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豪第二天到班的时候,是上午十一点。
太阳正烈,光线从凯达格兰大道那头直直地砸过来,把台北宾馆的白色外墙照得发亮,像是整栋建筑都在发光。门口的花圃里种了一排矮矮的七里香,空气里飘着一股清淡的花香,混着刚修剪过的草地的味道。几个穿着西装的公务人员从侧门走进去,手里夹着公文包,神色匆匆,嘴里讨论着明天国宴的流程安排。
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到他几乎要以为昨晚的一切只是一场噩梦。
他站在大门口,钥匙串挂在腰带上,沉甸甸地坠着。阳光照在他脸上,暖烘烘的,但他后颈那片皮肤还是凉的——那种从骨子里渗出来的凉意,怎么都捂不热。
“豪哥!来得正好,快来帮忙搬东西!”
声音从大厅里传出来,中气十足,带着一种刻意拉高的热情。林正豪抬头一看,是阿坤。
阿坤全名叫陈坤铭,四十出头,在这栋楼里干了快八年,是台北宾馆最资深的物业人员之一。他个子不高,圆圆的脸,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两条缝,看起来像个弥勒佛。但此刻他站在大厅的柱子旁边,脸上的笑容有点僵,眼睛底下一片青黑,显然昨晚也没睡好。
林正豪走进去,阿坤迎上来,两个人对看了一眼。
谁都没先开口。
沉默了几秒,阿坤先破了冰,拍了拍林正豪的肩膀,力道比平时重了一些:“来来来,先去搬东西。今天事情多,宴会厅那边要摆桌,三楼还有一批餐具要重新归位——哦对了,三楼那个角楼,今天早上我已经让人把东西都搬下来了,你不用再上去了。”
林正豪看了他一眼。
阿坤避开他的目光,转身往宴会厅走,一边走一边说:“我跟上面说了,以后角楼的仓库改到一楼储藏室,三楼那间就不用了。反正也没人愿意上去,空着就空着。”
“上面同意了?”
“我跟他们说三楼那间有漏水,墙面发霉,要整修。”阿坤回头看了他一眼,眨了眨眼,“反正也没人会去查。”
林正豪跟在他后面,两个人穿过大厅,走进宴会厅。宴会厅很大,挑高的天花板垂着几盏巨大的水晶灯,白天看起来金碧辉煌,和昨晚那个阴森恐怖的氛围完全是两个世界。几个工读生正在铺桌布,其中一个是小陈,昨晚那个跑得比兔子还快的小伙子。
小陈看见林正豪,手里的桌布差点掉在地上。他的表情有点微妙——惊讶、心虚,还有一点点同情——但他很快就低下头,假装很认真地铺桌布。
“小陈,”林正豪走过去,“昨晚你走那么急,器材都没清完。”
小陈干笑了两声:“豪哥,我不是说了嘛,没人想当最后一个走的。这是规矩。”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阿坤在旁边插嘴,语气听起来很随意,但林正豪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桌沿上敲了两下,“就是一群胆小鬼自己吓自己。这栋楼我待了八年,什么鬼都没见过。”
“坤哥你就别装了,”小陈抬起头,一脸认真,“你上次不是说你晚上在三楼走廊听见有人在唱日本歌吗?”
