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晚上十一点二十分驶入温州站。

    月台上灯火通明，比上海站更加喧嚣。叫卖声、吆喝声、方言的交谈声混成一片。挑着担子的小贩在人群中穿梭，担子里是热气腾腾的馄饨、汤圆、炒粉干。

    “温州到了。”林卫东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坐了九个多小时的硬座，腰都快要断了。

    四人随着人流下车。刚踏上月台，一股湿热的海风扑面而来。七月的温州，比滨城闷热得多。

    “先找地方住下。”林卫东看了看表，“明天一早去找陈老四。”

    “我知道个招待所，离这儿不远。”孙建军说，“去年我来过，挺干净，也不贵。”

    “行，建军哥带路。”

    四人挤出车站。站前广场上停着不少三轮车，车夫们用带着浓重温州口音的普通话揽客：“去哪？三轮车走不走？”

    孙建军熟练地用温州方言和车夫讨价还价，最后以两块钱的价格谈妥，送他们去招待所。

    三轮车在狭窄的街道上穿行。夜晚的温州依然热闹，许多店铺还开着门，灯火通明。街道两旁摆满了地摊，卖衣服的、卖鞋的、卖小商品的，琳琅满目。

    “这里比深圳还热闹。”孙建军感慨。

    “温州人做生意是天生的。”林卫东说。前世他来过温州多次，知道这片土地孕育了多少商业传奇。

    招待所在一条小巷里，是一栋五层楼，招牌上写着“红星旅社”。门面不大，但还算干净。

    “四人间，住两晚。”孙建军上前台办手续。

    前台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烫着时髦的卷发，穿着碎花连衣裙。她看了看介绍信，又打量了一下四人：“四人间没了，有两个双人间，挨着的。”

    “行。”孙建军交了钱和押金，拿了钥匙。

    房间在三楼，302和303。推开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房间很小，两张单人床几乎挨着，一个床头柜，一盏昏暗的白炽灯。但好在有窗户，可以通风。

    “凑合一晚吧。”林卫东放下行李，“明天办完事，咱们住好点的。”

    “这就不错了。”赵志刚说，“比我们跑车住的招待所强。”

    四人简单洗漱后，林卫东拿出装国库券的包，仔细清点。一百张，一张不少。

    “明天几点去找陈老四？”孙建军问。

    “约好是上午。”林卫东说，“他在香茗阁喝茶，一般十点前都在。”

    “那咱们九点出发。”

    “行。今晚好好休息，明天是关键。”

    这一夜，林卫东睡得不安稳。隔壁房间有人打呼噜，窗外时不时传来摩托车的声音。他躺在床上，脑子里反复盘算明天的交易细节。

    价格是谈好的一百零一，但陈老四会不会变卦？毕竟一万块面额的券，不是小数目。如果陈老四压价，该怎么办？如果陈老四验货时挑毛病，又该怎么办？

    还有，拿到钱后怎么安全离开温州？一万多现金，不是小数，路上会不会被盯上？

    想着想着，天就亮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四人起床，在招待所楼下吃了早饭——豆浆油条。温州的油条比北方的细，但更脆。

    九点整，出发去香茗阁。

    香茗阁在五马街尽头，还是那栋二层木楼。早上人不多，一楼只有几个老人在喝茶看报。

    “陈老板在吗？”林卫东问伙计。

    伙计认出了他：“在，二楼雅间。陈老板交代了，您来了直接上去。”

    四人上楼。二楼雅间里，陈老四正在喝茶，对面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看起来像干部。

    “陈老板。”林卫东敲门。

    “小林来了？”陈老四抬起头，看到林卫东身后的三人，挑了挑眉，“这几位是？”

    “我朋友，一起做生意的。”林卫东说。

    “坐。”陈老四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这位是信用社的张主任。”

    “张主任好。”林卫东礼貌地打招呼。他心里一动，信用社主任？难道是陈老四的资金来源？

    “小同志好。”张主任点点头，继续喝茶，但眼睛在打量林卫东几人。

    “货带来了？”陈老四问。

    “带来了。”林卫东把布包放在桌上，“一百张，85年的，一百面额。”

    陈老四打开布包，拿出一沓券，开始验货。他验得很仔细，每张都对着光看水印，用手摸纸张，看印章。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雅间里很安静，只有陈老四翻动纸张的声音。林卫东表面平静，手心却微微出汗。

    验了大约二十张，陈老四停下来，抬起头：“品相不错，都是真货。但有三张边角有点磨损，到不了一百零一。”

    林卫东心里一紧，果然来了。

    “陈老板，咱们说好的一百零一。”林卫东说，“这三张磨损，我可以让一点，但其他的不能变。”

    “做生意嘛，总要讨价还价。”陈老四笑了笑，“这样，九十七张好的，按一百零一。三张磨损的，按一百。总共……一万零九十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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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卫东在心里快速计算。一万零九十七，比他预期的少三块。虽然不多，但这是个信号——陈老四在试探他的底线。

