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8日上午九点，天津火车总站货场。

    

    太阳已经升得老高，白晃晃的光线毫无遮拦地倾泻在货场的水泥地面上，反射出一片刺眼的白。铁轨在日光下闪着银灰色的光，一直延伸到远方，看不见尽头。

    

    货场里堆着各种货物，有麻袋装的粮食，摞得整整齐齐，像一座座小山；有木箱装的机器零件，箱子上印着外文字母，看不清是什么；还有一些用油布遮盖的散货，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只能看见油布

    

    空气里混杂着煤烟、铁锈和牲畜粪便的味道，还有一股说不清的霉味，从那些堆积已久的货物里散发出来，钻进人的鼻子里，让人忍不住想打喷嚏。

    

    天津警察剿匪大队的四辆装甲车和十辆卡车，天还没亮就早早地来到了总站货场。此时正在缓缓开上火车平板车厢。

    

    四辆雷诺装甲车排成一列，车头朝着火车尾部的方向，司机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油门，履带和轮胎压在铁质的渡板上，发出“哐当哐当”的沉闷声响，那声音在空旷的货场里回荡，像是打雷一样。

    

    每一个渡板都搭在平板车厢和站台之间，钢板被压得微微下弯，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像是随时都会断掉，可又稳稳地撑住了。

    

    度彭警司亲自挥着小红旗，大声指挥着方向。他穿着一身蓝色的工作服，是王汉彰临时给他找的，有些宽大，袖口挽了两道，露出毛茸茸的手臂。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半张脸。他趴在平板车厢边上，探出半个身子，双手比划着，那面小红旗在他手里挥来挥去，像一团跳动的火焰。

    

    “往左打一点！好！停！”他的声音又高又亮，在货场里回荡，压过了所有的噪音。他的法语口音还是很重，可那些司机已经听习惯了，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装甲车司机从观察窗里探出头来，满脸是汗，照着指令轻轻修正方向。装甲车宽大的轮胎几乎贴着车厢边缘驶过，围观的人都捏了一把汗。等第一辆装甲车稳稳地停在平板车厢中央，众人才松了口气。

    

    十辆福特卡车随后一一开上去，一共用了七节平板车厢。每节车厢之间用铁链连接好，车轮胎下还塞了三角木，防止运输途中滑动。

    

    平板车厢后面又挂了两节闷罐车厢，黑灰色的铁皮车厢，只有顶部几个小透气窗，里面光线昏暗。

    

    剿匪大队的士兵们正在依次登车，每个人背着自己的步枪，枪口朝下，枪带勒在肩膀上，走得快了，枪托就颠起来，打在腰上，发出“啪啪”的声响。腰里挂着子弹盒，黄铜的扣子在阳光下闪着光，有的还多挎了一把驳壳枪，枪柄上缠着红绸子，垂下来一截，在风里飘着。

    

    他们连拉带爬地上了车，有的踩着踏板，有的扒着车门，有的被人从后面推了一把，车厢里铺着厚厚的稻草，稻草是新的，还带着一股子草香味，踩上去软绵绵的。士兵们在车厢里席地而坐，把枪靠在膝盖上，互相低声交谈着，有人抽烟，有人喝水，有人闭着眼睛养神，有人小声开着玩笑，气氛不算紧张，但也绝不轻松。

    

    王汉彰、李汉卿、安连奎和秤杆四人站在月台上，看着手下的警察用苫布将装甲车和汽车苫得严严实实。苫布是厚帆布的，深绿色，边缘有铜制扣眼，用粗麻绳绑在车厢的铁环上。风一吹，苫布呼啦啦地响，像一面面旗帜。

    

    王汉彰穿着一件黑色的保安队警服，领口敞着，露出一截脖子。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眉头微微蹙着，眼睛一直盯着那些正在苫盖的车辆。他的手里拿着那个带着弹孔的银质烟盒，不停地摩挲着，那是他紧张时的习惯动作。

    

    剿匪大队刚刚成立不足十天，虽说从训练上看水平还不错，但如此仓促地拉出去打仗，王汉彰的心里还是没底。那些新兵的枪法虽然出奇地好，可那是在靶场上，没有子弹从对面飞过来，没有炮弹在身边爆炸，没有人在你耳边惨叫。真到了战场上，枪声一响，硝烟一起，还能不能稳住，谁也不知道。

    

    那些装甲车看着威风，可真正开起来、打起来，会不会出故障？度彭警司虽然经验丰富，可他毕竟只是一个人，同时指挥四辆车，会不会手忙脚乱。那几个临时培训的炮手，在训练场上连角度都转不对，上了战场能行吗？

    

    这场仗胜了，固然是皆大欢喜。可一旦败了，那自己这段时间的心血可就算是付之东流了。那些钱，那些枪，那些弟兄们，还有自己在天津卫好不容易攒下的名声，全都会化为乌有。

    

    想到这，王汉彰低声问道，声音压得很低，只有身边的李汉卿能听见：“老李，铁路方面的事儿你都安排好了？中间不会出嘛纰漏吧？”

    

    李汉卿胸有成竹地笑了笑，那笑容很轻松，但王汉彰注意到他的手也在微微发抖。李汉卿穿着一身黑色的警察制服，腰间的武装带扎得很紧，枪套里的左轮手枪露出一点枪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来，上面画着详细的路线图，标注了各站停靠时间和换车头的位置。

