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2章：航运暗战
1988年1月，维多利亚港笼罩在罕见的冬日寒雾中。
建国航运九号泊位的改造工程已经进行到第四个月，原本计划半年完工的项目，如今却陷入了僵局。施工现场只有零星几个工人在慢悠悠地搬材料，三台从德国进口的大型起重机静静立在码头边，罩着防雨布，像三个沉默的巨人。
“李总，这是这个月第三批辞职的技术工人。”李文涛递上名单，脸色铁青，“都是关键岗位的，液压系统工程师、电气自动化技师、编程员...人走了不说，还带走了一些图纸和数据。”
李建国接过名单，扫过上面熟悉的名字。这些人都是高薪从欧洲和日本请来的专家，合同签了三年，现在才干了四个月就走，显然不正常。
“原因？”
“理由五花八门，家庭原因、健康问题、个人发展...”李文涛压低声音，“但我查了，他们离开香江后，有五个去了太古航运，三个去了怡和的码头公司。这绝对不是巧合。”
办公室里一片沉默。陈大山从情报分析部调来的报告就放在桌上，白纸黑字显示：最近三个月，英资航运企业突然开始大规模招聘自动化码头技术人才，薪资普遍上浮百分之三十。而带头挖人的，正是太古航运的董事总经理，前皇家海军军官威廉·汉密尔顿。
“这是有组织的打压。”叶倩文分析道，“他们不敢在明面上阻止我们改造码头，就用这种手段拖慢进度。按照合同，如果九号泊位不能在六月底前投入运营，政府有权收回经营权。”
李建国走到窗前。雾气中的维多利亚港模糊不清，但远处太古码头的灯光依然清晰可见。那里停靠着三艘崭新的集装箱船，船身上“swire”的标志格外刺眼。
“通知施工队，从今天起，所有核心技术岗位实行双岗制，关键图纸分拆保管。”他转过身，“文涛，你亲自去一趟德国和日本，再招一批人。钱不是问题，但这次要签更严格的竞业协议。”
“可是李总，这样成本会大增...”
“现在不是算成本的时候。”李建国打断他，“九号泊位必须按时完工。这是我们在香江航运业立足的根基，不能丢。”
李文涛离开后，李建国单独留下陈大山。
“大山，你那边查到什么？”
陈大山打开加密文件夹：“太古航运的威廉·汉密尔顿，是香江英资商会航运委员会的主席。上个月，他在香江会所组织了一次闭门会议，参会的有怡和、汇丰、渣打等十二家英资企业的高管。会议内容不详，但之后一个星期，就出现了针对我们的挖人行动。”
“还有，”他调出另一份报告，“船公司协会那边也出了问题。原本答应支持我们的几家华资船东，最近突然改口，说航线调整，暂时没有船只停靠九号泊位的计划。”
双线作战。李建国敏锐地意识到，对方不仅要拖慢码头改造，还要切断未来的货源。没有船停靠，码头建得再好也是摆设。
“华资船东为什么改口？”
“我查了。”陈大山神色凝重，“汇丰和渣打最近收紧了对航运业的贷款，几家船东都收到通知，如果不‘调整经营策略’，授信额度可能被削减。而所谓的调整策略，第一条就是‘合理规划靠泊港口’。”
金融手段。英资银行利用资金优势，胁迫华资船东站队。
李建国沉思良久，拿起电话：“晓娥，帮我约霍景良先生，今晚在福临门，我请他吃鱼翅。”
晚上七点，福临门最里面的包厢。
霍景良听完李建国的讲述，放下筷子，长长叹了口气：“李生，你这是捅了马蜂窝啊。太古、怡和这些英资公司，在香江经营了上百年，关系盘根错节。你一个外来者，要建全自动化码头，等于砸了他们几万码头工人的饭碗，也动了几十年不变的行业格局。”
“霍生，自动化是趋势。”李建国给他斟茶，“日本、新加坡的码头都在改造，香江不跟进，未来就会失去竞争力。”
“道理谁都懂，但触动了利益，就难办了。”霍景良摇头，“你知道码头工会的主席是谁的人吗？是太古前董事的侄子。拖车协会的会长，娶了怡和一个高管的女儿。这些关系，不是你拿钱就能摆平的。”
“所以我来请教霍生。”
霍景良沉默地吃着菜，良久才说：“两个办法。第一，找更大的利益来平衡。第二，找更高的权力来压阵。”
他放下筷子：“英资现在最怕什么？怕九七后失去特权。所以他们现在的策略是，在撤退前最后捞一把，同时给未来埋钉子——让香江的经济离不开他们，让回归后的特区政府不得不求着他们。”
“那更大的利益...”
