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宏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他只记得秀秀靠在他肩膀上,头发蹭着他的脖子,夜风从新生高架桥底下吹过来,带着烧肉粽的酱香和九月台北特有的湿热。然后他的眼皮就越来越重,重到像是有人在他眼睛上放了两个沙包。他想撑着,想在秀秀面前保持清醒,但身体不答应。四十二年的梦已经把他的能量榨干了,像一条被拧了无数次的毛巾,再也拧不出一滴水。
他睡着了。
在昭和大厦的骑楼下,在一台卖烧肉粽的小摊车旁边,在水泥台阶上,靠着一个1984年就死了的女孩的肩膀,他睡着了。没有做梦。或者说,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无边无际的、温暖的、像羊水一样的黑暗。那片黑暗包裹着他,轻柔地摇晃着,像婴儿时期的摇篮,像宇宙大爆炸之前的虚无。
他不知道睡了多久。也许是一小时,也许是一整夜,也许是另一个四十二年。
他是被一阵手机震动吵醒的。
不是他自己的手机。他的手机在顶楼插香的时候就不知道丢哪去了,大概还在那尊土地公的供桌上躺着。是秀秀的手机。她从白色洋装的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机——不是智慧型手机,是那种老式的掀盖机,粉红色的外壳,边角磨损得发白,萤幕只有指甲盖大小,上面显示着一个来电号码。
嘉宏瞄了一眼那个号码。是他的号码。陈嘉宏的手机号码。
秀秀看了看来电显示,又看了看嘉宏,嘴角微微上扬。那种笑容他见过——1984年5月28日早上,她喝了一口他的冰奶茶,说太甜了,然后又喝了一口,就是这种笑容。有点调皮,有点狡黠,像是在说“你看,我就说嘛”。
“你不接吗?”嘉宏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玻璃。
“不用接。”秀秀把手机收回口袋,“是你打的。但不是现在的你。是1984年的你。那天早上你在台北车站等我之前,打了一通电话给我,问我到了没。我一直没有接那通电话。不是不想接,是接不到。那通电话卡在时间里了,四十二年了,还在响。”
嘉宏盯着她口袋的位置看了三秒,然后决定不再去想这件事。他已经过了那个阶段——那个试图用逻辑解释一切的阶段。在昭和大厦,逻辑就像纸糊的雨伞,撑起来就被戳破。
“几点了?”他问。
秀秀抬头看天。天空是深蓝色的,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只有一层厚厚的、低垂的云,像一块灰色的毯子盖在台北上空。她看了几秒,说:“不知道。这里的时间不太一样。有时候你觉得过了一小时,其实已经过了一天。有时候你觉得过了一天,其实才过了一分钟。你习惯就好。”
“我不想习惯。”嘉宏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颈椎发出咔咔的声响,像是有人在折树枝。他低头看自己——橘色的外送制服皱得像梅干菜,裤子上沾满了灰尘和不知名的污渍,运动鞋的鞋带松了一只,鞋底磨平了,露出底下白色的海绵。
他看起来像一个被遗弃在灾难现场的假人。
“走吧。”秀秀也站起来,拍了拍白色洋装上不存在的灰尘——她拍的时候嘉宏注意到,那些灰尘不是掉到地上,而是穿透了她的裙子,直接落到了地上。她的身体和衣服之间,有一层微小的、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间隙。像是她穿着一件太大一号的皮肤,风可以在皮肤和身体之间流动。
“走去哪?”嘉宏问。
秀秀没有回答。她走到那台烧肉粽的小摊车前。摊车的主人——那个穿着白色汗衫的中年男人——正在用一把大剪刀剪粽叶。他的动作很慢,慢到像是在看慢动作回放。每一刀剪下去,都要停顿两秒,然后才剪下一刀。但他剪出来的粽叶边缘整整齐齐,没有一丝毛边。
“老板,”秀秀说,“我们要上去。”
中年男人抬起头。他的脸在蒸笼的白烟中若隐若现。那是一张普通的、台北街头随处可见的中年男人的脸——皮肤黝黑,眼角有皱纹,嘴角往下撇,像是长期处于一种“我就烂”的佛系状态。但他的眼睛不对。那双眼睛里没有瞳孔,只有一片浑浊的、灰白色的东西,像两颗煮过头的鱼眼。
他看了秀秀三秒,又看了嘉宏三秒,然后开口说话。声音很平,没有任何情绪起伏,像语音导航一样平:“上去可以。但你要把上次欠的钱还清。”
秀秀的表情变了。不是害怕,不是尴尬,而是一种“靠北,被发现了”的心虚。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零钱包,拉开拉链,翻了半天,翻出几个铜板。她把铜板放在摊车上,数了数——一共二十三块。
“还差十七块。”中年男人说。
“可以先赊帐吗?”秀秀的声音小得像蚊子。
“你已经赊了四十二年了。”中年男人的语气还是很平,但嘉宏隐约觉得那语气底下压着一座火山,“利息算下来,你现在欠我大概……”他低头算了一下,“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二块。”
“靠,”秀秀转过头看着嘉宏,“你有钱吗?”