空气突然安静了。
阿坤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林正豪没见过的表情——不是愤怒,也不是尴尬,而是一种很深的、很沉的疲惫。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那是我听错了。老房子嘛,什么声音都有。”
“可是你也说过那个——”
“小陈,”阿坤打断他,声音不大,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度,“铺你的桌布。”
小陈闭嘴了。
林正豪站在旁边,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追问,但他心里有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阿坤一定见过什么。而且他见的,比他愿意说出来的要多得多。
整个上午,林正豪都在宴会厅里忙。搬桌椅、摆餐具、核对菜单,事情一件接一件,忙到他没有时间去想昨晚的事。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和几个工读生坐在员工休息室里吃便当,电视开着,正在播午间新闻。
“豪哥,你昨天一个人待到几点?”一个叫阿杰的工读生问。这小伙子二十出头,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但说话很直。
“九点多。”
“哇靠,”阿杰咬了一口鸡腿,含糊不清地说,“你真的不怕喔?我上次跟小陈一起留下来盘点,才七点多就觉得浑身不对劲,感觉有人在背后看我们。”
“心理作用啦,”另一个工读生阿豪——和林正豪同名,但大家都叫他小豪——插嘴说,“这栋楼本来就大,晚上又没人,当然会觉得怪怪的。你们就是恐怖片看太多了。”
“不是啦,是真的有!”小陈放下筷子,表情认真起来,“你们有没有去过三楼那个角楼?就是靠近边间那间。上次我一个人去拿东西,走到门口的时候,门是关着的,但我听见里面有声音——那种……那种指甲刮木头的声音,嘶嘶嘶的,很轻,但很清楚。”
“你进去了吗?”林正豪问。
小陈摇头,脸色有点发白:“我才不进去。我站在门口听了大概十秒,然后那个声音停了。我以为是我听错了,正要推门,里面突然有人敲了三下门。”
整个休息室安静了。
电视里的新闻主播还在说话,但所有人都没在听。
“笃、笃、笃,”小陈用手在桌上敲了三下,每一下都敲得很轻,但在安静的休息室里听起来格外清晰,“就是这样。三下。我在门外,有人在门里面敲。”
“然后呢?”阿杰的声音变小了。
“然后我就跑了啊!”小陈摊开手,“不然咧?还开门说‘您好,您的餐点到了喔’?”
阿豪噗地笑出来:“靠北喔,鬼还会叫外送喔?”
“搞不好人家想点一份咸酥鸡加辣,”阿杰接话,“等了八十年都没送到,当然要敲桌子抗议。”
几个人笑了起来,气氛稍微轻松了一些。但林正豪没有笑。他看着小陈的眼睛,那里面有一闪而过的恐惧,虽然被笑声盖过去了,但确实存在。
“小陈,”林正豪问,“你说的那个角楼,是不是里面有一张长桌,摆了很多高脚杯那间?”
小陈点头:“对,就是那间。豪哥你昨天去了?”
“去了。”
“那你有没有……”
“没有,”林正豪说,“什么都没看到。”
他说谎了。但他不想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把昨晚的经历说出来,那会让这几个工读生以后更加不敢留下来加班。而且他自己也还没想好——那些到底是真的,还是他的错觉。
下午两点,林正豪一个人去了地下室。
台北宾馆的地下室不大,主要是一些储藏空间和机电设备。日光灯管在天花板上排成一排,发出嗡嗡的声响,光线惨白,照得水泥地板上的灰尘清清楚楚。空气里有一股霉味,混着机油和清洁剂的味道,闷闷的,让人不太舒服。
他要去的是档案室——一个堆放旧文件和废弃物品的小房间,钥匙在阿坤手上,但阿坤下午请了假,说家里有事,走之前把钥匙留给了他。
“你要找什么?”阿坤把钥匙交给他的时候,表情有点微妙。
“想查一些资料,”林正豪说,“关于这栋楼的历史。”
阿坤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把钥匙放在他手心里,低声说了句:“档案室最里面那个铁柜,右边第二格,有一个牛皮纸袋。你看完就知道了。”
然后他就走了。
林正豪现在站在档案室门口,手里握着那把老旧的钥匙。门是铁制的,漆面斑驳,上面贴着一张泛黄的A4纸,印着“档案室”三个字,
他插进钥匙,转了两圈,咔哒一声,锁开了。
