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没有生命危险，但左腿骨折，三根肋骨骨裂，躺在县医院的病房里，浑身缠满绷带。他是为了采一株长在崖壁上的铁皮石斛，脚下一滑，滚落了十几米。

    

    “医药费要两万多。”母亲红着眼眶，“预交金还是你舅舅垫的。”

    

    我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双手抱头。手机震动个不停，有记者想采访后续，有网友发来私信询问情况，还有陌生号码发来辱骂短信：“骗婚狗不得好死。”

    

    最致命的一条来自李斌：“陈默，我刚收到消息，刘家那边又提交了新证据，几张潇潇手臂淤青的照片，说是你家暴的证据。虽然真实性存疑，但对你很不利。另外，他们找了寨子里的族长出面，愿意‘调解’，条件是你们撤诉，彩礼不退，但十九万赔偿可以降到八万。”

    

    八万。对我们家来说，依然是天文数字。

    

    我走进病房，父亲已经醒了，看见我，努力想坐起来。

    

    “别动。”我按住他。

    

    “默娃...”父亲声音虚弱，“官司，别打了。”

    

    “爸...”

    

    “我打听过了，刘家族长在县里有人。”父亲咳嗽起来，每一声都像扯着伤口，“我们斗不过的。八万块...我把家里的地卖了，再跟你舅舅借点...”

    

    “地不能卖！”我几乎是吼出来的，“那是爷爷奶奶留下的，卖了你们住哪？”

    

    “住哪都行。”父亲闭上眼睛，“总比把你逼死强。”

    

    我冲出病房，跑到医院天台，对着天空无声嘶吼。为什么？为什么老实本分的人要受这种欺负？为什么骗婚的人能逍遥法外？为什么法律保护不了最该保护的人？

    

    5月18日，开庭前两天。父亲坚持出院，说住院费太贵。我用轮椅推他回家，一路上他沉默得像尊石像。

    

    家里冷冷清清，因为要准备打官司，母亲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连堂屋那张八仙桌都没留下，空荡荡的地面上只留下四个深深的桌脚印。

    

    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隔壁房间父母压低的对话。

    

    “地契我找到了，明天就去办手续。”

    

    “那默娃以后怎么办？”

    

    “先过了这关再说...我就这一个儿子，不能看着他被逼死...”

    

    我用手捂住嘴，不让哭声溢出来。二十六岁，成年八年，非但没能让父母过上好日子，反而将他们拖入深渊。

    

    凌晨三点，我悄悄起身，看了一眼父母的房门，轻轻走了出去。夜色浓重，山路崎岖，我却走得异常平稳，像是走了千百遍。

    

    又来到那座桥。

    

    这次桥上有人。一个身影趴在栏杆上，水红色的连衣裙在夜风中飘荡。

    

    潇潇。

    

    她转过头，看见我，没有惊讶：“我知道你会来。”

    

    “你怎么在这里？”

    

    “这话该我问你。”潇潇点燃一支烟，火光在黑暗中明明灭灭，“来寻死？”

    

    我没回答。

    

    “我也是。”她笑了，笑声干涩，“陈默，我们俩真可笑。一个不想嫁却嫁了，一个想好好过日子却过不成。像两个提线木偶，被彩礼、被风俗、被家人的期望牵着走。”

    

    我走到她身边，看向桥下漆黑的河谷。传说这条河每年都要收走一个人，今年会是我们吗？

    

    “那些淤青照片是怎么回事？”我问。

    

    潇潇沉默了很久：“我爸打的。他说苦肉计才能赢官司。”

    

    我猛地转头看她。月光下，她的侧脸苍白，嘴角有一块新鲜的瘀伤，之前被粉底盖住了。

    

    “为什么告诉我？”

    

    “不知道。”潇潇吐出一个烟圈，“也许是因为，在这座桥上，我们终于可以不说谎了。陈默，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骗你，我只是...没有勇气反抗。”

    

    “如果我当初坚持退婚...”