嘉宏翻了翻口袋。口袋里只有一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几个十元硬币,和一张夹娃娃机的集点卡——集满十点可以换一个中型的娃娃,他现在有七点。他把百元钞票放在摊车上。
中年男人看了一眼那张钞票。钞票上的孙中山像在蒸笼的白烟中忽隐忽现,表情像是在说“我也没办法”。
“不够。”中年男人说。
“那我可以用集点卡抵吗?”嘉宏问。
中年男人沉默了五秒。那五秒的沉默里,蒸笼里的白烟突然变浓了,浓到嘉宏看不清秀秀的脸。烟雾中,他听到中年男人用一种完全不同的、不再是语音导航的、而是充满了某种古老情感的声调说:“集点卡不行。但你身上有一样东西可以抵。”
“什么东西?”
“你脖子上的那条红绳。”
嘉宏下意识地摸向脖子。红绳还在,但锦囊早就没了——那撮头发和那张写着“陈嘉宏殁”的纸,他记得自己倒在了浴室的洗手台上,但后来发生了太多事,他完全忘了那条红绳还挂在脖子上。现在他摸到了,红绳还在,但绳子的颜色变了。从大红色变成了一种暗沉的、像是被血浸泡过然后晾干的深褐色。
“这条?”他把红绳解下来,放在摊车上。
中年男人拿起红绳,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嘉宏不确定他还能不能闻到东西——那双浑浊的灰白色眼睛看起来不像还有嗅觉神经的样子——但他确实在闻,鼻翼微微歙张,像一只在嗅猎物的狗。
“行。”中年男人把红绳收进围裙的口袋里,然后从蒸笼里拿出两个烧肉粽,用竹叶包好,放在一个塑胶盘子上。但他没有把盘子递给秀秀,而是转身走向昭和大厦的大门。
“跟我来。”他说。
嘉宏和秀秀对视了一眼。秀秀耸耸肩,跟了上去。嘉宏跟在秀秀后面,三个人走进了一楼大厅。
大厅里的灯全灭了。不是坏了的那种灭,而是像有人把总电闸关了。唯一的光源是中年男人手里那盘烧肉粽——粽叶在黑暗中发出淡淡的绿光,像是涂了荧光剂。那绿光很微弱,只能照亮周围不到一米的范围,但已经足够让嘉宏看到大厅里的变化。
那面全身镜还在。但镜面上蒙的不是灰,而是一层薄薄的水雾。水雾上有人用手指写了字,这次不是“进来”,而是一串数字——“0528”。五月二十八日。火灾的日子。秀秀死的日子。他“出生”的日子。
中年男人没有走楼梯,也没有搭电梯。他走向大厅最里面,那面全身镜的旁边。那里本来是一堵墙,贴着米白色的瓷砖,瓷砖缝隙里嵌着黑色的污垢。但中年男人走到墙前面,没有停下来,直接穿了过去。
不是撞墙,不是撞鬼的那种穿墙,而是像走进一扇隐形的门。他的身体和墙壁接触的那一瞬间,墙壁上泛起了一圈圈涟漪,像水面被投入一颗石子。然后他就消失了,只剩下那盘烧肉粽的绿光在墙壁的另一侧透过来,朦朦胧胧的,像隔着一层毛玻璃。
秀秀回头看了嘉宏一眼。“怕吗?”
“怕。”嘉宏很诚实。
“怕就牵我的手。”
他牵了。她的手还是冰凉的,但这一次,那股冰凉不再让他害怕。反而让他觉得安心。像是小时候发烧的时候,妈妈把手放在他额头上,那种冰凉的、让人安心的触感。
他们一起走进了那堵墙。
穿过去的感觉,嘉宏后来试图用文字描述,但怎么都描述不出来。不是因为他词汇量不够,而是因为那种感觉不属于人类的感官系统。它不是冷,不是热,不是痛,不是痒。它是一种全新的、他的大脑没有对应的分类标签的感觉。像是有人在他的意识里打开了一个新的文件夹,里面装着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但莫名觉得无比熟悉的感觉。
那感觉持续了大概三秒。
然后他们到了。
他们站在一条走廊里。但不是六楼的走廊,也不是八楼的走廊。这条走廊比昭和大厦的任何一条走廊都长,长到看不到尽头。走廊两侧没有门,只有一面面巨大的、从地面延伸到天花板的镜子。镜子里的反射不是他们两个人的身影——至少不完全是。每一面镜子里都映出不同的画面,有的映出1984年的火场,浓烟滚滚,有人在镜子里奔跑;有的映出1986年的街景,一个穿红裙的女人站在顶楼边缘,风吹得她的裙摆像一面旗帜;有的映出1996年的火灾,六楼的窗户炸开,火焰像舌头一样从窗口伸出来。
还有的镜子里映出的画面,嘉宏看不懂。那些画面里的人穿着他不认识的衣服,说着他听不懂的语言,做着他无法理解的事情。那些画面不是黑白的,也不是彩色的,而是一种他没见过的颜色——像是把声音翻译成了颜色,把时间压缩成了空间。
中年男人走在最前面。他走路的姿势很奇怪,每一步都踩得很重,像是在丈量什么。他的拖鞋在走廊的地面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那声音在镜面之间来回反射,形成了无数个回声,像是有一支军队在跟着他走。
“这里是哪里?”嘉宏问秀秀。他的声音在走廊里也被反射了无数次,听起来像是好几个人在同时问他同样的问题。
“暗河。”秀秀说,“河眼的内部。你之前看到的所有幻觉——短信、照片、浴缸里的浮尸——那些都是暗河的表层。这里才是底层。河的底部。”
“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
秀秀没有回答。她看了一眼走在前面的中年男人,压低声音说:“等一下你就知道了。但我要先跟你说一件事——在这里,不要相信你的眼睛。不要相信你的耳朵。不要相信你的鼻子。你看到、听到、闻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暗河想让你感知到的。它不是在骗你,它只是在……放电影给你看。你是观众,不是主角。记住了吗?”