门推开的时候,一股浓烈的霉味扑面而来,混着旧纸张特有的酸腐气息。他捂了一下鼻子,伸手在门边摸到开关,按下去。日光灯闪了两下,亮了,但光线很暗,有几根灯管已经坏了,整个房间笼罩在一片昏黄的光晕里。
档案室不大,大概十坪左右,四面墙都摆着铁皮柜子,锈迹斑斑,有些柜门已经变形了,关不紧,露出里面塞得满满的文件和纸箱。地上堆了几个纸箱,用胶带封着,上头积了一层灰,灰厚到可以用手指写字。
林正豪走进去,每一步都扬起一小片灰尘。他的影子在日光灯下被拉得很长,投在对面的铁柜上,像一摊墨渍。
他找到最里面那个铁柜——果然,右边第二格。他蹲下来,拉开抽屉,里面叠着几个牛皮纸袋,最上面那个就是。
纸袋很旧了,边缘都起了毛,上面用毛笔写着几个字,墨迹已经褪色,但还辨认得出来——“台北宾馆·沿革史料·非解密”。
他打开纸袋,倒出里面的东西。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一份手写的日文文件、几页打字的中文报告,还有一张折叠起来的旧报纸,纸边已经脆了,稍微一碰就掉渣。
他先拿起照片。
第一张是台北宾馆的旧照,黑白影像,拍摄角度和现在差不多,但建筑外观有些不同——屋顶上还没有那两个老虎窗,正门的柱子也没有现在这么华丽。照片右下角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日文的,他看不太懂,只认得“大正十四年”几个字。
第二张照片让他停了很久。
那是一张室内照,拍的是一条楼梯——红色的楼梯。和现在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照片里的楼梯看起来更新,红漆还没有剥落,扶手擦得发亮。但真正让他注意的是照片里的人。
楼梯上站着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和服,头发盘起来,插着一支发簪。她的脸对着镜头,但因为照片太旧了,五官模糊不清,只能看到一个轮廓——椭圆的脸,微弯的嘴角,像是在笑。她的身后,楼梯的转角处,似乎还有一个人影,但那个人影更模糊,几乎和墙壁融为一体,看不清楚。
林正辉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翻到背面。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是日文,旁边有人用红笔加了中文翻译——
“佐藤雪子,昭和二年(1927年),于本馆楼梯处留影。同年冬,于同处自缢。”
他的手抖了一下。
佐藤雪子。
他把照片放下,拿起那份日文文件。文件是用毛笔写的,字迹工整但有些潦草,像是手写的笔记。他看不懂日文,但文件里夹了几张翻译稿,是手写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有人匆匆忙忙抄下来的。
他拿起翻译稿,开始读。
“台北宾馆,原为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官邸’,后改为‘台北招待所’,供日本皇室及高级军政人员使用。大正十二年(1923年),日本海军武官佐藤健一少佐携妻雪子入住本馆,负责台湾北部海域防卫事务。”
“佐藤少佐勤务繁忙,常年出海,雪子夫人独居馆内,性情温婉,寡言少语,与馆内人员交往甚少。据当时馆内佣人回忆,雪子夫人每日午后会在馆内散步,最爱走的是主楼东侧的红色楼梯,常独自在楼梯转角处伫立良久,眺望窗外,似在等待出海未归的丈夫。”
“昭和二年(1927年)秋,佐藤少佐奉命赴南洋,原定次年春返台。雪子夫人自此日日守在红色楼梯处,从早到晚,风雨无阻。馆内人员屡次劝慰,夫人皆微笑不语,仅摇头示意。”
“同年冬,十二月十七日,馆内人员发现雪子夫人久未现身,遂上楼查看。于红色楼梯第三层转角处,发现夫人已用白绫自缢于窗框之上。身着白色和服,发簪落地,面容安详,嘴角微弯,似含笑。”
“此后,馆内时有传闻,称有人在红色楼梯处见到一穿白色和服之女子身影,徘徊不去。据当时总督府警务课密报,昭和三年至昭和八年期间,共有七名馆内人员及访客声称在楼梯处‘遇见’一名白衣女子,其中三人因此精神失常,两人失踪,一人——”
翻译稿到这里断了。最后一行字只写到一半,后面的纸张被撕掉了,留下一个参差不齐的边缘。林正豪翻了翻牛皮纸袋,没找到剩下的部分。
他放下翻译稿,拿起那份中文报告。报告是用打字机打的,纸张泛黄,上面盖着一个红色的圆章,章上的字模糊了,只隐约看出“台湾省”和“机密”几个字。
报告的日期是民国六十二年——一九七三年。
