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见我妈。
梦里她还是十年前的样子,围着那条蓝底碎花的围裙,站在厨房里包饺子。面板上撒了薄薄一层面粉,她手指很灵巧,一捏一个褶。
“妈,我不想在老家待了。”我说。
她没抬头,继续包饺子:“那就出去闯闯。”
“我同学在无锡,说那边机会多。”
“嗯。”
“我要是走了,就剩你一个人了。”
她这才抬起头,笑了笑,眼角细密的纹路挤在一起:“傻孩子,我还能陪你一辈子?”
我想说点什么,但嗓子像被什么堵住了。低头一看,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只酒杯,杯底沉着几颗没化开的饺子。
我醒了。
窗帘缝隙透进灰白的光,天亮了。李健的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人不在。我摸手机,7:43,屏幕上有十几条未读消息,全是工作群的拜年信息,红包一个没抢到。
我想坐起来。
左臂不听使唤。
不是麻,是完全没有感觉,像那条手臂不是我的,只是谁睡前忘在了我身边。我试着用右手去掐,指甲陷进皮肉,连疼都感觉不到。
胃倒是不烧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怪的胀满感,像吞了一整块冰,从食管到胃里,又硬又冷。我想起昨晚吐出来的东西,暗红色,我还以为是红酒——可昨晚没人喝红酒。
那是什么颜色来着?
我躺了一会儿,试着再次起身。这次成功了,我用右臂撑着床沿坐起来,左臂软软垂着,像个摆设。脚踩到地板的瞬间,小腿肌肉突然抽搐,我扶着床架站了几秒,等那阵过电似的疼过去。
宿舍里没人。
隔壁床的王磊床铺没动,可能昨晚压根没回来。窗台上养的那盆绿萝蔫了,叶子耷拉着,边缘发黄。我盯着它看了很久,久到意识到自己根本没在思考,只是单纯地发呆。
然后我低头,看见床边的拖鞋摆反了。
左边那只放到了右边。
我不记得自己脱鞋的。事实上,我完全不记得昨晚怎么回的宿舍。谁送我回来的?怎么脱的鞋?为什么只脱了一只?另一只呢?
我低头找,没找到。
算了。
我拖着左腿走向卫生间——是的,左腿也开始不听使唤了,像灌了铅,每一步都要用尽全力。镜子里的人让我愣住:颧骨突出,眼眶深陷,嘴唇没有一点血色,像从水里捞出来又晾干的纸。
那是二十八岁的脸?
我打开水龙头,弯腰洗脸。冷水激在皮肤上,激灵灵打了个寒噤。擦脸的时候,我发现毛巾上有血。
不多,几缕丝状,像红线。
我把毛巾翻了个面,擦干,挂回去。
8:15。
李健还没回来。我给部门主管发微信,说我身体不太舒服,下午能不能请假。十分钟后他回:年会累了吧?好好休息,节前也没什么事了。
我回:谢谢主管。
他回:昨晚喝得不少吧?年轻人还是要多锻炼。
我把手机放下,靠着床架坐在地上。地板很凉,寒气顺着尾椎骨往上爬,我不想动。太阳渐渐升高,阳光从窗帘缝隙斜切进来,在地上画出一道金线,慢慢移动。
8:47。
我打电话给我妈。
响了六声,她接了。
“小默?这么早打电话,出啥事了?”
“没,”我努力让声音听起来正常,“就是问问你,家里冷吗?”
“不冷,今年暖冬。你呢?无锡冷不冷?”
“还好。”
“年会上吃得好不好?”
“好。”
“喝了多少酒?”
我沉默了两秒:“没喝多少。”
她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说不信,你说话声音都变粗了,嗓子哑成那样还骗人。我没争辩,听着她絮絮叨叨说家里的事:隔壁张阿姨的儿子过年要带女朋友回来,村东头的老李肺癌住院了,今年猪肉便宜,她灌了好多香肠等我回去吃。
“妈,”我打断她,“我今年过年可能回不去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
“为啥?”
“公司……春节要值班。”
“哦。”她的声音低下去,“那年后呢?”
“年后看情况。”
“那你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少喝酒,别熬夜,天冷多穿点……”
我听着,眼眶慢慢热了。不是感动,是另一种说不清的酸涩。地板太凉了,凉气顺着骨缝往里钻。
“妈,”我又说,“我挺好的,你别担心。”
“好,好。”
挂电话的时候,我听见那边有吸鼻子的声音。
10:23。
李健推门进来,拎着两袋包子。看见我坐在地上,他愣了一下:“你咋了?”
