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
这封信写于延安，一个黄土高原上的小城。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到你手里，也许一个月，也许半年，也许永远到不了。但我还是写。有些话必须写下来，哪怕最后只能压在我自己的箱底。
到延安三个月了，之前在北非，后来绕道莫斯科，经过中亚，最后从新疆入境，一路往东。走了半年多，路上的事太多，不细说了，等见面再告诉你。
说正事。
延安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没有高楼，没有电灯，没有柏油马路。人们在窑洞里办公，在煤油灯下读书，在黄土坡上开荒种地。
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粗布衣，住的是冬暖夏凉的土窑洞。条件比伦敦差远了，比北非的战场也好不到哪去。他们的领导人接见了我，问英国的情况，问战后重建的计划。我说了我知道的，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后他请我吃饭，白菜炖豆腐，馒头，一碟辣椒。他给我夹菜，说：“多吃点，你们从大老远来，不容易。”
埃德蒙，你知道吗，他那件军装的袖口磨得发白，领子翻起来，里面打了补丁。但他坐得很直，眼睛很亮，说话的时候，整间窑洞都安静下来。这里的人眼睛里有一种东西，我在别的地方没见过。不是狂热，是平静，是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也知道自己为什么死了的平静。
我来对了。
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整个边区没有几台X光机，青霉素更是稀罕物。你之前通过“信天翁”送来的那批药品，我们收到了。你不知道它们救了多少人，但还不够，远远不够。这里需要的不只是药品，还需要人。需要懂医学的人，懂防疫的人，懂公共卫生的人。
战争结束后，我想留下来，不是一时冲动，是想了很久的决定。这里的医疗体系几乎是从零开始，每一张病床、每一支疫苗、每一个受过训练的护士，都是从无到有一点点建起来的。我想参与这个过程，想看着它一点点长大。
我知道你会理解，你总是理解，但这一次，我请求的不只是你的理解。
埃尔，帮我照看一下家里。母亲年纪大了，埃莉诺那孩子你也知道，看着聪明，其实糊涂得很。上次那个理查德·威尔斯的事，多亏你骂醒她。我不在的时候，你就是她们的依靠。
别让她们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前段时间写信跟她们说去瑞士采访，她们不知道我在中国，别告诉她们。就说我在瑞士，在瑞典，在任何一个不在打仗的地方。等战争结束了，我会回去看她们，到时候再跟她们解释一切。如果回不去——算了，不说这个。
你最近怎么样？还是那么忙吗？上次听说你受伤了，差点没把我吓死。后来埃莉诺来信说你已经好了，还升了官。卫生部常务副部长，好大的官。我母亲说你是她见过的最年轻的部长，让我向你学习。我说学不了，你那种人几百年才出一个。
对了，汤姆呢？他应该快毕业了吧？上次见他还是个小豆丁，现在应该长成大小伙子了。替我向他问好，告诉他，我在延安见到一种蛇，通体漆黑，当地人叫它“黑乌梢”，跑得飞快，无毒，但咬人疼。我想他应该会感兴趣。
就写到这里吧，煤油灯快烧完了，明天还要早起去卫生院帮忙。
替我照顾好自己，别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扛。我知道你习惯那样，但有时候，也让别人替你扛一点。
弗朗西斯
1943年5月于延安
P.S. 信是托一位去重庆的同志带的，到重庆后再托人转到印度，再从印度转到伦敦。这条路很长，但我相信它一定能到。
埃德蒙把信翻来覆去读了三遍，然后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靠在椅背上。
窗外的阳光已经偏西了，在书桌上投下一块斜斜的光斑。斯特拉趴在他脚边，睡得正熟，尾巴偶尔动一下。
弗朗西斯去了延安。
他说“想留下来”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已经决定好了的事。他不需要商量，只需要埃德蒙知道。
埃德蒙笑了一下，带着一点无奈骄傲，还有一点说不清的东西。
他想起大学时候的弗朗西斯。辩论赛上，他站在正方三辩的位置，反驳对方关于“联合政府”的观点，语速快得像机关枪，说到激动处会用手拍桌子。
散场后埃德蒙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激动？他说，因为这是对的事。埃德蒙说，你怎么知道它是对的呢？他说，我就是知道。
那时候他们十九岁。
现在他二十三岁，在延安的黄土坡上，穿着粗布衣，吃着小米饭，在煤油灯下写信。
他还是“就是知道”。
埃德蒙把信放进书桌抽屉里，关上。
傍晚，埃德蒙回到家。
门推开的时候，客厅里很安静，只有壁灯亮着，暖黄色的光笼罩着沙发。
汤姆坐在那里。
他穿着一件白色衬衫，手里拿着一本很厚的书，封面上烫金的字迹在光下闪着。他看得很专注，眉头微微皱着，睫毛在颧骨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斯特拉趴在沙发扶手上，看见埃德蒙进来，耳朵竖了一下，又趴回去。
埃德蒙在门厅站了一会儿。
然后他走过去。
脚步很轻，地毯吞掉了所有的声音。他走到沙发后面，弯下腰，从背后环住汤姆的肩。
汤姆没动。
埃德蒙把下巴搁在他肩上，脸埋进他的颈窝，蹭了蹭，皮肤贴着皮肤，能感觉到脉搏在跳，一下一下，很稳。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肥皂的气味，阳光的气味，还有那种说不清的只属于这个人的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