    

    他说：“小师叔，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我都安排好了，咱们上午十点发车，下午两点左右到北平。从北平东站经长辛店、琉璃河、涿州、定兴到安素站，差不多是下午五点。从安素站下车，车队直接开到安平县城，差不多要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咱们再把修整吃饭的时间算上，晚上十点之前肯定能到安平县城！”

    

    他的手指在地图上划着，每经过一个站就点一下。“铁路上的事，我跟北平方面也打了招呼，车皮调度没问题。平汉线那边货运不多，咱们这趟车不会受嘛阻挡。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王汉彰点了点头，目光从地图上移开，又看向那些正在登车的士兵。他看见秤杆站在闷罐车厢门口，正一个一个地点着人数，手里的铅笔在本子上记着什么。

    

    秤杆今天穿着一身崭新的黑色警服，帽子戴得端端正正，腰里的毛瑟C96擦得锃亮。他走路的时候腰板挺得笔直，和以前那个吊儿郎当的样子判若两人。

    

    前天下午，安连奎派去侦查安平县的人带回来消息。那个探子是安连奎在关外时候的老弟兄，人机灵，会骑马，在安平县附近转了两天，把县城里的情况摸了个七七八八。

    

    安平县保安团还跟往常一样，没有什么变化。保安团的驻地就在南城门内西侧的大院之中，那院子原来是县衙的一部分，三进三出，青砖灰瓦，有几十间房，能住二百多人。说是保安团，可实际上只有一百多人。

    

    每天晚上这些人都睡在保安队里，保安团只留一个头目带队值夜，其余的人该回家的回家，该逛窑子的逛窑子。

    

    值班的人掌管着枪库钥匙，剩下的中队长、小队长没有钥匙。等到熄灯之后，大多也都溜出去。有的回家抱老婆，有的去逛窑子，有的在赌场过夜。

    

    只要进攻的速度够快，控制住值班的头目，保安团的人连枪都没有，更别说抵抗了！枪都在枪库里锁着，没有钥匙，他们就是一群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不过四个城门站岗的团丁倒是有枪。但人数不多，总共只有二十几人，每人一支三八式步枪，但子弹有限，一人只有十几发，构不成什么威胁。

    

    袁文会更是不会在保安队住。他每天晚上基本都会去县城里面的妓院百花楼喝酒，那百花楼在县城十字街北边，是安平县最大的窑子，上下两层，有十几个姑娘。

    

    袁文会是那里的常客，出手阔绰，老鸨见了他就跟见了亲爹一样。他吃饱了喝足了之后，晚上回他在安新县的老宅居住。袁文会的老宅在安新县的十字街，高门大院，还有一个狮子门楼，门口蹲着两个石狮子，门楣上刻着“积善之家”四个字，一眼就能认出来。

    

    唯一的问题就是安平县的城门，每天晚上日落之后都会关闭。想要打开城门，那可是一件麻烦事。城门是木头的，包着铁皮，厚有半尺，从里面用粗大的门闩闩着，门闩有碗口粗，要两个人才能抬动。城墙上还有团丁巡逻，虽然人数不多，可一旦惊动了他们，他们就会敲锣示警，整个县城都会惊动。

    

    要知道自古以来攻城都是一场苦战，王汉彰小时候从评书里面听说，守城一方有什么滚石、礌木、千斤闸，还有什么狼牙拍、火流星，甚至阴损无比的金汁，那是用粪水熬的，浇在人身上又烫又毒，沾上就死，碰上就亡啊！评书里的那些大将，攻一个县城动辄死伤几千人，最后还未必能攻下来。王汉彰一想到这些，心里就发虚。

    

    不过度彭警司却告诉王汉彰，在现代化的武器面前，那些中世纪的防守根本就像是纸糊的一样。别说是安平县那种小县城的城门，就算是天津这种巨大的城门，装甲车也能轻松地撞开。

    

    度彭拍着装甲车的钢板说：“你看这钢板，20毫米厚，以每小时三十公里的速度撞上去，木制的城门就像饼干一样碎掉。城门后面的门闩，再粗也不过是根木头，装甲车的重量加上速度，一撞就断。”

    

    上午九点半，天津警察剿匪大队的人车已经全部上车。平板车厢上的装甲车和卡车都用苫布盖得严严实实，从外面看只能看见一堆鼓鼓囊囊的帆布。闷罐车厢里坐满了警察，车门半掩着，里面传出低低的说话声和偶尔的笑声。

    

    王汉彰将手中的香烟扔到地上，用鞋底捻灭，那烟头在水泥地上滚了滚，冒出一缕青烟。他抬头看了看天，太阳已经偏南，快到头顶了。他深吸一口气，大声说：“出发！”

    

    他的声音在货场里回荡，震得铁轨都嗡嗡响。火车头拉响了汽笛，呜——那声音又长又响，划破了天空，向远方传去，像是在宣告着什么。车轮开始缓缓转动，铁轨发出有节奏的撞击声，哐当，哐当，越来越快，越来越急。火车缓缓驶出货场，驶向远方，驶向那个他们从未去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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