“没咋。”
“脸白成这样,还没咋?”他把包子搁桌上,走过来扶我,“昨晚喝太多了,叫你别喝你不听。”
我想说我没想喝,是他们一直倒,一直劝。话到嘴边,变成一句:“几点了?”
“十点多。早饭还热着,吃点?”
“不饿。”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顿了片刻,他说:“昨晚是周经理开车送你们几个回来的。你喝得最多,他说叫了你好几声都没反应,让我给你盖好被子。”
“他……还说什么?”
“没说什么。就说年轻人实诚,以后好好干。”
我笑了一下。
李健看着我,欲言又止。他把包子往我这边推了推:“好歹吃一口。”
我拿起一个包子,咬下去,面皮在嘴里散开,没有味道。我嚼了很久才咽下去,食管划过一道钝痛,像那团面团一路剐蹭下去。
“你手怎么了?”李健突然问。
我低头,看见自己的左手——它放在膝盖上,姿势很怪,五指蜷缩,像握着一个看不见的酒杯。
我试着张开它。
手指纹丝不动。
“抽筋了吧,”我把手塞进外套口袋,“没事。”
李健没再问。
下午一点多,我开始感觉冷。
不是外面冷——宿舍有暖气,室温二十度,李健只穿一件卫衣。我是从里面开始冷的,像五脏六腑都浸在冰水里,骨髓都在打颤。
我裹上棉被,还是冷。
李健说你是不是发烧了,伸手探我额头。他的手温比我的手背还凉——不对,是我太烫了。他找出体温计,甩了甩递给我。
五分钟后拿出来:三十九度四。
“得去医院。”他站起来找外套。
“不用,”我拉住他,“我有退烧药,吃点就好了。”
“你烧成这样——”
“真不用。”我把被子拉上来,盖住下巴,“过年呢,跑什么医院。我睡一觉就好了。”
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
“那你喝点热水。”他最终说。
我点头。
他给我倒了杯热水,放在床头,然后坐到自己的床边,开始玩手机。我知道他没在玩,他在时不时抬头看我。
我闭上眼睛。
迷糊中,我想起小时候发烧,我妈也是这样坐在床边。她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就是守着,隔一会儿探探我额头,换一块凉毛巾。那时候村里的卫生室很远,夜里不值班,她就这样守一夜,天亮再背我去镇上看病。
我现在也发烧,身边有李健,可还是觉得离什么很远。
黄昏的时候,体温降到三十八度二。
我以为快好了。
晚饭我喝了几口粥,李健下楼扔垃圾,我一个人坐在床上。窗帘没拉,能看见对面居民楼亮起一盏盏灯,橙黄色,暖的。有人在厨房里炒菜,油烟机嗡嗡响;有个小孩趴在窗边写作业,台灯照出一个毛茸茸的脑袋。
我看了很久。
那是我从来没拥有过的东西。不是不想,是没机会。技校毕业就出来打工,先在苏州干了三年电子厂,后来到无锡,劳务派遣,没有公积金,没有年终奖,年会上的梦之蓝是我这一年喝过最贵的酒。
有人敲门。
我去开门,门外没人。地上放着一个快递盒,打开,是一箱苹果,我妈寄的。
箱子里有张纸条,她手写的,字迹歪歪扭扭:
“苹果要放冰箱,不然容易坏。过年回不来就算了,等你有空再回。妈都好。”
我蹲在地上,抱着那箱苹果,很久没起来。
夜里十一点多,李健睡了。
我睁着眼,盯着天花板。左手还是没知觉,我用右手揉,从手指揉到肩膀,揉到皮肤发红,还是没知觉。
心口开始疼。
不是尖锐的刺痛,是一种沉沉的闷痛,像有什么东西压在胸腔上,一点一点往下坠。我试着深呼吸,吸到一半就被堵住了,像气管里塞了团棉花。
我翻身,把枕头垫高。
还是喘不上气。
我侧躺着,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每一下都很重,震得肋骨发麻。间隔在变长,咚——咚——咚——
我数着。
一下,两下,三下。第四下等了三秒还没来。
然后猛地一跳,像谁在心尖上踩了一脚。
我张嘴想喊李健,声音卡在喉咙里,只发出一声短促的气音。我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手机,指尖刚碰到边缘,一阵剧烈的眩晕攫住我。
眼前发黑。
不是全黑,是那种从边缘向内收拢的黑,像舞台落幕。光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只剩硬币大的一小点。
我想抓住什么,手指只攥住了被角。
然后连那点光也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