“台北宾馆于战后由台湾省政府接收,改作政府招待所及外宾接待场所。据本府民政厅调查报告指出,本馆东侧楼梯(即日据时期所称‘红色楼梯’)自接收以来,屡有工作人员反映异常状况,兹摘要如下——”
“一、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一名值夜警卫报告,于凌晨二时许在楼梯转角处见到一白衣女子。该警卫称,女子背对站立,面朝窗户,他上前询问时,女子缓缓回头,但‘看不清五官,像是一张白纸’。该警卫次日即申请调离,拒绝再于本馆执勤。”
“二、民国四十二年(1953年),一名清洁妇于午后清理楼梯时,听见身后有木屐声响。回头查看,无人。该清洁妇称,她听见一女子以日语说了一句‘お帰りなさい’(欢迎回来)。该清洁妇自此听力严重衰退,经医检无法解释。”
“三、民国五十四年(1965年),本馆进行修缮工程,一名工人于楼梯处摔落,右腿骨折。工人坚称当时‘有人推了他一把’,但现场无其他人员。该工人后向本府提出工伤赔偿,理由为‘遇鬼’。”
“四、民国五十八年(1969年)——”
报告写到这里,的内容。涂掉的部分占了整整半页,然后接着写——
“经本府与相关单位会商后决定,东侧楼梯自即日起封闭,非经许可不得使用。并于楼梯入口处设置警示标志,严禁人员夜间进入。”
“另,本馆三楼东侧角楼及边间走廊,经查亦有类似报告,一并列入管制区域。具体细节见附件(附件已遗失)。”
林正豪把报告放下,靠在铁柜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他的手在发抖。
不是因为害怕——好吧,有一点害怕——而是因为他终于确认了一件事:昨晚他经历的那些,不是幻觉。香味、脚步声、玻璃上的字迹,都真实发生过。而且不是他一个人经历过。
他拿起最后一样东西——那张折叠起来的旧报纸。
报纸是《台湾日日新报》,昭和三年(1928年)的。头版有一则新闻,标题用日文写着,旁边有人用红笔写了翻译——
“佐藤少佐,南洋战殁。”
新闻内容很短,大意是:日本海军佐藤健一少佐,于南洋海域执行任务时遭遇敌袭,舰艇沉没,少佐及全舰官兵共一百二十七人,全员战殁,无人生还。佐藤少佐之妻雪子,已于数月前于台北自缢身亡,夫妻二人先后为帝国捐躯,厚葬。
林正豪盯着这则新闻,脑子里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个穿着白色和服的女人,站在红色楼梯的转角处,日复一日地眺望窗外,等着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她不知道丈夫已经死了。她在等他回来。等到冬天来了,等到楼梯上的红漆剥落了,等到她终于明白他不会回来了。
然后她把自己挂在了窗框上。
但她的灵魂没有离开。
她还在等。
等了将近一百年。
林正豪把所有的东西小心地放回牛皮纸袋里,塞回铁柜的抽屉,关上。他站起来,膝盖因为蹲太久有点发麻,他扶着铁柜站了一会儿,等血液回流。
他走出档案室的时候,走廊里的日光灯闪了一下。
他没在意,继续走。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地下室的楼梯是水泥的,很普通,不是那个红色的楼梯。但他站在楼梯口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听见了什么——很远的、很轻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唱一首歌。
日语的歌。
旋律很慢,很柔,像是摇篮曲,又像是送别的歌。
他站在楼梯口听了十几秒,声音消失了。
“靠北,”他小声骂了一句,给自己壮胆,“我是不是该去行天宫收惊一下。”
他爬上一楼,走进值班室。阿坤不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豪哥,下午我请假,钥匙在抽屉里。晚上你一个人小心一点。”
他看完纸条,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然后他坐在椅子上,盯着天花板发呆。
他现在知道了那个穿和服的女人的名字。佐藤雪子。一个在八十多年前死去的日本女人,因为等不到丈夫回家,在红色楼梯上上吊自尽。她的灵魂留在了这栋楼里,日复一日地徘徊,日复一日地等待。
但她在等什么?她难道不知道丈夫已经死了吗?
或者说——她知道,但她不愿意接受?
林正豪想起那份翻译稿上的一句话——“雪子夫人皆微笑不语,仅摇头示意。”
摇头示意。什么意思?是表示没关系,还是表示——她不相信?
