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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
“第一笔，一百二十万。备注写的是‘投资收益’。但从银行那边调取的交易记录看，这笔钱的实际来源，是一个叫陈德明的人——恒通路桥的董事长。”
我沉默了。
一百二十万，这是2012年的数字。在那个年代的县城里，这笔钱可以在最好的地段买下好几套房子。而林国良那个时候已经是县长了，正处级干部，一年的工资加奖金，撑死了也就十来万。
“还有其他线索吗？”
“有。”苏慧敏又递过来一份材料，“2019年，林国良升任副市长之后，分管国土和规划。这一年，东林市有一个旧城改造项目，涉及三千多户居民拆迁。项目总投资超过六十个亿，中标方是——”
“让我猜猜，”我说，“恒通路桥？”
“不，这次换了一家。”苏慧敏的表情变得微妙起来，“中标方叫东林市城投集团。表面上看是市属国企，但实际上，这家公司的大股东是一家私人企业，法人代表叫赵立军。赵立军的背景我们还在查，但初步发现他跟恒通路桥的陈德明有密切的经济往来。”
我拿起桌上的一支笔，在空白纸上慢慢画了几条线。
林国良——陈德明——恒通路桥——东源县产业园——赵立军——城投集团——旧城改造。
这些线就像蛛网一样，越织越密，越织越复杂，而林国良就坐在这张蛛网的正中央。
“证据链还缺什么？”我问。
苏慧敏想了想：“缺一个东西。所有的资金往来，目前都只能追溯到中间人，没有一笔能够直接跟林国良本人挂上钩。他的名下没有异常存款，没有房产，车子也只是一辆开了十年的帕萨特。就连他妻子的账户，那些大额资金的来源也都是层层过手，很难直接证明跟特定项目有关联。”
“所以我们现在充其量只能证明他‘可能有问题’，但拿不出一个让他无话可说的铁证。”
“对。”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我去谈话。不是因为我有三头六臂，而是因为在这场博弈中，证据只是其中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人心。
我放下笔，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上午十点半。
“安排一下，”我对高健说，“下午两点，我开始跟林国良谈话。”
高健有些意外：“今天就开始？不用再准备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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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准备了。”我站起来，把桌上的材料归拢到一起，“该看的都看了，再看也看出不新东西来。我跟人谈话，不喜欢照着材料念，我想听听这个人自己怎么说。”
下午两点整，我走进了五楼的讯问室。
这个房间比二楼会议室还要小一些。一张固定在水泥地面上的长条桌，两把同样固定住的椅子。桌上桌上放着一杯白开水和一个纸巾盒。墙角和天花板安装了摄像头，墙壁里面嵌了隔音材料，说话不会有回声。
房间里的光线是经过特殊设计的——柔和但不昏暗，保证全程录像的画质清晰，但同时不会给谈话对象造成强烈的心理压迫感。
林国良已经被带到了讯问室里。
他坐在桌子对面那把他无法挪动的椅子上，脊背挺得笔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目光平静地注视着我对面的那面墙壁。他穿着一件有些发皱的白色衬衫，衬衫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虽然已有些花白，但梳得一丝不苟。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林国良本人。在此之前，我只看过他的照片和视频资料。而现在，一个活生生的、保持着高度警惕的东林市常务副市长，就坐在我三米之外的地方。
我在他对面坐下，把带来的文件夹放在桌面靠左的位置，动作很慢，像是随手一放，但实际上每一个细节都有用意——文件夹放在他视线刚好够得到但又不能直接看到内容的地方，创造一个微妙的心理优势。
苏慧敏坐在我旁边的记录员位置上，面前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手指轻轻搭在键盘上，随时准备记录。她的存在本身就有意义——两个办案人员同时在场，从程序上讲更规范，从心理上讲也更能给谈话对象制造压力。
“林国良同志，”我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这个经过专业声学设计的房间里，每一个字都清晰无比，“我是省厅专案组的张宇。从今天开始，由我来负责跟你谈话。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之间所有的对话，都会被全程录音录像。这是程序要求，希望你能理解。”
林国良的目光从墙壁上收回来，落在我脸上，停留了大概有两三秒钟。那是一种审视的目光，像一个经验丰富的猎手在判断对面这个对手的分量。
然后他笑了。
那个笑容很淡，嘴角微微上扬，幅度恰到好处——不会让人觉得亲切，但也不会让人觉得傲慢。这是一个在官场上浸淫了几十年的人才能练出来的表情管理能力。
“张宇同志，”他说，声音沉稳有力，“我知道了。不过我想先问一句，你们省监察厅到底准备让我在这里待多久？我来了一周了，除了你们七室的同志找我谈过几次话之外，没有任何人告诉我，我到底犯了什么事。”
他的语气不急不躁，甚至带着一种“我是配合组织的”的姿态，但这种姿态本身，就是一种防御。
我注意到他称呼我为“张宇同志”，而不是“张局长”。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如果他叫“张局长”，那是一种官场上的对等称呼，他在用曾经的位置为自己做心理支撑；如果他直呼“张宇同志”，那说明他还没有放弃体制内平等成员的身份认同，他还在试图用“同志”这个称谓来拉近距离、缓解紧张。
“我们今天不谈具体的事，”我说，“我就是想跟你聊聊，你在东林这些年干了些什么。”
林国良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但也仅仅是动了一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