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三日，凌晨三点。

    荆州港，盐卡码头。

    一艘三千吨的货轮正在卸货。吊机轰鸣，卡车穿梭，工人们满头大汗地搬运着麻袋。

    那里全是玉米，从东北运来的，要转运到湖南。

    目前一切正常。

    但凌晨三点十七分，吊机停了。

    排查了一下不是故障，看上去好像是司机停了。

    他坐在驾驶室里，手还放在操作杆上，但不动了。

    他看着下方忙碌的码头，看着那些跑来跑去的工人，看着那些满载的卡车，忽然问自己：

    “我这是在干什么？”

    这个问题他以前从来没问过。吊机司机，干了十二年，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从没想过“为什么”。

    现在他想了。

    想完之后，他就不动了。

    不是因为累，是因为想不出答案。

    旁边的人喊他：“老张!动啊!货还等着呢!”

    老张看着他，慢慢说：

    “动……往哪儿动？”

    “往下放啊！货在底下！”旁边的人声嘶力竭的喊着。

    “放下去之后呢?”司机依旧是木讷的问着。

    “运走啊！”旁边的人终于察觉到他有一丝不对劲。

    “运走之后呢?”司机依旧发问。

    “卖了啊。”旁边的人声音逐渐小了。

    “卖了之后呢？”’

    “赚钱。”

    “赚钱之后？?”

    卸货的工人停下来，看着手里的麻袋。

    麻袋里是金黄色的玉米。

    这玉米运过去是用来喂猪的，猪是用来杀的，杀完之后是用来吃的。

    吃完了是用来拉的。拉完了是用来……

    他想不下去了。

    开卡车的司机停下来，看着方向盘。

    方向盘是用来控制方向的，方向是用来去哪儿的，去哪儿是用来干什么的。干什么是用来……

    他也想不下去了。

    凌晨四点，荆州港彻底停摆。

    三千吨玉米，堆在码头上，一动不动。

    一百多号人，站在码头上，一动不动。

    江水还在流，船还在漂，吊机还在半空中悬着，像一个永远放不下去的问号。

    一月十四日，荆州沙市区，某街道办事处。

    上午九点，例会。

    主任坐在主位上，面前摊着笔记本，等着大家汇报工作。

    第一个汇报的是城管科长。

    “上周我们处理了十七起占道经营，劝离流动摊贩三十余人次，清理小广告….”

    主任听着听着，忽然打断他：

    “为什么要处理占道经营?”

    城管科长愣了：“因为·……因为占道经营影响市容啊。”

    “为什么要影响市容?”

    “因为……因为市容不好影响城市形象。”

    “为什么要影响城市形象?”

    “因为……因为形象不好影响招商引资。”

    “为什么要招商引资?’

    “因为……因为招商了能发展经济。”

    “为什么要发展经济?”

    城管科长张了张嘴，答不上来。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第二个汇报的是民政科长。“上周我们发放低保金….…”

    主任又打断他：

    “为什么要发低保金?”

    “因为……因为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为什么要保障？”

    “因为……因为他们是老百姓。”

    “为什么要保障老百姓？”

    民政科长话到嘴边也答不上来。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所有人汇报完，所有人都答不上来最后一个问题。

    主任靠在椅背上，看着一屋子的人，慢慢说：“咱们每天开会，每天决策，每天执行。但咱们有没有想过，所有这些事情，最根本的那个为什么，到底是什么?”