他掏出手机,查了一下佐藤健一的名字。网络上的资料很少,只有几条简短的记载,说他是日本海军少佐,一九二七年赴南洋,舰艇被美军潜艇击沉,全员阵亡。没有照片,没有更多的细节。
他又查了“台北宾馆灵异”,跳出来的结果多得惊人。有部落格文章、有论坛讨论串、有YouTube影片,每个都讲得绘声绘色。他挑了几篇比较详细的来看。
一篇部落格文章写得很长,作者自称是前台北宾馆的员工,用了化名。文章里写道——
“我在台北宾馆工作了三年,见过很多奇怪的事。最常被目击的是三楼边间走廊的一个穿和服的女人。她通常在晚上出现,有时候是凌晨。有人说她长得很美,但没有人能具体描述她的长相,因为每次你想看清楚她的脸,就会觉得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
“另一个常出现的地方是红色楼梯。楼梯在晚上会发出声音,像是有人在上面走来走去。有时候是脚步声,有时候是衣料摩擦的声音。最恐怖的一次,是我的同事在楼梯口抽烟,听见楼梯上面有人用日语说了一句‘欢迎回来’。他吓得把烟头都吞了。”
“还有角楼那间房间。很多人说在里面听见指甲刮木头的声音,或者有人在门外敲门。有一次我进去拿东西,门突然自己关上了,锁还自动反锁了。我在里面待了二十分钟才有人来开门。那二十分钟里,我一直感觉有人站在我背后,很近,近到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但我回头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后来我问了一个在这栋楼里待了很久的老前辈,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这栋楼里的东西,不是不想走,是走不了。她被困在这里了,困在时间里,困在楼梯上。你要做的不是赶她走,而是不要打扰她。’”
“所以我后来学乖了。晚上留在馆里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去三楼,绝对不会走红色楼梯,也绝对不会回头。如果你也不得不留下来,记住我的话——不要打扰她。她是这里的客人,比我们所有人都早到。我们才是闯进来的人。”
林正豪看完这篇文章,把手机放下。
他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下午四点十二分。
离天黑还有两个多小时。
他还有时间。
他决定做一件事——去一趟三楼。不是角楼,是边间走廊。那些传说里提到的地方,他都想去看看。不是因为他胆子大,而是因为他需要确认一件事:那个女人——佐藤雪子——她到底想要什么?
他走出值班室,穿过大厅,往东侧楼梯走去。
白天的主建筑和晚上完全不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走廊照得通亮,木地板反射着温暖的光泽,墙壁上的金箔装饰闪闪发亮。几个工读生从旁边经过,跟他打招呼,一切都很正常。
但当他走到东侧楼梯口的时候,他又看到了那条封锁线。
“生人勿入”。
白天的光线底下,那几个字看起来格外刺眼。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弯腰钻了过去,踩上了红色楼梯的第一级台阶。
白天的楼梯看起来没那么恐怖。阳光从二楼转角的窗户照进来,在台阶上投下一格一格的光影,灰尘在光束里缓缓飘动。红漆虽然斑驳了,但在阳光下看起来只是一种岁月的痕迹,不像是血,也不像是别的什么。
他一步一步往上走,走到二楼转角的时候,他停下来。
就是这扇窗户。
那个传说中的窗户——雪子夫人每天站在这里眺望的地方。
他看向窗外。窗外是后花园的方向,几棵老榕树遮住了大部分的天空,树冠层层叠叠,绿得很深。从这个角度看出去,确实可以看见远处的大马路,但视野很窄,只能看到一小段路。
她每天站在这里,看那条路。
等她的丈夫从那条路上走回来。
日复一日,从秋天等到冬天,从白天等到黑夜。
直到她终于等不下去了。
林正豪站在那个位置上,面向窗户,背对着楼梯。他闭上眼睛,试着去感受——风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凉凉的,带着一股淡淡的泥土气息。他听见树叶沙沙的声音,听见远处车流的嗡嗡声,听见——
木屐的声音。
就在他身后。
哒。
他猛地睁开眼睛,浑身僵硬。
他没有回头。他记得所有的传说都告诉他——不要回头。
但他站在镜子前面——窗户的玻璃就是一面镜子,在白天,阳光从外面照进来,玻璃上映出了他的倒影,也映出了他身后的楼梯。
他看见了。
楼梯上,离他大约七八级台阶的地方,站着一个女人。
白色的和服,黑色的头发,发簪在阳光下闪了一下。
她的脸——
林正豪盯着玻璃上的倒影,试图看清她的脸。但每一次他的目光快要聚焦的时候,她的五官就会变得模糊,像是一张被水泡过的照片,什么都看不清楚。
唯一能看清的是她的嘴。
嘴角微微弯着,像是在笑。
然后她开口了。
没有声音,但林正豪从她的嘴唇动作里读出了那句话——
“お帰りなさい。”
欢迎回来。
林正豪转身就跑。
他忘记了一切规矩,忘记了自己告诉自己的话,忘记了“不要回头”的警告。他转过身,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下楼梯,脚步在红色的台阶上砸出一连串巨响。他没有回头看那个女人还在不在,他只知道要跑,跑得越远越好。
他冲下楼梯,冲出封锁线,冲进走廊,一路跑到值班室,推开门,冲进去,把门关上,锁死。
他靠在门板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心脏像是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他的衬衫被冷汗浸透了,贴在背上,冰凉冰凉的。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又是在发抖,比昨晚抖得更厉害。
“操……”他低声骂了一句,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
他拿起桌上的水杯,灌了一大口冷水,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滴在衣服上。他抹了一把嘴,然后坐在椅子上,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一样瘫在那里。
手机响了。
是阿坤打来的。
“豪哥,你还好吗?”阿坤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
“我……我没事。”
“你声音听起来不像没事。你是不是去了那个楼梯?”