“记住了。”
“重复一次。”
“不要相信我的眼睛、耳朵、鼻子。我是观众,不是主角。”
秀秀满意地点点头。她握紧了他的手,力道比刚才大了一些。
走廊的尽头,终于出现了不是镜子的东西——一扇门。不是铁门,不是木门,而是一扇用石头砌成的拱门,门的两侧各立着一根石柱,石柱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那些文字不是中文,不是日文,不是任何一种嘉宏认识的文字。它们看起来像是一条条弯曲的蛇,互相缠绕、互相吞噬,形成了一种既美丽又骇人的图案。
拱门的上方,刻着三个字。这次嘉宏认得了,因为那三个字是用繁体中文写的——“问生碑”。
中年男人在拱门前停下来。他把那盘烧肉粽放在地上,然后退后三步,盘腿坐下来。他闭上眼睛,双手放在膝盖上,手心朝上,像一尊入定的佛像。他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发出声音。嘉宏盯着他的嘴唇看了好几秒,试图读出他在念什麽,但他嘴唇的动作太快了,快得像蜂鸟的翅膀。
“他在念经。”秀秀说,“但不是给人听的经。是给河眼听的。”
“河眼听得懂?”
“河眼什么都听得懂。它只是听不懂‘不要’这个词。”秀秀的语气突然变得很干,像是憋了很久的吐槽终于找到了出口,“你知道吗,这栋楼每次出事的共同点是什么?都是有人说了‘不要紧’、‘没关系’、‘应该不会吧’。1984年那个饭店老板,消防安检没过,他说‘不要紧,改天再弄’。1986年那个跳楼的女人,她的朋友说‘她应该不会真的跳啦’。1996年纵火的那个,他说‘我只是吓吓他,不会真的烧起来啦’。每一次,都有人说了‘不要’。”
嘉宏想了想,觉得秀秀说得有道理。但他没有时间深究这个问题,因为拱门后面的空间开始发光了。
那光不是从某个特定的光源发出的,而是从空气中本身发出来的。像是整个空间突然有了意识,决定点亮自己让访客看清楚。光线的颜色在缓慢地变化——从暗红到橙黄,从橙黄到惨白,从惨白到一种嘉宏说不出名字的、介于蓝色和紫色之间的颜色。
拱门后面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空间。空间的地面是黑色的,光滑得像一面镜子,倒映出头顶上方的景象——那是一片天空,但不是台北的天空。那片天空上有两个太阳,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大的是橙红色的,小的是蓝白色的。它们的位置不是固定的,而是在缓慢地移动,像是在互相绕着转。
空间的中央,立着一块石碑。
石碑大约两米高,一米宽,厚约二十公分。材质是黑色的花岗岩,表面磨得非常光滑,光滑到可以当镜子用。石碑的正面刻满了字,那些字不是刻上去的,而是像从石头内部长出来的——字的笔画凸出碑面约半公分,摸起来温温的,像是在呼吸。
嘉宏走到石碑前,开始读那些字。
他以为他会看到什么古老的、神秘的、充满哲理的铭文。但那些字的内容,比他想象的更奇怪。
第一行写的是:「陈嘉宏,1984年5月28日,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时间11:47。备注:此人后来活了。原因:河眼复制。说明:河眼复制了一个陈嘉宏,把他送回了人间。复制体的记忆、身体、行为与原型完全一致,唯一的不同是——复制体没有灵魂。他没有灵魂,所以他没有死亡的概念。他以为自己活着,其实只是河眼在操控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在人间走了一圈,然后又收了回来。」
嘉宏的手开始发抖。
他继续往下读。
「林秀芬,1984年5月28日,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时间11:47。备注:此人没有复制体。原因:河眼认为她的魂魄质量较高,适合留在暗河内部作为‘锚点’。说明:锚点是用来吸引其他魂魄的。林秀芬的魂魄在暗河内部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频率,这种频率会吸引与她有情感连结的人。陈嘉宏的复制体之所以会在42年后回到昭和大厦,不是因为巧合,而是因为林秀芬的锚点频率一直在呼唤他。」
嘉宏转过头看着秀秀。秀秀站在他身后三步远的地方,低着头,长发遮住了大半张脸。他没有看到她哭,但他看到她的肩膀在微微颤抖。
“秀秀,”他说,“你是锚点?”
