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总部内。

    克劳斯所在大厅的形态，接近于某个北欧风情的高档社区活动中心。

    地面铺设着浅灰色的环氧树脂，光洁如镜，能映出天花板上那些模仿天光的、巨大的矩形led灯板的模糊倒影。

    餐桌是清一色的长方形。

    桌面由厚重的、边缘圆润的白色热固性树脂制成；

    桌腿则是拉丝不锈钢，与桌面的温润质感构成一种微妙的、经过设计的和谐。

    这里甚至配置了娱乐设施。

    在大厅的一角，靠近落地窗的位置，摆放着一套音响系统。

    那是一对麦景图（ctosh）的后级功放，标志性的湖蓝色功率表在黑色玻璃面板后幽幽发光，驱动着两座与成年男子等高的、黑色钢琴烤漆饰面的b&w落地音箱。

    音源则是一台古旧却保养极佳的卓然（thorens）td 160黑胶唱机。

    克劳斯·施密特的位置，正处于其中一座音箱的侧前方，可被定为“皇帝位”的区域。

    此刻，空气中流淌的，是一首经典的摇滚，crea乐队的《sunshe of your love》

    失真的吉他riff如同一匹彩色绸缎，在空间中翻滚、折叠，而贝斯则像一颗沉重的心脏，在绸缎之下有规律地、固执地搏动。

    这是他自己点播的乐曲。

    在这里，他们可以通过联系工作人员，申请播放那些被归类为“安全的、具有疗愈效果的”音乐。

    这听上去像一个低劣的、充满讽刺意味的玩笑，但事实上，所有人都对此报以极高的热情。

    任何旋律，哪怕是拙劣的，都可以是一种慰藉，一种对自我的彰显，对外界联系的确认。

    系统每天会从所有申请中抽取五首进行播放——直到今天，在被关押的第十二天，克劳斯提交的选项才终于被纳入名单。

    然而他此刻却发现，自己对这首歌并不满意。

    问题不出在音响上——恰恰相反，是这套系统过于优秀了。

    它将那个劣质数字音源中的所有瑕疵都毫无保留地、精准地放大了。

    黑胶录制过程中未能完全滤除的低频噪音、母带处理时过于激进的压缩所导致的动态范围损失，以及高频部分那如同毛玻璃般的粗糙质感，此刻都变得纤毫毕现。

    如同在一幅宏伟的油画上，能清晰看到画布本身的粗劣纹理。

    那份本该浑然一体的和谐感，被这些细节无情地破坏了。

    他有些想申请更换一首。

    规则里没有先例，但想来有可能会被允许。

    不过，他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必须吃掉他的午餐。

    克劳斯盯着面前餐盘里的食物看了很久。

    那是一份厚实的、可以被描述为“由芝士、牛肉和面包组成的食物”的东西。

    烤至金黄色的吐司之间，夹着融化的、色泽如同琥珀的切达芝士与一层肉眼可见其纤维质感的牛肉饼。

    他很饿，腹中传来一阵阵空洞的、近似于痉挛的信号，但食欲却如同被潮水淹没的沙滩，只剩下湿漉漉的、了无生趣的平坦。

    他觉得那芝士有股怪味。

    那并非食物腐败的酸臭，而更接近于某种工具的味道，像是将一口许久未用、清洁不善的铁锅烧热后，所升腾起的那股混合着陈年油垢和清洁剂气味的、怪异的气息。

    “有人想吃这个吗？”

    他问，声音不大，刚好能覆盖他们这张六人长桌。

    “看上去还行。”

    一个声音回应道。

    说话的是一个留着浓密络腮胡的中年男人。

    他是简-皮埃尔（jean-pierre），一位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证券经理，在不久前一场席卷全国的经济动荡中做出了灾难性的判断，最终倾家荡产，才勉强避免了牢狱之灾。

    继而投身于起义。

    “要换吗？”

    克劳斯将目光投向对方的餐盘。

    那是一幅令人费解的景象：两张颜色苍白的、表面布满细小气孔的圆形面饼，上面浇着一层深褐色的、如同原油般粘稠的糊状物；

    旁边是一角苹果派，派皮上却散落着一些切得极碎的、半透明的白色颗粒，散发着一股微弱却极具穿透力的辛辣气味。

    此外还有一小碟奇怪的蘸料。

    “这是什么？”

    克劳斯问道，他的眉头微微蹙起，

    “这看上去……像是某种出自洛夫克拉夫特小说里的、不可名状的东西。

    还有这个。”

    他用下巴指了指那个蘸料。

    “巧克力酱煎饼和，那叫什么来着，对，蒜蓉苹果派，还有贵州辣椒蘸料。”

    简-皮埃尔解释道，语气里带着掩盖不住的迟疑，

    “食品单里只有这一道标着‘中餐’，所以我就点了。”

    一位和他一样，在每周菜单上勾选了错误选项的倒霉蛋。

    克劳斯心想。

    “我相信这一定不是什么正经食物。”