林正豪沉默了几秒:“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拿了档案室的钥匙,”阿坤说,“我就猜你会去。你看了那些资料了?”
“看了。”
“那你应该知道她是谁了。”
“佐藤雪子。”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然后阿坤说:“豪哥,我跟你说实话。我在台北宾馆待了八年,见过她三次。”
林正豪握紧了手机。
“第一次是五年前,我刚来没多久。晚上一个人在三楼检查消防设备,走到边间走廊的时候,看见她站在走廊尽头。穿着白色的和服,背对着我。我当时不知道那些传说,就喊了一声‘小姐,这里不能进来’。她没有回头,但她的头慢慢地转了一百八十度——不是转身,是头直接转了半圈,面对着我。”
“然后呢?”
“然后我晕过去了。醒来的时候躺在走廊地上,天已经亮了。我身上盖了一件和服——白色的,旧的,带着一股栀子花的香味。我把那件和服收起来了,后来拿去庙里烧了。”
“第二次是三年前,晚上在值班室。我在看监视器画面,突然发现红色楼梯的监视器拍到一个人影。我放大了看,是她。她在楼梯上走来走去,从一楼走到三楼,又从三楼走下来,反反复复,走了整整两个小时。然后她停下来了,站在二楼转角那个窗户前面,面向窗户,一动不动。我盯着那个画面看了大概五分钟,然后她突然转过头,对着监视器——对着我——笑了一下。”
“第三次呢?”林正豪问。
阿坤沉默了很久。
“第三次,”他的声音压得很低,“是去年。那天晚上我也是最后一个走的。我收拾好东西,关掉灯,走到大门口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忘了关三楼走廊的灯。我就折回去。走到红色楼梯口的时候,我看见她站在楼梯上面,离我很近,近到我能看清她的脸。”
“她的脸长什么样子?”
“我记不清了,”阿坤说,“我只记得一件事——她跟我说话了。她问我,‘他回来了吗’。用日文问的,但我听懂了。”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回来了’。”
林正豪愣住了。
“我说谎了,”阿坤的声音变得沙哑,带着一种压抑了很久的情绪,“但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她等了八十多年,你不觉得……她不值得一个答案吗?哪怕是假的。”
电话两头都沉默了。
“豪哥,”阿坤最后说,“今晚你不用留到最后了。我跟小陈说好了,他今晚会留下来陪你。两个人一起,比较不会……你知道的。”
“好。”
“还有一件事,”阿坤说,“如果你今晚又看到她,别跟她说实话。告诉她‘他回来了’。就算那是假的,也比让她继续等下去要好。”
阿坤挂了电话。
林正豪坐在值班室里,看着窗外的天色一点一点暗下来。太阳沉到了建筑物的后面,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整栋楼开始被暮色吞没。
晚上七点,小陈来了。
他背了一个大背包,里面塞满了东西——零食、饮料、一台平板电脑、一个充电宝、还有一尊妈祖像。他把妈祖像放在值班室的桌子上,正面朝着门口,旁边还放了一包旺旺仙贝。
“你这是干嘛?”林正豪看着那尊妈祖像,有点哭笑不得。
“辟邪啊!”小陈一脸理所当然,“我特地跑去北投妈祖庙求的,还过过香炉的。还有这个,”他从背包里掏出一串佛珠,挂在门把上,“这也是开过光的。还有这个——”他又掏出一包东西,打开来是一把糯米。
“你打算煮粥?”