秀秀没有回答。
“你一直在叫我回来?”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四十二年?你叫了我四十二年?”
秀秀抬起头。她的脸上没有泪痕,但她的眼睛红了。她看着嘉宏,嘴唇动了几下,最后只说了两个字:“废话。”
嘉宏愣了一秒。
然后他笑了。不是那种苦涩的笑,不是那种无奈的笑,而是那种“你他妈的就是这样,永远嘴硬”的笑。秀秀就是这样的人。1984年的时候就是。她永远不会说“我好想你”、“我一直在等你”这种话。她只会说“废话”、“不然呢”、“你觉得呢”。但那些废话底下,藏着的东西比任何甜言蜜语都重。
“你继续看。”秀秀指了指石碑。
嘉宏转回头,继续往下读。
接下来的内容是一长串名字。不是几百个,不是几千个,而是上万个。密密麻麻的名字从石碑的顶部一直排到底部,每一个名字后面都跟着日期和死因。嘉宏快速扫了一遍,看到了各种年代——1900年、1912年、1923年、1945年、1956年、1968年、1980年——每十二年就有一批名字,每一批名字的数量都比上一批更多。
他看到了一个规律。
1923年,台北发生了一场大地震。石碑上列出了那场地震中死去的人的名字,但那些名字不全是人类的。有些名字的后面写着“犬”、“猫”、“鸟”,甚至有些名字的后面写着“树”。那一年,暗河吞噬了三百多个生命——包括人类、动物、植物。
1945年,二战末期,台北大空袭。那一年的名单更长了,上千个名字。但嘉宏注意到,那些名字中有些人的死因不是空袭,而是“溺水”——不是在河里溺水,而是在暗河里溺水。意思是那些人在空袭中死去之后,魂魄被暗河吸走了,没有进入正常的轮回。
1968年,那一年的名单很奇怪。只有一个人的名字,但那个人名字的后面写着“自愿”。有人自愿成为河眼的一部分?嘉宏看不懂,但他把那个名字记了下来——「林有福」。他隐约觉得这个名字在哪里听过,但想不起来。
1980年,名单又变长了。这一次不是天灾,不是战争,而是一连串的意外——车祸、火灾、溺水、自杀。那些意外看似毫无关联,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发生在暗河流经的区域。嘉宏想起了王老师说过的话——秽阴会本能地寻找活物的阳气来填补自己。那些意外,是暗河在进食。
然后就是1984年。时代大饭店火灾,十九个名字。但嘉宏注意到,那十九个名字的后面,有十八个人的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只有一个人的死因不同——
他的名字,陈嘉宏。死因写的是“复制”。
他不是死了,他是被复制了。原版的陈嘉宏在1984年的火灾中一氧化碳中毒,在太平间被宣布死亡。但河眼在他死后的那几秒钟里,复制了一个他,把复制体送回了人间。复制体活了四十二年,然后在2026年的某一天——在他送外卖到昭和大厦的那一天——被河眼收了回来。
所以他不是在2026年死的。他是在1984年就死了。2026年的他,只是1984年的他的一个拷贝。一个没有灵魂的、被河眼操控了四十二年的拷贝。
嘉宏突然觉得很想吐。不是生理上的想吐,而是存在意义上的想吐。他想到自己这四十二年来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感觉,都不是来自他自己的灵魂——因为他根本没有灵魂。他想到他以为自己是“陈嘉宏”,但“陈嘉宏”是一个死在1984年的、他从未见过的人。他只是一个复制品,一个影印本,一个在影印机上被按了“复印”按钮之后跑出来的那张纸。
原稿还躺在影印机的玻璃面板上。他只是一张副本。
“你在想什么?”秀秀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在想,”嘉宏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到连他自己都意外,“我是不是真的。”
秀秀走到他身边,也看着石碑。她的目光落在“林秀芬”三个字上,停了很久。
“你是不是真的,”她慢慢地说,“不重要。”
“为什么不重要?”
“因为你在这里。你感觉到了吗?你站在这里,你看到我,我看到你。你在呼吸——我知道你觉得你不需要呼吸,但你确实在呼吸。你的心在跳——我知道你觉得你没有心脏,但它确实在跳。”秀秀伸出手,放在嘉宏的胸口,“感觉到了吗?它在跳。不管你是什么做的,不管你是原版还是复制品,你的心在跳。这还不够真吗?”
