圜殿大门缓缓关闭。

    朱由榔独自坐着，脑海之中思索关于孙可望的一切。

    今日他所做的决策，无异于走钢丝，但他胸有成竹。

    孙可望接到自己这封诏书的时候，除了恼火之外，定然是想办法破敌，而非直接投降建奴。

    “孙可望……”

    朱由榔无声地咀嚼着这个名字。

    他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人都更“了解”此人。

    一个自恃才略、野心勃勃，最终梦想是黄袍加身的枭雄。

    原本的历史上，此人会在贵州安龙将自己也就是永历帝软禁，自设内阁，任命百官，行僭越之事，完全架空朝廷。

    他心中所想，从来不是忠君，而是“与其联合明朝做臣子，不如自立为帝，北上抗清”。

    这才是孙可望政治野心的终极核心。

    为此，他可以暂时容忍大明这面破旗，可以忍耐，可以算计。

    但他绝不能忍受的，是屈居人下——尤其是屈居在一直被他视为部属、却更得军心、更具帅才的李定国之下！

    当李定国迎驾昆明，光芒万丈；当部下离心，众叛亲离；当他称帝的美梦被现实击得粉碎……他赖以生存的权力世界便崩塌了。

    什么抗清大义，什么政治理想，在那一刻都“灰飞烟灭”。

    剩下的，只有对李定国刻骨的嫉恨、对失去权势尊荣的恐惧，以及最原始的求生欲。

    降清，于他而言，成了对李定国和明朝最恶毒的报复，也成了向更强胜利者乞求一线生机和残存体面的最后手段。

    那是他野心终极的、也是最不堪的破产。

    “而现在……”

    朱由榔的目光如冰锥般刺向北方全州的方向。

    “这一切都还未发生。孙可望正走在野心的上升之路上！”

    此刻的孙可望，权力在握，兵马雄壮，抗清之战看似大有可为（至少机会在手）。

    湖广这一仗，如果他打赢了，击溃多铎，那么他个人的威望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权势将空前膨胀。

    那距离他“国主”、乃至“帝王”的梦想，才是真正触手可及的阶梯！

    他怎么可能在此时，就自毁长城，去选择那条身败名裂、仰人鼻息的绝路？

    这正是朱由榔敢下如此重注的底气所在！

    他发出的诏书，看似绝望摊牌，实则每一句话都精准地敲打在孙可望当前的利益算盘上。

    “这是在与虎谋皮，也是在驱虎吞狼。”

    朱由榔低声自语，嘴角噙着一丝苦涩的冷笑。

    “孙可望，朕知你欲为帝，知你终将不堪。但此刻，你的野心，你的算计，便是朕唯一能借用的力量！

    你想坐到那张椅子上，现在，就先去替朕，替这大明江山，把北面的豺狼啃碎！”

    这是一场极度危险的博弈，赌注是国运残存的一口气。

    但朱由榔别无选择，而且他“知道”，在孙可望野心破灭、彻底堕入那悲剧终局之前，此刻，正是利用这头猛虎凶性的唯一窗口。

    …

    次日，桂林城外的漓江码头。

    数十艘大小不一、饱经风浪的海船、江船缓缓靠岸。

    船上卸下的，是一袋袋沉重的粮米，一箱箱封存严密的硝石、硫磺、生铁，以及为数不多但至关重要的鸟铳与火炮子药。

    这是来自福建，来自朱成功的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大规模援助。

    押运的使者是朱成功麾下一名沉稳的游击将军，他风尘仆仆，面有菜色，显然旅途极为艰辛。

    入宫觐见时，他带来的不只是物资，还有一封朱成功的亲笔奏报，以及一番沉痛的当面陈情。

    圜殿，气氛比迎接粮船时更加凝重。朱由榔看罢奏报，又听罢使者压抑的禀告，久久无言。

    奏报和言辞的核心清晰而残酷：

    “陛下，福建方面，人力物力已近枯竭。

    此次三万石粮米及军资，已是倾尽全力，刮尽地皮所得。

    水师将士及沿海义民，亦要吃饭，也要御敌。清廷频频进犯，我部主力需时刻备战，拱卫金厦根本。”

    “此后，粮秣军资接济，恐难以为继。非不愿，实不能也。望陛下体察福建之艰危，早做他图。”

    使者跪地，以头触地：

    “国姓爷命末将禀告陛下，他……他愧对陛下，愧对太祖太宗！

    然福建一隅，确已力尽。清虏封锁日严，海上转运风险倍增，且……且财力实不堪再负。

    国姓爷言，唯有励精图治，死守东南一隅，牵制虏师，方可遥应陛下，此乃……此乃无奈之下，唯一能尽之心力。”

    话说得委婉，但意思再明白不过：输血到此为止，福建自己也快撑不住了。

    朱由榔看着地上那忠诚而又疲惫的将领，心中五味杂陈。

    有感激，这三万石粮米在此时无异于雪中送炭，至少能为前线再争取一些时日；

    有理解，他知道朱成功绝非推诿，其在东南独抗清军压力，处境之艰难恐怕不亚于自己。

    广西已空，广东在敌手，云贵是孙可望的禁脔且意图难测，如今连海上的支援也即将断绝……

    “忠孝伯辛苦了，将军一路辛苦。”

    朱由榔的声音有些沙哑，他亲自上前扶起使者。

    “朝廷感念忠孝伯忠义，永志不忘。这三万石粮米，解了燃眉之急。回去告诉忠孝伯，朕知他艰难，不必愧疚。

    守住东南，便是对朝廷最大的支持。朕……朕愿他保重，来日方长。”

    使者离去后，那三万石粮米和军资被迅速登记造册，其中大部分立刻装车，由新近整训的马万年部白杆兵精锐押送，沿着刚刚加固的官道，火速北运全州。

    全州督师行辕内，烛火通明。

    堵胤锡枯坐案前，面前摊开两份文书，如同两块烧红的烙铁，灼得他心神不宁。

    一份是刚刚以八百里加急送到的、来自桂林的密旨，另一份则是随旨附送的、户部尚书严起恒亲笔所书的粮秣核算细目。

    密旨的措辞，比他预想的更为直白，也更为绝望。

    陛下几乎撕开了所有伪装，将朝廷“府库已空、民力已竭”的真相血淋淋地剖开，末尾那“共担其责”、“开辟粮源”的暗示，更是重若千钧。

    而严起恒的那笔账，则用冰冷的数字宣判了仅靠朝廷输血的可能性。

    “两个月……或许都撑不到。”

    堵胤锡闭上眼，指尖按压着突突跳动的太阳穴。

    他不是不知后方艰难，但严峻至此，仍是超出了他的预估。

    这意味着，什么稳守待机、什么长期袭扰，所有的方略都失去了从容施展的时间基础。

    全军被推到了一个悬崖边上：必须速胜，否则不战自溃。

    更棘手的是陛下对孙可望的那番“暗示”。

    这等于将最大的难题和风险，明晃晃地推到了他与孙可望之间。

    如何处理这道旨意，如何向孙可望传达，成了比谋划军事更加凶险的考验。

    直接宣旨？

    以孙可望的骄矜和机心，很可能视为朝廷的甩锅与逼迫，甚至是一种羞辱，引发不可测的反弹。

    扣押或修改旨意？

    欺君之罪且不说，孙可望在朝中岂能没有耳目？

    一旦得知，后果更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