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月夜如期而至。
月光不亮,像蒙了一层薄纱。纽曼城东北角的侧门在子夜时分悄然打开,八十名骑兵鱼贯而出,马蹄裹着麻布,马衔枚,人含草,几乎没有声响。
带队的是一名老骑兵中尉,叫卡尔。他在格罗夫手下干了十五年,从传令兵干到骑兵队长,身上有三处刀伤,一处枪伤。出发前格罗夫亲自敬他一杯酒:“卡尔,冲出去,把信送到老鹰岭,你就是纽曼的救星。”
卡尔把酒一饮而尽。他心里清楚,救星不救星无所谓,他只是不想饿死,更不想让自己的老婆孩子饿死——她们在城里,配给已经减到每天两片面包。
骑兵队像一道黑色的溪流,悄无声息地滑过城墙与第一道红军防线之间的开阔地。月光下,能看见远处红军哨卡的轮廓,但奇怪的是,哨卡很安静,连巡逻队的身影都没有。
“不对劲。”副手低声说。
卡尔也觉出来了。太顺利了。但箭在弦上,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
“加速!冲过前面的隘口就安全了!”
马蹄声骤然密集,八十匹战马开始狂奔。就在这时,身后突然响起枪声——噼啪啪啪,像是欢送的鞭炮。子弹打在身后土路上,扬起烟尘,但准头差得离谱。
“他们在慌!”卡尔心头一松,“冲!冲过去!”
骑兵队冲过第一道哨卡——那里空无一人,只有几顶匆忙丢弃的帐篷。冲过第二道——同样没人。第三道哨卡出现在前方,隐约能看见几个红军士兵正在“慌忙”后撤。
“追!”卡尔热血上涌。
就在这时,月光突然被什么东西遮住了。卡尔抬头,看见天空划过几道微弱的弧线——迫击炮弹。
“散开!”他嘶吼。
但已经晚了。炮弹没有落在骑兵队中间,而是落在前方隘口的两侧,爆炸掀起土石,封住了去路。紧接着,两侧高地上,机枪开始嘶吼。
不是扫射,是点射。精准,冷静,每一串子弹都打在骑兵队的前方,逼着他们转向——转向西面。
“中计了!”副手大喊,“往西撤!”
骑兵队掉头向西。西面地形开阔,似乎没有埋伏。卡尔心头刚升起一丝希望,就看见了前方那片黑黢黢的建筑群——废弃砖窑。
砖窑的地形,就像一张张开的嘴。入口宽阔,但越往里越窄,而且到处都是半人高的砖垛和土坑,骑兵根本冲不起来。
“停!停下!”卡尔勒马。
但惯性带着前队已经冲了进去。就在这时,砖窑四周亮起了火把。不是很多,几十支,但足够照亮那些从砖垛后面站起来的红军战士,和那些黑洞洞的枪口。
没有喊杀声,没有冲锋号。只有一片死寂。
卡尔知道,完了。
枪声在五分钟后停歇。八十名骑兵,活着逃回纽曼城的,只有十七人,包括重伤的卡尔。其余的人,要么死在砖窑,要么被俘。
格罗夫在城墙上等到天亮,等回来的是十七匹瘸马,和十七个浑身是血、眼神空洞的残兵。
没有粮食,没有援军的消息,只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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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失败的第三天,纽曼城南城贫民区。
安娜斯塔西娅——一个裁缝的寡妇,丈夫因为抱怨粮食被吊死在南城门——在天亮前摸到城墙根。她怀里揣着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三片省下来的黑面包,和一张用炭笔写在碎布上的信。
信很短:
“红军老爷:南城粮仓守卫只剩四个老头,每天晚上换班时有一刻钟没人。粮仓后面围墙有处裂缝,能爬进去。求你们打进来时,别伤平民。我女儿快饿死了。”
她把布包绑在一块石头上,用尽全身力气,扔出城墙垛口。
石头落在护城河外的泥地里,发出轻微的噗通声。几分钟后,一个红军侦察兵小心翼翼地摸过去,捡起了布包。
同一天下午,类似的“投信”又发生了两次。一次是一卷用油纸包着的城防工事草图,标注着几个火力点的弹药存量;另一次是一封联名信,签着七个城防军士兵的化名,表示“愿意在适当时候开城门”。
情报传到松岩镇指挥部时,米哈伊尔正在和维克多通电话。
“主席,城内已经开始松动了。”米哈伊尔汇报,“格罗夫的突围失败,加上粮价飞涨,平民和底层士兵的不满已经压不住了。”
电话那头,维克多沉默了几秒:“伤亡呢?”