    

    “你不会。”潇潇打断我，“你父母不会同意，我父母也不会同意。我们就像两棵被种在一起的树，根还没扎稳，就被要求开花结果。”

    

    烟抽完了，她把烟蒂弹进河谷，那点红光划出一道弧线，迅速被黑暗吞噬。

    

    “其实我见过你和大黄。”潇潇忽然说，“结婚前，我偷偷来看过你。你在河边给牛洗澡，动作很轻，还跟它说话。那时候我想，对动物都这么温柔的人，应该不会太差。”

    

    我记起那天。大黄生病不肯喝水，我哄了它好久。原来有一双眼睛在远处看着。

    

    “十九万赔偿，我不会要的。”潇潇说，“明天我会去法院撤诉。彩礼钱...我会打工慢慢还你，虽然可能需要很多年。”

    

    “你爸不会同意的。”

    

    “那就让他打死我好了。”潇潇的声音很轻，却有种决绝，“反正这种日子，我也过够了。”

    

    我们并排站着，像两个等待末日的囚徒。东方泛起鱼肚白，天快亮了。

    

    “陈默，如果重来一次，你会怎么做？”潇潇问。

    

    我想了想：“还是会结婚吧。不然怎么知道是错的。”

    

    她笑了，这次是真的笑，眼睛弯成月牙：“我也是。”

    

    晨光熹微中，我们各自转身，走向桥的两端。我以为这是结束，是和解，是新开始的第一步。

    

    我错了。

    

    回到家，母亲在厨房熬粥，父亲坐在院里的竹椅上，腿上还打着石膏。看见我，他松了口气：“一大早去哪了？”

    

    “散步。”我说，“爸，妈，官司我们不打了。钱我会想办法还，地不能卖。”

    

    母亲愣住了，父亲深深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

    

    上午九点，手机响了，是李斌：“陈默，好消息！刘家刚才联系我，说愿意调解，彩礼退一半，赔偿金不要了！”

    

    我愣住了：“潇潇撤诉了？”

    

    “撤诉？没有啊，她是同意调解。怎么了？”

    

    “没、没什么。”我挂断电话，心中涌起不祥的预感。

    

    下午两点，消息传来：有人在桥下河谷发现一具女尸，水红色连衣裙，手腕上系着红绳银铃。

    

    潇潇终究没有走下那座桥。

    

    警方初步判定为自杀，但刘家人不认。他们带着全寨老少围了派出所，说是我逼死了潇潇，要求严惩“杀人凶手”。

    

    舆论再次反转。之前同情我的人开始质疑：“能把新娘子逼到跳桥，这男人得多可怕？”刘家适时地放出那些淤青照片，配上悲情文字：“女儿长期遭受家暴，不堪忍受选择轻生。”

    

    我们家的房子被泼满了红油漆，像一片血海。父母不敢出门，我辞了工作，每天面对的是无尽的谩骂和威胁。

    

    5月20日，原定开庭的日子，我独自站在桥上。风很大，吹得人摇摇欲坠。

    

    手机里是李斌发来的最后一条信息：“陈默，坚持住。法律会还你清白。”

    

    会吗？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父亲卖地的合同已经签了，八万块钱即将转入刘家账户。而潇潇死了，死在十九万彩礼编织的网里，死在这座本该通往希望的桥上。

    

    桥下的河水静静流淌，千百年来，它见证了多少类似的悲剧？彩礼、嫁妆、面子、风俗...这些无形的东西，比水泥钢筋更坚固，比河谷更深不见底。

    

    我翻过栏杆，身体悬空。

    

    风吹过耳畔，像潇潇手腕上银铃铛的声音，清脆，却冰冷。

    

    坠落的过程中，我最后想起的，竟是那头叫大黄的黄牛。它被牵走那天，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

    

    现在，我也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