    “来吧，换一下吧，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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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皮埃尔恳求道，脸上露出期盼，

    “我昨天就吃了这个，相信我，味道不差。”

    “想都别想。”

    克劳斯最终做出了决定。

    他清晰地看到，对方脸上沮丧的表情。

    那丛浓密的胡须，都仿佛因为沮丧而耷拉了下去。

    “乔尔呢？”

    另一位同桌的囚犯忽然开口。

    那是一个瘦高的青年男士。

    他的五官像是被随意地丢在一张过分拉长的脸上，没有任何一处可以被冠以“标准”或“和谐”之类的评语，却因此构成了一种廉价的、令人过目即忘的样貌。

    他问起了乔尔——这同样是克劳斯此刻最关心的问题。

    他的室友，乔尔·布兰登，在上午时和另外几个人一起，被带走接受了会面。

    其他人在午饭前半小时便陆续被送了回来，唯独乔尔没有。

    直到现在，他的位置依旧空着。

    “我从上午开始就没见过他，”

    那个瘦高的青年回答，同时朝不远处的配餐桌瞥了一眼。

    乔尔补充道：

    “他被带去会面，就没回来过。不过，他的午饭照常供应。”

    边上的两个囚犯闻言，凑过去确认了这一点。

    乔尔的午餐很好认——独一无二的蔬菜沙拉与一份全麦恰巴塔面包。

    只有他一位会点这道，据说是出于健康考虑。

    “他那儿出了什么事吗？他们给了他条件，他接受了，然后被释放了？”

    有人猜测。

    “他是个固执分子。我想不会。”

    “今天被约谈会面的，都是固执分子。”

    人们轻松地讨论着。

    这里的氛围确实不差。

    虽然这是一个集中关押他们这些囚犯，并冠以“病人”之污名的处所，但伊米塔多公司的人却表现得彬彬有礼。

    他们似乎仍然执着于程序上的某种合法合规，除了必要的威逼利诱，从未诉诸过暴力。

    这在他们占据着绝对道德与物理优势，而对手任人宰割的情况下，极其罕见。

    在这里，你只需要在被约谈后，签署一份协议，承诺放弃“不切实际的坚持”，承认病情并接受治疗方案，就可以在一周的“康复计划”后，直接离开，重新面对生活。

    一小半的人在第一次约谈时就离开了，多数人在第二次。

    两次之后仍然留下的，便被贴上了“顽固分子”的标签。

    乔尔·布兰登就是其中之一，且是最顽固的那一派。

    而克劳斯——他很特别。

    他从未被约谈过。

    虽然没有亲眼见到那些约谈的场面，且乔尔对其的态度极为恶劣。

    但这些传闻，依然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心。

    但现在，克劳斯感到了一丝烦闷。

    他看到，那些早上同样接受了约谈的顽固分子，此刻都表现出一种极度的缄默，如同被抽走了声带。

    没有人开口回应关于乔尔的疑问。

    他们只是低着头，吃着各自盘中的食物。

    一定发生了什么。

    他看向离他最近的那一位。

    “马可·安东尼（ar antonio），”

    他叫出了对方的名字，“你知道他怎么样了吗？”

    那位被点到名的男士身体猛地一颤，餐叉从指间滑落，在桌面上发出清脆的撞击声。

    他立刻拾起餐具，用手胡乱地整理了一下自己本就乱蓬蓬的头发，然后摇了摇头。

    从头到尾，他都不敢抬眼看克劳斯的眼睛。

    “我不知道。”

    他的声音细若蚊蝇。

    “你看上去就像个该死的同性恋者。”

    克劳斯说，

    “但我知道你不是。

    正面回答我，不要说谎，不要该死地藏着话——”

    他的语气逐渐失去了控制，如同即将沸腾的水，开始冒出危险的泡。

    他身侧的两个人不自觉地与他拉开了一些距离。

    他在做错事。

    是的，当然，克劳斯知道。

    他在让自己变得不受欢迎，在破坏这个脆弱的、由共同的困境与合乎情理的礼貌所构筑的稳定局面。

    但他知道，自己必须问清楚。

    乔尔·布兰登无疑是个好人，也是个聪明人。

    他是一个真正理解这场运动意义的人。

    他知道其存在的问题，知道方针与执行上的种种谬误，并对此有着严肃而有效的剖析，甚至构想出了一套虽然远未成熟的解决方案。

    他对于自己的理想绝对忠诚，既懂得如何阐释它，也懂得如何去实现它，他清楚地知道目标为何物，并不懈地为之努力。

    他是真真正正明白克兰普政府的错误，一位愿意向着野蛮、自私与邪恶斗争的斗士。

    克劳斯作如是想。

    乔尔的存在，让他重新思考了整场起义的意义，并重新燃起了某种希望

    ——起义之所以高尚，便是因为有乔尔这样的人存在；

    之所以失败，便是因为乔尔没有成为领袖，而成为领袖的是卡迈克尔那种叛徒。

    失败并不能泯灭其内核的伟岸与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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