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后来……后来就变了。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可能是从当上副县长之后，圈子变了，身边的人变了，说话的方式变了，看问题的角度也变了。我开始觉得，光干事儿不行，还得有关系，还得有人脉，还得有……还得有退路。”

    

    “退路？”我重复了一下这个词。

    

    “对，退路。”林国良的声音低沉下来，“当官这个事情，你往上爬的时候，人人都捧着你。可一旦你出了事，或者退了休，你就什么都不是了。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在位的时候前呼后拥，退了之后连个上门的人都没有。我不想变成那样。我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给儿子留一份家业。”

    

    “所以你收了那些钱。”

    

    林国良没有回答，但他的沉默本身就是最好的回答。

    

    我把另外几份材料也推到他面前。恒通路桥的工程合同、他儿子所在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他妻子账户的理财记录——这些材料摞在一起，像一堵越砌越高的墙，而他就在墙的另一边，无处可逃。

    

    林国良一份一份地看过去，翻到最后一份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下来。

    

    那是他儿子大学毕业时的照片。一张普通的五寸彩照，是专案组在他家书房抽屉里找到的。照片上的年轻男孩穿着学士服，站在大学校门口，笑得一脸灿烂，而林国良站在他旁边，搂着儿子的肩膀，脸上带着一种父亲特有的骄傲。

    

    “你儿子今年多大了？”我问。

    

    “二十七。”林国良的声音有些沙哑。

    

    “他现在知道你在哪里吗？”

    

    林国良的手开始发抖。

    

    “我让人通知他你出差了。”我继续说，“但这不是长久之计。迟早有一天，他会知道真相。你想过没有，到那个时候，你怎么面对他？”

    

    这句话像一把钝刀，不锋利，但一下一下地切进林国良最柔软的地方。

    

    他的眼眶终于撑不住了。眼泪顺着那张保养得体、皱纹尚浅的脸庞滑下来，没有声音，就那么静静地在脸上流淌。

    

    一个在东林市呼风唤雨十几年的常务副市长，在这一刻，哭得像个孩子。

    

    “我……我对不起他。”他的声音哽咽得几乎听不清，“我也对不起我爹。他在天上看我呢，他看到我这个样子……”

    

    他没有说下去。

    

    讯问室里只剩下压抑的抽泣声和摄像头发出的极其微弱的电流声。

    

    我没有递纸巾。

    

    不是因为冷酷，而是因为有些眼泪，值得一个人流完。

    

    林国良哭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平静下来。他用袖口擦了擦脸，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看着我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一五一十地交代了。

    

    2010年，恒通路桥陈德明，第一笔贿赂一万元现金。2012年，东源县产业园区项目，恒通路桥中标后，陈德明通过林国良妻子的银行账户转账一百二十万。2019年，林国良升任副市长，东林市旧城改造项目，东林市城投集团中标，幕后老板赵立军分三次向林国良输送利益合计两百三十万。2020年，东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块商住用地，某房地产公司老板为了拿到土地，送给他一套位于省城的房产，市值约三百八十万，登记在他小舅子的名下。2021年……

    

    一桩桩，一件件，像打开了一个塞了太久的瓶子，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地往外涌。

    

    苏慧敏在会议室里看着监控画面，手里的笔一直没有停过。她后来说，那天下午她记了满满十七页纸，手都写酸了，但她不敢停下来，因为林国良说的每一条线索都太重要了，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坐在林国良对面，安静地听着，偶尔问一两个细节问题。我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既没有愤怒，也没有惋惜——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但在心里，我一直在想着一个问题：这个人，到底是从哪一步开始走错的？

    

    是那一万块钱吗？

    

    还是他当上副县长之后，第一次被人请进豪华包间的那顿饭？

    

    或者是更早，在他决定给自己“留退路”的那一刻？

    

    我说不清楚。也许林国良自己也说不清楚。

    

    下午五点半，林国良的交代告一段落。他的嗓子已经哑了，桌上那杯水被他喝得一滴不剩。他靠在椅背上，脸上的表情不是如释重负，而是一种深不见底的空洞。

    

    “张宇同志，”他忽然开口，“你说，如果我没有收那一万块钱，我现在会是什么样？”

    

    我想了想，说：“也许你还在当你的副市长，也许已经退休了，在家带孙子，偶尔去东源老家的山路上走走，看看你修的那些路。”

    

    林国良闭上眼睛，长久的沉默之后，他轻轻地说了一句：“可惜没有如果。”

    

    案子审结之后，我带着专案组在东林又待了几天。

    

    这几天，苏慧敏和同事们根据林国良的交代，马不停蹄地约谈了十几个相关涉案人员，调取了上百份银行凭证和合同文件，把林国良交代的每一条线索都逐一核实、固定证据。

    

    林国良被正式移送司法机关的那天，天空阴沉，似乎正在酝酿一场暴雨。

    

    我站在酒店三楼的窗前，看着楼下那辆没有任何标识的商务车缓缓驶出大门。林国良坐在车里，隔着深色的车窗玻璃，我什么也看不见。

    

    高健走过来，递给我一支烟，我摆摆手表示自己不抽。

    

    “张局长，这案子能这么快拿下来，你功劳最大。”高健说，“省里对你的评价很高。”

    

    “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说，“大家都付出了很多。”

    

    “我知道。我是说，你的谈话方式，跟别人不一样。”高健把烟点上，吸了一口，“我们七室的人谈了好几次都没拿下，你去了三次就让他全交代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想了想，说：“他需要有人听他说。”

    

    高健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在敷衍他。但我没有敷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