嘉宏低下头,看着秀秀放在他胸口的那只手。她的手在微微发光,不是那种特效的发光,而是那种——像萤火虫一样的、淡淡的、绿色的光。那光从他的胸口渗进去,渗进他的皮肤、肌肉、肋骨,直达他胸腔里那颗——他不知道存不存在的心脏。
他的心在跳。
咚。咚。咚。
很慢,很稳,像鼓声。
“够真了。”他说。
中年男人从拱门外面走进来。他走路的姿势还是那样,每一步都踩得很重,像在丈量什么。他走到石碑前,伸出手,摸了摸石碑上那些凸起的字。他的手指在“林有福”三个字上停了很久。
“林有福,”嘉宏忍不住问,“是谁?”
中年男人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了一句让嘉宏头皮发麻的话:“是我。”
嘉宏看着中年男人的脸。那张普通的、台北街头随处可见的中年男人的脸。黝黑的皮肤,眼角的皱纹,往下撇的嘴角。那双浑浊的、灰白色的、像煮过头的鱼眼一样的眼睛。
“你是林有福?”嘉宏的声音提高了八度,“1968年,那个‘自愿’的林有福?”
中年男人——林有福——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要自愿成为河眼的一部分?”
林有福没有直接回答。他转身走到那盘烧肉粽旁边,蹲下来,拿起一个烧肉粽,剥开粽叶。糯米在绿光中泛出一种诡异的荧光绿色,看起来不像食物,倒像某种生化实验的产物。他把烧肉粽递给嘉宏。
“吃。”他说。
嘉宏看着那个荧光绿色的烧肉粽,犹豫了一秒。然后他接过来,咬了一口。糯米的口感还是正常的——Q弹、软糯、带着竹叶的清香。酱汁的味道渗进了每一粒米饭里,五花肉炖得很烂,入口即化。那颗鹌鹑蛋咬开的时候,蛋黄在嘴里化开,沙沙的,咸香的。
这烧肉粽,不管看起来多诡异,吃起来是真的好吃。
“好吃吗?”林有福问。
“好吃。”嘉宏说,嘴里还嚼着糯米。
“那就好。”林有福盘腿坐下来,示意嘉宏和秀秀也坐。三个人坐在黑色的、像镜面一样的地板上,围着一盘烧肉粽,像是在野餐。只是这个野餐的地点是暗河的河眼,头顶上有两个太阳在缓慢地旋转,周围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不属于任何已知元素的气味。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林有福说,“讲完你就知道了。”
他的声音在圆形空间里回荡,被墙壁反射了无数次,形成了一层又一层的叠加。那些叠加在一起的声音,听起来不像一个人在说话,而像是一群人在同时讲述同一个故事。
“1968年,我三十二岁。我在林森北路开了一家小面摊,卖切仔面、烫青菜、红烧肉。生意不错,因为那条街上有很多做夜生活的——酒店小姐、围事的、跑业务的,半夜下班了想吃点热的,就会来我这里吃一碗面。
“我老婆叫阿春,跟我一起顾摊子。我们有一个女儿,叫林雅婷,那时候六岁,刚上小学一年级。雅婷很乖,每天放学都会来面摊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帮忙擦桌子、摆筷子。客人看到她都说‘你女儿好乖喔’,我跟阿春听了就很爽。
“那年夏天,台北很热。热到晚上都睡不着觉的那种热。有一天晚上,大概凌晨两点,我收摊了,骑着脚踏车回家。我住在锦州街的巷子里,一栋老旧的公寓,三楼。我骑到巷口的时候,看到一个女的站在巷口的路灯下。
“她穿着红色的洋装,头发很长,遮住了半张脸。她在哭。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那种很小声的、压抑的、肩膀一抽一抽的哭。我停下来,问她‘小姐,你还好吗?’她没有理我。我又问了一次,她还是不理我。我就走了。
“隔天早上,我看到新闻。那个女的跳楼了。从昭和大厦的顶楼跳下来的。她跳下来的时候,压到了一个卖烧肉粽的。”
林有福停了一下。他伸手拿起一个烧肉粽,剥开粽叶,咬了一口,慢慢嚼,慢慢咽。嘉宏没有催他。秀秀也没有说话。三个人安静地吃了一会儿烧肉粽。
“那个卖烧肉粽的,”林有福继续说,“就是我弟。我亲弟弟,林有德。他比我小五岁,没有结婚,一个人住在昭和大厦四楼的一个小套房里。他每天晚上在楼下卖烧肉粽,卖到凌晨三四点才收摊。那天晚上,他正在收摊,把蒸笼往摊车底下塞。那个女的从顶楼跳下来,正好砸在他身上。两个人当场死亡。
“我弟死了。我爸妈哭到眼睛都快瞎了。我老婆阿春也哭,但她哭的不是我弟,是我。她说‘你昨天晚上遇到那个女的了,你遇到她了!你为什么不拦住她?你为什么不报警?你为什么不做什么?如果你做了什么,她就不会跳楼,我弟就不会死!’”