“不是啦!这是对付僵尸用的!”
“台湾又没有僵尸。”
“你怎么知道没有?搞不好有啊!万一是僵尸不是鬼,我拿佛珠没用,拿糯米就有用。这叫多重保险,懂不懂?”
林正豪看着他认真的表情,忍不住笑了一下。这是他今天第一次笑。
小陈又从背包里掏出一样东西——一台小型蓝牙喇叭。
“这个要干嘛?”
“放音乐啊!鬼不是怕热闹吗?我们就放歌,放那种很吵的,让整栋楼都听得到。鬼听到就会觉得‘靠北这栋楼也太吵了吧,换一间算了’。”
林正豪笑出了声。虽然他觉得小陈的逻辑很荒谬,但这种荒谬感反而让他放松了一些。
小陈把喇叭连上手机,打开音乐播放列表。第一首歌是《舞女》。
“等一下,”林正豪皱眉,“你放这个?”
“经典的啊!‘多少人为了生活,历尽了悲欢离合’——你看,这歌词多适合这里。那个日本太太等了八十年,不就是悲欢离合吗?”
“我觉得她不会喜欢陈小云。”
“那换一个。”小陈切了一首歌,这次是《爱情恰恰》。
林正豪扶额。
两个人就这样在值班室里坐着,听着音乐,吃零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小陈是个话很多的人,而且有一种特殊的技能——不管多严肃的话题,他都能用一句干话来破功。
“豪哥,你说那个日本太太,她是不是长得很正?”
“我没看清楚。”
“传说中不是说她很美吗?日据时代的日本女生,穿和服的那种,气质都很好。如果她现在还在这里,你说她介不介意我追她?”
“她是鬼。”
“鬼也可以谈恋爱啊,人鬼情未了看过没?而且你想,她在这里等了八十年,一定很寂寞。如果有个人陪她聊聊天,搞不好她就超度了。”
“你确定你要追一个比你曾祖母还大的女人?”
“年龄不是问题啦,重点是心灵契合。而且你想,她穿和服欸,多优雅。现在那些女生穿什么?真理裤、露肚脐,哪有什么气质。”
林正豪摇头,觉得自己的三观正在被小陈按在地上摩擦。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音乐一首一首地播。从陈小云播到伍佰,从伍佰播到周杰伦,又从周杰伦播到告五人。小陈的歌单毫无逻辑可言,但确实让值班室里的气氛轻松了不少。
九点的时候,小陈去上厕所。
他走了大概五分钟,林正豪一个人坐在值班室里,音乐还在放,是周杰伦的《安静》。
“只剩下钢琴陪我谈了一天……”
林正豪靠在椅背上,听着歌,觉得眼皮越来越重。他昨晚几乎没睡,今天又忙了一整天,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就在他快要睡着的时候,音乐突然停了。
不是被切掉的,而是喇叭自己静音了。
林正豪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喇叭。喇叭的灯还亮着,但声音没了。他拿起手机,发现音乐还在播放,进度条在动,但喇叭没有声音。
他关掉蓝牙,重新连接,还是没声音。
他拍了拍喇叭,没反应。
然后他闻到了那股香味。
白檀。栀子花。
从走廊的方向飘过来,幽幽的,像一条看不见的丝带,缓缓地钻进值班室里。
林正豪的身体立刻绷紧了。他站起来,走到门口,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向走廊。
走廊里很暗,只有几盏紧急照明灯亮着,发出昏黄的光。走廊尽头,靠近大厅的方向,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
他看见了小陈。
小陈站在走廊中间,背对着值班室,一动不动。
他的姿势很奇怪——身体笔直,双手垂在身体两侧,头微微仰着,像是在看天花板。
林正豪打开门,喊了一声:“小陈?”
小陈没有反应。
他加大音量:“小陈!”
