的人能听见，“部队已经完全摆脱了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影响。”
那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的战友，那些被张国焘关押过的同志，那些跟着主力西撤、过了平汉铁路就再也没有消息的兄弟，他们没有忘记。
但在两个多月的游击战中，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打了最艰苦的仗，在最黑暗的时候守住了最后的阵地，在最绝望的时候看到了最微弱的光。
仗打赢了，阵地守住了，光没有灭。活下来的人，知道该怎么打仗了，知道该怎么在这片被敌军层层包围、被封锁线割裂、被还乡团反复扫荡的土地上生存下去了。
武器装备得到了补充。不是从后方送来的，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
凉亭村那一仗，红二团一个连缴获了二十多支步枪，一百多发子弹。这样的仗，两个多月里打了不知多少次。每次都不大，一个连对一个排，一个营对一个连，甚至一个排对一个班。
打完就跑，跑完再打，打一仗进一步，积小胜为大胜。枪支从两百多支增加到五百多支，子弹从每枪不到五发增加到每枪二十多发。这不是大兵团的补给线能送来的数量，但在游击战中，每一颗子弹都是用命换来的，每一支枪都是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的。
但比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士气。打了两个多月的游击战，战士们的眼睛里有了光。不是那种打了胜仗之后短暂的兴奋，是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终于找到方向之后才会有的那种光，沉甸甸的，稳稳当当的，像一盏不会被风吹灭的油灯。
周亦云听着，没有说话。
“时间到了。”周亦云说。
曾中生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