林有福的声音还是那样平,像在念课文。但嘉宏注意到,他剥粽叶的手在微微发抖。
“我没有办法反驳她。她说得对。我遇到了那个女的,我听到了她在哭,我看到了她在路灯下。我走了。我骑着脚踏车走了,回家睡觉了。如果我停下来,如果我多问一句,如果我报警,也许一切都不一样。但我说了‘你好吗’,她没理我,我就走了。‘你好吗’三个字,我他妈的就只说了三个字。”
他沉默了很久。
头顶上的两个太阳移动到了一个新的位置。大的那个(橙红色的)在正上方,小的那个(蓝白色的)在大太阳的后面,只露出一个小小的边。空间里的光线变成了一种奇异的、橙蓝混合的颜色,像黄昏和黎明同时出现。
“后来呢?”嘉宏问。
“后来,”林有福说,“我疯了。不是那种发疯的疯,是那种——我开始看到东西。我看到那个穿红裙的女人。她每天晚上都站在我的床尾,看着我。她不说话,不动,就是站着。我看到我弟,他推着他的摊车,在我的面摊旁边卖烧肉粽。客人看不到他,但我看得到。他每天晚上都在那里,蒸笼冒着白烟,他在剪粽叶,动作很慢,像慢动作回放。
“我去看了精神科,医生说我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开了药。吃药之后那些幻觉没了,但我也没了。我变成一个行尸走肉,每天就是起床、顾摊、回家、睡觉,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阿春受不了了,带着雅婷回了娘家。她说‘等你变回正常人再回来’。我等了三年,没有变回正常人。她就跟我离婚了。
“1968年,我三十五岁。一无所有。老婆走了,女儿被带走了,弟弟死了,爸妈恨我。我站在昭和大厦的顶楼,想跳下去。但我没有跳。不是因为怕死,是因为我在顶楼看到了一个人。”
“谁?”秀秀问。
“你。”林有福看着秀秀。
秀秀愣住了。
“1984年的你还没有死,但我已经看到你了。”林有福说,“时间在暗河里不是线性的。我站在顶楼的时候,看到了1984年的你。你穿着白色的洋装,站在六楼的走廊上,浓烟从门缝里灌进来。你在喊‘阿宏’,你的指甲在发黑。你不是在看我,你在看你那个时代的人。但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了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故。
“我那时候才知道,昭和大厦底下有一条暗河。那条暗河在吞噬灵魂,在制造悲剧,在复制生命。那条暗河不是一个地方,它是一个活的东西。它有意识,它有欲望,它饿了。它需要进食。那些意外——跳楼、火灾、谋杀——都是它在进食的方式。
“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
嘉宏已经猜到了,但他还是问了出来:“你自愿成为河眼的一部分?”
林有福点了点头。
“我跟河眼做了一个交易。我自愿留在暗河里,成为它的守门人。作为交换,它要答应我一件事——每年农历七月,开放河眼三天。让那些被困在暗河里的魂魄,有机会出去看看他们的家人。只是一眼,不能说话,不能接触,不能让他们知道。只是一眼。”
“河眼答应了?”
“河眼没有选择。”林有福的嘴角微微上扬,那是嘉宏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类似笑容的表情,“因为我是自愿的。你知道‘自愿’在暗河的语汇里是什么意思吗?是‘礼物’。一个活人自愿把自己的灵魂交给暗河,这是河眼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不是因为它需要我的灵魂,而是因为‘自愿’代表了人类意识的自由意志。河眼没有自由意志,它只有本能。它吞噬是因为它饿,它复制是因为它本能地想要繁衍。但‘自愿’——这个概念是它无法理解的。它被我的‘自愿’震惊了。在它的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类主动对它说过‘我要留下来’。从来都是它去抓、去抢、去吞噬。第一次,有一个人类走到它面前,说‘我要加入你’。”
林有福的笑消失了,恢复了那张平静的、没有表情的脸。
“所以河眼答应了。它让我成为守门人。我在暗河的底部,守着这扇‘问生碑’的门。每年农历七月,我打开门,让那些魂魄出去三天。三天之后,他们回来,继续困在这里。但至少他们出去过。至少他们看到了他们的家人还活着。至少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还在运转。这已经很好了。比我好。”
“比你?”嘉宏问。
“我没有家人可以看了。”林有福说,“阿春后来改嫁了,搬到了高雄。雅婷长大了,结了婚,生了小孩,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她不会想看到我的。在她心里,她爸爸是一个疯了的、被她妈妈抛弃的、在面摊里自言自语的男人。她不会想看到我的。”
圆形空间里的光线又变了。两个太阳移动到了新的位置,这次它们重叠在一起,大的包住了小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橙红色的光球。光球散发出的光芒把整个空间染成了血的颜色。
嘉宏站在那血色的光芒中,看着林有福那张平凡的、毫无表情的脸。他突然觉得,这张脸底下藏着的东西,比整条暗河加起来都要沉重。
“所以你卖烧肉粽,”嘉宏说,“是为了纪念你弟弟?”