    没人回答。

    不是不想回答，是回答不出来。

    会议开到中午十二点，散了。

    不是因为讨论完了，是因为没人知道接下来该讨论什么。

    下午的会，取消了。

    明天的会，也取消了。

    因为没有人能证明，“开会”这件事，是有意义的。

    一月十三日，荆州沙市区，李桂芳家。

    李桂芳六十七岁，退休工人，独居。

    她有个习惯，每天晚饭后用那只青花瓷碗喝一碗米酒，几十年没变过。

    碗是她婆婆传下来的，底上有个缺口，她用指甲盖盖住，刚刚好。

    那天晚上，她照例倒了一碗米酒，端起来，抿了一口。

    不对。

    不是酒不对，是碗不对。那个缺口还在，

    但—那是她的缺口吗?她的缺口在碗沿左边，指甲盖一盖就盖住。这个缺口也在左边，但盖不住，大了一点点。

    她翻过碗底，看落款。

    “大清光绪年制”。

    她的碗、是“大明成化年制”。

    这不是她的碗。

    她端着碗、站在厨房里，浑身发冷。这碗是从哪儿来的？

    她的碗呢？谁换的？什么时候换的？

    她翻遍了橱柜，找不到自己的碗，柜子里有七只碗，每一只都和她的那只差不多，青花，有缺口，但—每一只的缺口都不一样。每一只都不是她的。

    她坐在桌前，盯着那七只碗，忽然想起一件事：这七只碗，是什么时候买的?

    她想了很久，想不起来。

    她又想起另一件事：她是什么时候搬进这套房子的?

    也想不起来了。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看门牌号。沙市区北京路123号4栋3单元201。

    她认识这几个字，但这是她的家吗?

    她站在门口，看着那条她走了二十年的走廊，忽然觉得，一切都是陌生的。墙上的涂料，地上的瓷砖，对面的防盗门，窗外的树都很像，但不是。

    像有人把她的生活，整个换了一套，然后用一模一样的布景盖住，只在碗上，留了一个破绽。

    她拿起电话，想打给儿子。拨了一半，她停住了。

    她儿子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来着?

    她把电话放下，坐在沙发上，看着那七只碗。窗外的路灯亮了，照着空荡荡的客厅，照着茶几上的灰，照着她自己。

    她忽然觉得，自己也不像自己了。

    一月十五日，荆州某医院，精神科。

    诊室里坐着一个中年男人，姓陈，四十出头，某局科长。他的症状很奇怪：他觉得他老婆不是他老婆。

    “不是说你老婆被人换了，”医生耐心地问，

    “是觉得她变了?”

    “不是变，”陈科长摇头，“是换了一个人。长得一样，声音一样，连习惯都一样——但她不是她。”

    “有什么区别?

    陈科长想了很久：“她炒菜放盐，以前是两勺，现在也是两勺——但她放盐的那个动作，不对。

    “什么不对?”

    “以前她是用食指和中指夹着盐勺，现在是用拇指和食指捏着。”

    他顿了顿，“还有，她笑的时候，以前是嘴角先动，现在是眼睛先动。

    还有，她走路，以前是先迈左脚，现在先迈右脚，还有……

    他叽里咕噜的说了很多，医生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和她谈过吗?”

    “谈过。她说我神经病。”

    “你最近工作压力大吗？”

    “不大。”

    “睡眠怎么样？”

    “不好。”

    “怎么不好？”

    陈科长低下头：“我总觉得……我睡觉的时候，有人在我身边站着。”

    “谁?”医生低声问道。

    “不知道。就是觉得有人站着，站一整夜。每天早上醒来，我都觉得床的位置动过—往左偏了一寸。”

    医生又沉默了。

    陈科长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医生，我不是神经病。我真的觉得…不只是我老婆。我住的房子，我开的车，我坐的办公桌，我写的文件……都像，但都不是。我的生活，被人整个换了一套，一模一样，但细节全不对。”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很低：“我甚至觉得…·我自己，也不是我自己。”

    医生看着他的病历，病历上写着他的名字，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工作单位。

    都对。

    但病历上的字，他觉得不对。

    那字太整齐了，不是手写的，是印刷的，病历上所有的字，都是印刷的，他抬头看墙上的挂钟。

    钟表在走，秒针一跳一跳的。但那个“跳”，太规律了，规律得像假的。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这个诊室，他来过。

    不是今天来的。是每天都来。但不是来看病的，是来……

    他记不起来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窗外的城市。荆州城，他住了四十年的地方。

    长江大桥，古城墙，沙隆达广场，他都认识。

    但他看那些楼，那些路，那些树，都像塑料的。

    他回头，想跟陈科长说什么。但陈科长已经走了。诊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坐下来，拿起笔，想写处方。但笔拿在手里，他忽然不知道该怎么握。