“我们这边轻伤五人,无人阵亡。俘获敌军骑兵四十三人,其中三十人愿意加入红军,剩下的请求释放回家——说家里有老小。”
“愿意加入的,甄别后编入新兵训练营。想回家的……”维克多说,“放回去。”
“放回去?”
“对。但要让他们‘不经意’地透露一些消息:比如红军优待俘虏,比如根据地粮食够吃,比如劳动党只追究格罗夫及其核心爪牙的责任,普通士兵和市民只要不抵抗,一律保障安全。”
米哈伊尔明白了:“攻心为上。”
“还有,”维克多补充,“从今晚开始,用大喇叭加强政治攻势。不要空喊口号,要具体:点出格罗夫亲信的名字,说他们家里藏了多少粮食;说出南城昨天饿死了几个人,叫什么名字,住哪里;告诉城里人,城外秋收刚过,根据地农民家家有余粮。”
他顿了顿:
“记住,我们不是要让城里人恨我们,是要让他们恨格罗夫,恨那个让他们饿肚子的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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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纽曼城墙外五百米处,三台用马车改装、配备大功率扩音器的“宣传车”开始工作。
喇叭里传出的不是男播音员激昂的声音,而是一个温和的女声——那是从石鸦镇广播站调来的播音员叶莲娜,她的声音清晰、平静,像在跟邻居拉家常。
“纽曼城的父老乡亲们,晚上好。我们是葛培省苏维埃红军广播站。”
“首先播报几条消息:今天下午,南城磨坊街的玛利亚大婶,因为把最后一点面粉留给三岁的小孙子,自己饿晕在排队买粮的队伍里。邻居把她抬回家时,孩子趴在妈妈身上哭。玛利亚大婶的丈夫两个月前被格罗夫强征去修城墙,累死在工地上。”
“同样在今天,城防军副司令奥列格·伊万诺夫的管家,从后门运出三马车粮食,据说是‘发霉了要处理’。但我们有确凿情报,那些粮食都是今年的新麦,被运往伊万诺夫在城外的秘密仓库。”
“再播报一条:昨天,东城粮仓守卫队长瓦西里,因为私自克扣士兵口粮倒卖黑市,被格罗夫鞭打二十下。但瓦西里只是小角色,真正垄断粮食买卖的是格罗夫的表弟、财政官米哈伊尔·格罗夫。他家地窖里存着足够两百人吃一年的面粉和腌肉。”
女声顿了顿,语气依然平静:
“乡亲们,士兵兄弟们,你们仔细想想:为什么你们在挨饿,老爷们在囤粮?为什么你们的亲人在累死、饿死,格罗夫和他的亲信却在喝酒吃肉?”
“红军围城,不是为了伤害平民。我们发布的《告纽曼市民书》明确承诺:只要开城,保障所有普通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严惩的只有格罗夫及其核心爪牙。士兵只要放下武器,一律按投诚对待,愿意回家的发路费,愿意参加红军的欢迎加入。”
“城外,根据地今年秋收丰收,农民家家有余粮。我们石鸦镇的合作社里,盐一斤两个铜板,煤油一斤三个铜板,粗布一尺四个铜板——都是老百姓买得起的价格。”
“而你们在城里,买的是什么价?”
喇叭声在夜空中回荡,穿过城墙,钻进千家万户的窗户。
有人捂住耳朵,有人流泪,有人咬着牙。
在城墙的阴影里,几个守夜的士兵凑在一起,低声交谈。
“你听见了吗?奥列格那混蛋,家里地窖有肉……”
“我弟弟在骑兵队,被俘虏了,红军真给治伤了?”
“我老婆昨天去黑市,盐涨到六十个铜板了……再这样下去……”
月光照在纽曼城高耸的城墙上,那曾经象征安全的巨石,现在像一口巨大的石棺,把五万人困在里面,慢慢窒息。
而在城墙外,秋天的原野上,麦茬泛着金黄。更远处,红军的篝火星星点点,像在黑暗中铺开一条路——一条通往粮食、盐巴、活下去的路。
格罗夫在总督府里摔碎了第三个酒杯。
他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死寂的城市,和更远处那些像嘲笑眼睛般的篝火。
二十天。不,也许十天,也许五天。
城墙还能挡住子弹,但挡不住饥饿,挡不住那些在深夜里滋长的念头。
而他知道,当第一个士兵放下武器,当第一个市民打开家门,当第一句“凭什么”变成实际行动——
这座城,就完了。
不是因为被攻破,是从里面,自己烂掉的。
格罗夫抓起酒瓶,对着嘴灌了一大口。酒很劣,呛得他咳嗽。
窗外,广播声还在继续,像背景音乐一样,为这座饥饿的城池,奏响最后的安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