林有福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石碑前,把剩下的烧肉粽放在石碑的基座上。然后他转过身,看着嘉宏和秀秀。
“你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听我讲古的。”他说,“你们来这里,是因为有事要做。”
“什么事?”秀秀问。
林有福指了指石碑的最底部。那里有一行小字,比其他的字都小,小到嘉宏刚才完全没有注意到。他蹲下来,凑近看。那行字写的是:
「河眼可逆。唯有一法——以生者之血,涂于碑面。死者之名,可自碑上除。名除则魂出。魂出则河眼闭。」
嘉宏读了那行字三遍。然后他抬起头,看着秀秀。秀秀也在看那行字。她的嘴唇在发抖,眼睛里有什麽东西在闪烁——不是泪水,而是一种更激烈的、像是快要烧起来的光芒。
“以生者之血,”秀秀慢慢地说,“死者之名,可自碑上除。”
“我是死者。”嘉宏说。
“我也是死者。”秀秀说。
“但我们都是死者。生者是谁?”
圆形空间里突然安静了。安静到嘉宏可以听到头顶上那两个太阳旋转的声音——不是声音,是一种振动,像某种低频的嗡嗡声,在骨骼之间共鸣。
林有福开口了。他的声音还是那麽平,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挤出来的:
“生者,在外面。在你们那个世界里,还有一个活着的人。一个和这条河眼有连结的人。一个愿意为你们流血的人。”
嘉宏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人的脸。
戴着黑框眼镜,头发乱得像鸟窝,穿着印着“我推的孩子”的T恤,嘴里塞着蛋饼,含糊不清地说“你他妈的一定要回来”。
“志远。”嘉宏说。
林有福点了点头。
“他愿意吗?”林有福问。
嘉宏没有回答。他不知道。他不敢知道。林志远是他这四十二年——不,是他被复制的这四十二年——最好的朋友。他们从大学时期就认识了,一起翘课、一起打游戏、一起骂教授、一起在深夜的士林街上骑着机车乱晃。林志远在他最穷的时候借他钱交房租,在他失恋的时候陪他喝到天亮,在他被客人打一星差评的时候帮他在Google评论刷五星好评。
林志远是他在那个“假的世界”里,最真实的存在。
但他能要求林志远为他流血吗?为一个已经死了四十二年的人流血?为一个连灵魂都没有的复制品流血?
“我不知道。”嘉宏说。
秀秀握住他的手。她的手比刚才更冰了,但握得更紧了。
“我们去问他。”秀秀说。
“怎麽问?他在外面。我们在这里。我们出不去。”嘉宏说。
林有福走到石碑的背面。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凹槽,凹槽里放着一支手机——不是智慧型手机,不是掀盖机,而是一支老式的转盘电话。黑色的,塑胶外壳,圆形的拨号盘,上面有十个洞,对应着0到9的数字。电话线从凹槽里延伸出来,钻进石碑底部的裂缝中,消失在黑暗里。
林有福拿起话筒,递给嘉宏。
“打给他。”他说。
嘉宏接过话筒。话筒很重,比正常的电话话筒重至少三倍,像是里面灌满了铅。他把话筒贴在耳朵上,没有拨号音,只有一片死寂。不,不是死寂。有声音,但那个声音不是拨号音。是一种很远很远的、像是从地心传上来的低鸣,像地球在呼吸。
他伸出食指,插进拨号盘上“0”的洞里,把拨号盘转到底,放手。拨号盘转回来的时候,发出咔咔咔的声音。然後是“9”,咔咔咔。“1”,咔咔咔。“2”,咔咔咔。“2”,咔咔咔。“5”,咔咔咔。“7”,咔咔咔。“2”,咔咔咔。“5”,咔咔咔。“1”,咔咔咔。“5”,咔咔咔。
林志远的手机号码。
拨完最後一个数字之後,话筒里传来了等待接通的嘟声。一声,两声,三声。嘉宏的心跳随着嘟声一下一下地跳。四声,五声,六声。
第七声的时候,电话接了。
“喂?”林志远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沙哑、疲惫、带着浓浓的鼻音。他在哭。嘉宏听得出来。林志远哭的时候鼻音会变得很重,讲话像含着一颗卤蛋。
“志远。”嘉宏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後林志远的声音突然拔高了八度,像被烫到了一样:“阿宏!阿宏!你在哪里?你他妈的在哪里?我找了你整个晚上!我去昭和大厦找你,大门锁了进不去!我打你的电话几百通都不通!我他妈的以为你——我以为你——”
“我在暗河。”嘉宏说。
“暗河?暗河是三小?”
“昭和大厦的地下。河眼的里面。”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次更久,大概五秒。然後林志远用一种很轻的、像是在确认自己是不是在作梦的声音说:“所以你死了?”
“嗯。”
“死了多久?”
“四十二年。”
电话那头传来了林志远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然後是一连串的、夹杂着哭腔和笑声的、像是要爆炸一样的输出:“干你娘咧!四十二年?你他妈的死了四十二年?那我这四年跟你一起翘课、打游戏、吃蛋饼、骂教授,都是在跟一个鬼混?我他妈的还借你钱交房租,你一个鬼跟我借钱?你的钱是阴间的纸钱吗?我他妈的收到的是新台币还是冥纸啊?你给我说清楚!”