还是没反应。
林正豪走出值班室,走廊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他自己的脚步声。他朝小陈走过去,每一步都很慢,鞋底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走到离小陈大约三步远的地方,他停了下来。
他闻到了更浓的香味。
然后他看见了——小陈的面前,站着一个人。
不,不是人。
是一个穿着白色和服的女人。
她就站在小陈面前,距离很近,近到几乎贴着。她的手抬起来,手指轻轻地放在小陈的脸颊上,像是在抚摸他。小陈的眼睛睁得很大,但眼神是空的,没有焦点,像是灵魂被抽走了。
林正豪的脑子里有一千个声音在尖叫——跑!快跑!别管他!跑!
但他的脚钉在地上,动不了。
那个女人——佐藤雪子——缓缓地转过头来,看向林正豪。
这一次,他看清了她的脸。
不是模糊的,不是看不清的。清清楚楚的。
那是一张很年轻的脸,大概二十出头。五官精致,皮肤苍白得近乎透明,像是一尊瓷娃娃。她的眼睛很大,是深棕色的,眼尾微微上挑,带着一种古典的美。她的嘴唇很薄,微微弯着,带着一抹浅浅的笑。
但那双眼睛里没有笑意。
那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悲伤,深到林正豪看了一眼就觉得心脏被人攥住了,疼得喘不过气来。
她看着林正豪,嘴唇动了动。
这次他听见了声音。很轻,很柔,像是风穿过竹林的声音。
“他回来了吗?”
林正豪站在那里,浑身发抖。他想起了阿坤说的话——“别跟她说实话。”
但他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她又问了一遍,声音更轻了,带着一种恳求的语气:“他……回来了吗?”
林正豪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百年的孤独,有一百年的等待,有一百年的不肯离去。他知道真相——佐藤健一死在南洋的海底,死在一九二七年,死在奔赴战场的路上。他不会回来了。永远不会。
但他想起了阿坤的话——“你不觉得她不值得一个答案吗?哪怕是假的。”
他深吸了一口气,用他自己都觉得很陌生的声音说——
“回来了。”
雪子的眼睛亮了一下。
那一瞬间,她的脸上绽放出一种光芒,像是一朵花在一瞬间盛开了。她笑了,不是那种浅浅的、礼貌性的笑,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欣喜若狂的笑。她的眼眶里涌出了泪水,透明的、晶莹的泪水,顺着苍白的脸颊滑落,滴在白色的和服上,消失不见。
“ありがとう,”她说。谢谢你。
然后她开始变淡。
像是一幅水彩画被雨水淋湿了,颜色一点一点地晕开、褪去、消失。从她的脚开始,然后是腿、身体、手臂、肩膀。白色的和服在空气中缓缓消散,像一缕轻烟,被风吹散了。
最后消失的是她的脸。
那张年轻的、美丽的、带着泪水和笑容的脸,在空气中一点一点地模糊、透明、消融,最后化为一缕淡淡的白光,消散在走廊的黑暗中。
香味也散了。
白檀和栀子花的香气,慢慢地变淡,变淡,最后只剩下一丝若有若无的尾调,像是某个遥远的记忆里残留的味道。
走廊恢复了安静。
小陈的身体晃了一下,然后像是被人拔掉了插头一样,直直地往前倒。林正豪一个箭步冲上去,接住了他。
小陈的重量压在他身上,沉甸甸的,带着活人的体温。小陈的眼睛闭着,呼吸平稳,像是在睡觉。林正豪拍了拍他的脸:“小陈!小陈!醒醒!”
小陈的眼皮动了一下,然后慢慢睁开了。
他茫然地看着林正豪,眨了眨眼睛,然后说了一句让林正豪哭笑不得的话——
“豪哥……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一个超正的日本女生摸我的脸……她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林正豪扶着他站好,深深吸了一口气。
“走吧,”他说,“下班了。”
“可是才九点多——”
“我说下班了。”
他把小陈推到门口,锁好门,两个人一起走出了台北宾馆。
夜风吹过来,带着七月特有的闷热和湿气。林正豪站在凯达格兰大道上,回头看了一眼台北宾馆。
它静静地矗立在那里,白色的外墙在路灯下泛着柔和的光。二楼的窗户后面,什么都没有。
但他知道,那个楼梯上,那个转角处,曾经有一个女人站在那里,等了一个人一百年。
而他用一个谎言,让她终于走了。
他不知道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但他知道一件事——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是最后走的那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