    “陈老板，咱们上次说好的，一百零一。”林卫东不松口，“这三张磨损，是我收的时候没注意。这样，我吃点亏，三张按一百，但其他的，必须一百零一。”

    陈老四盯着林卫东，看了几秒，忽然笑了：“行，小林是个痛快人。就按你说的，一万零一百，减三块，一万零九十七。”

    “成交。”

    陈老四从桌下拿出一个黑色手提包，打开，里面是成捆的十元钞票。他开始数钱，一沓一百张，一千块。数了十沓，又数了九十七张散的。

    “你点点。”

    林卫东接过钱，开始清点。孙建军、刚子、赵志刚都围过来，帮忙一起点。四个人，点了两遍，确认无误。

    “没错，一万零九十七。”林卫东把钱装进自己带来的布袋里。

    “合作愉快。”陈老四伸出手。

    “合作愉快。”林卫东和他握了握手。

    “下次什么时候有货？”陈老四问。

    “看情况。”林卫东说，“如果有，我提前打电话。”

    “好。”陈老四递过来一张名片，和上次一样，“下次直接找我，价格好说。”

    从香茗阁出来，已经是上午十点半。阳光炽烈，街道上人来人往。

    “成了！”刚子激动地压低声音，“一万零九十七！咱们赚了多少？”

    “本钱九千二百三，赚了……八百六十七。”林卫东说，“扣除车票、吃饭、住宿，净赚八百左右。”

    “八百！”刚子眼睛都直了，“我的天，我爸一年工资才一千块！”

    “别激动。”赵志刚提醒，“钱还没捂热呢，小心点。”

    四人快步离开五马街，找了个人少的小巷，把钱重新分配。林卫东把八千块贴身藏好，剩下的两千零九十七分给三人，每人带一些。

    “现在去哪？”孙建军问。

    “回招待所，拿行李，然后去火车站，买票回上海。”林卫东说，“越快越好，钱在身上不安全。”

    “不在温州转转？”刚子有些舍不得，“来都来了……”

    “下次。”林卫东说，“等咱们钱多了，有的是时间转。”

    四人回到招待所，拿了行李，退房。前台姑娘看到他们这么快就走，有些惊讶：“不住了吗？”

    “不住了，有事要赶回去。”

    出了招待所，打车去火车站。路上，林卫东一直警惕地看着窗外，怕有人跟踪。

    “卫东，你是不是太紧张了？”孙建军说。

    “小心驶得万年船。”林卫东说，“咱们身上这么多钱，万一被人盯上……”

    话没说完，出租车司机忽然说：“后面有辆摩托车，一直跟着咱们。”

    四人同时回头。果然，一辆红色摩托车跟在后面，骑手戴着墨镜，看不清脸。

    “师傅，能甩掉吗？”林卫东问。

    “我试试。”司机一脚油门，车子加速。

    温州街道窄，车多，司机技术不错，几个拐弯，甩掉了摩托车。

    “应该没事了。”司机说。

    但林卫东心里还是不踏实。到了火车站，他让三人在车上等着，自己先去售票厅看了一圈，确认没有可疑的人，才让大家下车。

    “买最近一趟去上海的票。”林卫东说。

    售票窗口排队的人不多。林卫东买了四张下午一点去上海的硬座票，晚上九点到。

    还有两个小时。四人找了个相对人少的角落坐下，轮流去上厕所、买吃的。

    “卫东，你说刚才那摩托车……”刚子小声问。

    “可能是巧合，也可能不是。”林卫东说，“不管怎样，小心点没错。”

    中午十二点，四人吃了碗面条，然后进站候车。

    一点钟，火车准时进站。四人挤上车，找到了座位。

    火车启动，驶出温州站。林卫东看着窗外渐渐远去的城市，长出一口气。

    第一关，过了。

    接下来，就是带着钱安全回到滨城。

    火车在浙南的丘陵间穿行。窗外是连绵的青山，偶尔能看到山间的村庄和梯田。

    “卫东，回去后，钱怎么分？”孙建军问。

    “先还债。”林卫东说，“王叔的两千二，刚子借的二百一，我妈借的二百七，孙叔的五百，王主任的八百，李厂长的三千。加起来七千左右。还完债，剩下的才是利润。”

    “还完债，还剩三千多。”孙建军算了算，“按咱们说好的，我占半成，能分……一百多？”

    “不止。”林卫东说，“这次本金里，你的五百算入股。赚的八百六十七，扣除成本，净利按八百算。你占半成，是四十。但你的本金五百，按借款算，十天后还你五百五。所以总共你能拿五百九。”

    “五百九！”孙建军眼睛亮了，“这一趟就赚九十？”

    “嗯。”林卫东点头，“如果你那五百算入股，就是按比例分利。但咱们说好的，这趟算借款。下次如果合作，再谈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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