嘉宏忍不住笑了。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在暗河的底部,在“问生碑”的前面,他笑了。笑得很大声,笑到眼泪都出来了。
“我欠你的钱,应该是真的新台币。至少我花的时候是真的。”他说。
“你他妈的还笑!”林志远在电话那头又哭又笑,声音听起来像是一只被踩到尾巴的猫,“你现在要怎麽办?你要怎麽回来?你要我烧纸钱给你吗?还是要我去庙里帮你点灯?你跟我讲,我什麽都做!”
嘉宏的笑声停了。他握紧了话筒,手指在黑色的塑胶外壳上留下了白色的指印。
“志远,有一件事。”他说。
“说。”
“你需要帮我做一件事。”
“什麽事?你说!上刀山下油锅我都去!”
嘉宏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吸得很深,深到他的胸腔像是要爆炸。他闭上眼睛,在眼皮的黑暗中,他看到了林志远的脸——不是现在这张哭花的脸,而是他们大学时候,在学校後门的早餐店里,林志远把最後一块蛋饼推到他面前,说“你吃啦,我减肥”。那时候的林志远还没有现在这麽胖,笑得像个白痴,眼睛里全是那种“年轻真好”的光芒。
“你需要来昭和大厦,”嘉宏说,“带一把刀。割你的手。把你的血涂在一块石碑上。上面刻着我和秀秀的名字。血涂上去之後,我们的名字就会消失。我们就可以出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久到嘉宏以为电话断了。他看了看话筒,又贴回耳朵上。林志远的声音终於响起来了,但这次不是哭,不是笑,而是一种很平静的、像水面一样的声音:
“就这样?”
“就这样。”
“你确定?不是什麽‘需要用活人献祭’、‘需要折寿五十年’、‘需要把我的灵魂跟你交换’那种狗血剧情?”
“我确定。”嘉宏说,但其实他不确定。他不知道血涂上去之後会发生什麽。他不知道林志远会不会因此付出什麽代价。石碑上的那行字只说了“以生者之血”,没有说血之後会怎样。也许林志远会没事,也许他会失血过多,也许他会被暗河反噬,也许他会成为下一个林有福。
但他没有告诉林志远这些。因为如果他说了,林志远一定还是会来。而他不希望林志远是因为“被骗”才来的,他希望他是因为“选择”才来的。
“好。”林志远说,“等我。”
电话挂了。
嘉宏把话筒放回凹槽里。他转头看着秀秀。秀秀的眼睛里有泪水,但她在笑。那种笑是嘉宏见过的最美的笑容——不是1984年台北车站那种“看到你我很开心”的笑,不是六楼之五那种“你终於回来了”的笑,而是一种“我们快要出去了”的笑。那种笑里面有希望,有恐惧,有期待,有不安,有所有的、人类才有的复杂情感。
“他会来吗?”秀秀问。
“他会。”嘉宏说。
“你怎麽知道?”
“因为他欠我三百块。”
秀秀愣了一下,然後笑了出来。她笑的时候,整个暗河的底部都在震动。不是地震的那种震动,而是一种更温柔的、像是心脏跳动的震动。石碑上的那些名字开始发光,不是之前那种绿光,而是一种温暖的、金色的光。那些光像河流一样从石碑的顶部流下来,流过每一个名字,流过每一个日期,流过每一段死亡。
林有福站在石碑旁边,看着那些金色的光,他的脸上终於有了表情。那个表情不是笑,不是哭,而是一种嘉宏看不懂的、介於释然和遗憾之间的、像是终於放下了什麽东西的表情。
“他来了之後,”林有福说,“我会打开门。你们走出去。不要再回来。”
“你呢?”嘉宏问。
“我继续留在这里。我答应过河眼,我要当守门人。说到做到。不像某些人,”他看了嘉宏一眼,“说了‘好’之後,跑了四十二年。”
嘉宏的喉咙像是被什麽东西堵住了。他想说对不起,想说谢谢,想说很多很多话。但最後他只说了一句:“你的烧肉粽,真的很好吃。”
林有福的嘴角终於真正地、确确实实地往上扬了一下。
“废话,”他说,“我弟教的。”
暗河顶部,两个太阳开始融合。橙红色和蓝白色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嘉宏从未见过的颜色——那不是紫色,不是粉色,不是任何一种他可以用语言描述的颜色。那是“希望”的颜色。
而在昭和大厦一楼的骑楼下,一台机车的引擎声由远而近。一个穿着“我推的孩子”T恤的胖子,手里握着一把从厨房偷出来的水果刀,站在那面全身镜前,大口大口地喘气。
他的手在抖。
他的腿在抖。
他的全身都在抖。
但他举起了那把刀,刀尖对准了自己的掌心。
“陈嘉宏,”他说,声音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回荡,“你最好是真的欠我三百块。不然我跟你没完。”
刀落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