    他的食指和中指，不知道该放在哪儿。

    一月十七日，荆州市某局，会议室。

    会议室里坐着十二个人。他们是局里的班子成员，今天开会，研究一个项目。项目不大，三百万，修一条路。

    会议开了两个小时，没结果。

    不是因为意见不统一，是因为—没有人有意见。

    第一个发言的是张副局长。他说：“我同意局长的意见。”

    第二个发言的是李副局长。他说：“我也同意局长的意见。”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十一个人，全部同意局长的意见。

    局长坐在主位上，看着他们，心里发毛。

    他想：你们全同意我，那我要你们干什么?

    但他没说出来。因为他说不出来。他张了张嘴，发现自己也想说“我同意局长的意见”，但他就是局长。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深呼吸。窗外是荆州市政府大楼，灰色的，方方正正的。他看了几十年，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今天他觉得不对。

    那栋楼，以前是十二层。现在是十三层。

    他转身，想告诉其他人。但他看见的是十一个人，整整齐齐地坐在会议桌旁，姿势一模一样：双手放在桌上，背挺直，目光平视前方。像十一个复制粘贴出来的人。

    他喊张副局长的名字。张副局长转过头，看着他，说：

    “局长，您有什么指示?”

    声音对。表情对。但眼神不对。张副局长的眼睛里，没有光。不是死人的那种没有光，是……像画上去的那种没有光。

    他后退一步，撞在窗台上。窗台上有一盆绿萝、他养了好几年了。

    他低头看绿萝。

    绿萝是塑料的。

    他摸了一下。塑料的，硬邦邦的，上面还有一层灰。他天天浇水，浇了好几年，浇的是一盆塑料花。

    他摸了一下。塑料的，硬邦邦的，上面还有一层灰。他天天浇水，浇了好几年，浇的是一盆塑料花。

    他抬头看那十一个人。他们还在等他说话。

    十一个人，十一个姿势，十一个表情，十一个替身。

    他忽然明白了：他不是局长。这也不是会议室。这是一个布景。他是布景里的一个道具。

    他坐下来，拿起笔，在会议记录上写：

    “全体同意，通过。”

    写完之后，他看着那行字。字是他的笔迹，

    但……他不记得自己会写字。

    一月十九日，荆州古城，老南门。

    有一座老宅子，青砖黛瓦，门楣上有块匾，写着“霍氏祠堂”。本地人都不记得这宅子什么时候有的，只知道一直在这儿，一直没人住，一直干干净净。

    四月十九日夜里，有人看见宅子里亮了灯。

    不是电灯，是油灯。昏黄的，一跳一跳的，照着窗纸上的人影。

    人影只有一个，端端正正地坐着，一动不动。

    有人推门进去。

    堂屋里坐着一个人。穿汉代的朝服，戴高高的官帽，脸方正，眉目威严，嘴角紧抿着。

    他面前摆着一方案几，案几上放着一摞竹简。

    “你是霍光?”有人问。

    那个人没回答。他拿起一卷竹简，展开，念：“元平元年，昭帝崩，无嗣。光迎昌邑王贺即位。二十七日，光奏太后，废贺。群臣皆惊光色不变。”

    念完，他放下竹简，抬起头。

    “群臣皆惊，光色不变。”他又念了一遍，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笑，又像不是。“他们惊，是因为他们以为，皇帝是真的。”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外面的荆州城。夜色里，万家灯火，安安静静。

    “老夫辅政十三年，换了两个皇帝。昭帝，昌邑王，宣帝。三个人，三种面目，三种脾气，三种想法。但他们坐的，是同一张龙椅。批的，是同一份奏章。听的，是同一套话。”

    他转过头，看着堂屋里的人：

    “你以为你在说话，其实话在说你。你以为你在做决定，其实决定在替你选。你以为你是你——你怎么知道，你不是被人换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