“内地市场。”霍景良眼中闪过精光，“你那个新界项目，不是要建跨境商务区吗？如果能在方案里，给英资企业留一块位置，让他们看到九七后还有钱赚，态度可能会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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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国恍然。这是典型的利益交换——我给你内地市场的入场券，你放过我的码头。
“那更高的权力呢？”
霍景良压低声音：“北京的中央政府。中英联合声明签了，但具体怎么落实，还有很多细节要谈。如果英资在香江搞不正当竞争，影响香江平稳过渡，北京不会坐视不管。”
这个建议更大胆。直接动用政治层面的力量。
“不过李生，”霍景良警告道，“这条路要慎用。用好了，一招制敌；用不好，会被贴上‘政治商人’的标签，以后在国际市场很难混。”
“我明白。”李建国举杯，“多谢霍生指点。”
三天后，两件事同时进行。
一方面，李建国让娄晓娥重新修改新界项目的规划方案，专门划出百分之二十的面积，命名为“国际企业园”，公开邀请包括英资在内的跨国企业入驻，承诺提供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
另一方面，一封加密信件通过特殊渠道送往北京。信中详细列举了英资企业近期对建国航运的打压行为，并附上证据，最后写道：“...此举不仅针对一家企业，更是在香江回归过渡期，试探中央政府的底线。若放任不管，恐将助长英资气焰，打击华资信心，不利于香江平稳过渡和长期繁荣稳定。”
信送出的第七天，变化开始出现。
首先是船公司协会的秘书长主动联系李文涛，表示之前的“航线调整”是误会，几家华资船东的船只将按原计划停靠九号泊位。
接着，汇丰银行香江区总裁詹姆斯·威尔逊亲自致电李建国，邀请他参加下周的商务午餐。电话里，威尔逊的语气异常客气，绝口不提航运贷款的事。
最大的变化发生在第十天。太古航运的威廉·汉密尔顿通过中间人传话，希望能与李建国“喝杯咖啡，消除误会”。
会面安排在中环文华东方酒店的咖啡厅。汉密尔顿准时出现，这位六十岁的英国绅士西装笔挺，银发梳得一丝不苟。
“李先生，很高兴见到您。”他的中文带着浓重的牛津腔，“首先我想澄清，最近的一些不愉快，纯属市场竞争，绝非针对您个人或您的公司。”
李建国微笑：“汉密尔顿先生，市场竞争我欢迎。但挖走我全部技术团队，这似乎超出了竞争的范畴。”
“这是个误会。”汉密尔顿面不改色，“太古确实在招聘人才，但并不知道他们来自贵公司。我已经下令，凡是来自建国航运的员工，一律不予录用。”
这话说得漂亮，但两人都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
“另外，”汉密尔顿递过一个文件夹，“太古愿意与建国航运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我们在东南亚有六个码头，可以共享技术和管理经验。当然，九号泊位改造如果需要帮助，我们也可以提供支持。”
李建国翻开文件夹，里面是一份合作意向书。条件很优厚，但核心就一条：技术共享，实际上是要求开放九号泊位的自动化系统数据。
“感谢太古的好意。”他合上文件夹，“不过九号泊位的改造，我们已经有了完整方案。倒是新界的国际企业园项目，如果太古有兴趣，我可以安排人对接。”
话题巧妙转移。汉密尔顿眼睛一亮——相比一个码头的技术，内地市场的入场券显然更有吸引力。
“那太好了。我会让投资部门尽快研究。”
咖啡喝完，两人握手告别。走出酒店时，冬日难得的阳光穿透云雾，洒在中环的街道上。
李建国知道，这场危机远未结束。今天只是暂时休战，更大的风暴可能还在后面。
但至少，他证明了：在香江这片英资经营了百年的土地上，华资企业不仅能生存，还能反击。
而这，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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