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寒风掠过桃溪河谷，卷起枯黄的落叶，在空中打着旋儿。林桂生紧了紧身上的灰色棉袄，踏着青石板路向区苏维埃办公处走去。这是他熟悉的故乡，每一块石头、每一棵老树都刻着岁月的痕迹，但此刻走在这条路上，他却感到一种莫名的陌生。

    武北片区的土改刚刚结束，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脸上有了笑容。这本该是欢欣鼓舞的时刻，然而整个苏区上空却笼罩着一层看不见的阴云。敌人加大了围剿力度，内部也出现了叛变逃亡，就连闽西本地的武装力量，也不完全听从闽赣省委的调遣。

    区苏维埃办公处设在一座老宅里，原是当地大地主的宅院，土改后充公。门楣上“武北区苏维埃政府”八个大字苍劲有力，是刘克范主席亲笔所书。想到刘主席，林桂生心里一紧。他这次特地从四支队驻地赶来桃溪，就是想看望生病的老校长，却得知老师已经转往上杭南阳的红军医院治疗。

    “桂生同志，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院内传来。

    林桂生抬头，看见张涤心站在门廊下，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他比几个月前消瘦了许多，眼窝深陷，但目光依然炯炯有神。

    “涤心同志，祝贺你接任区主席。”林桂生大步上前，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临时兼任罢了，刘主席病愈归来后，还是要交还给他的。”张涤心拍了拍林桂生的肩膀，“外面冷，进屋说话。正好快到饭点，我让炊事班多加个菜，咱们好久没好好聊聊了。”

    走进办公处，林桂生注意到墙上贴满了各种文件和通告，其中一份新贴的《关于肃清反革命社团分子的通知》格外醒目。他驻足细看，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

    “这些日子新下来的文件。”张涤心在一旁轻声说道，“省里抓得紧。”

    林桂生点点头，没说什么。两人穿过前厅，来到后院一间小屋。这里原是地主家管事的住处，现在成了张涤心的临时办公室兼卧室。一张木板床，一张旧书桌，几把椅子，陈设简单却整洁。

    “坐吧，我这儿还有点自家酿的米酒，天冷，温一壶驱驱寒。”张涤心从床下拿出一个小坛子，又朝外面喊了一声：“小王，把这个酒拿去温下，再拿炒两个鸡蛋来！”

    屋外有人应了声。不多时，一个年轻战士端着两副碗筷进来。一会，酒香已经渐渐弥漫出来，与炭火的气息交融在一起，给寒冷的冬夜增添了几分暖意。林桂生凝视着跳动的火苗，思绪飘回了半年前。

    那是1930年6月，武北区苏维埃政府刚刚成立不久。烈日当空，但在刘克范主席的领导下，大家的热情比太阳还要炽热。农民们第一次分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笑容。林桂生记得那天，张涤心站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向群众宣讲土地改革政策，声音洪亮而坚定：

    “从今天起，脚下的土地属于耕种它的人！不再有地主老爷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我们农民要自己做主！”

    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林桂生当时站在人群外围，手握钢枪，警惕地注视着四周。作为四支队队长，他负责大会的安保工作。尽管内心同样激动，但他不能有丝毫松懈。敌人不会甘心失败，反动武装时常在周边活动，企图破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想什么呢？”张涤心的声音把林桂生从回忆中拉回现实。

    “想起六月那次大会。”林桂生笑了笑，“那时大家多高兴啊。”

    张涤心叹了口气，将温好的酒倒入两个粗瓷碗中：“是啊，才半年光景，情况就变了这么多。”他递过一碗酒给林桂生，“来，先喝一口暖暖身子。”

    酒入喉中，一股暖流直达胃部，驱散了冬日的寒意。这时炊事员老李头端着一盘炒鸡蛋和一碟腊肉进来，摆在桌上：“张主席，林队长，慢用。外面同志们已经开始吃年夜饭了，要不要过去一起？”

    张涤心看了看林桂生：“咱们就在这儿说说话吧，有的话不好让他们知道。”

    林桂生点头同意。两人就着小菜，一碗接一碗地喝着温热的米酒，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当前局势上。

    “听说南边又有一个连叛变了？”林桂生压低声音问道。

    张涤心面色凝重地点点头：“县大队的，投敌了，还带走了不少武器。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起了。”他抿了一口酒，接着说：“敌人加大了围剿力度，悬赏越来越高，有些人就动摇了。”

    “软骨头！”林桂生愤愤地说，“革命哪有一帆风顺的？遇到困难就叛变，对得起那些牺牲的同志吗？”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我一样坚定啊，桂生同志。”张涤心长叹一声，“有些人参加革命，本来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现在形势严峻，自然就打退堂鼓了。”

    林桂生沉默片刻，问道：“省委有什么指示？”

    “要求各地加紧肃反工作，认为内部潜伏的反革命分子是导致叛变频发的主要原因。”张涤心指了指墙上那份通知，“最近省特委派了不少人到各地指导工作，力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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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主席的病”林桂生迟疑了一下，“是不是与这有关？我听说特委的人来过桃溪。”

    张涤心的表情微微变化，但很快恢复平静：“刘主席是积劳成疾，老毛病了。去南阳医院治疗是医生的建议。”他顿了顿，补充道：“特委的同志确实来过，是对我们的工作例行检查。”

    林桂生敏锐地察觉到张涤心话中的保留，但他没有追问。两人心照不宣地转换了话题。

    “四支队最近怎么样？”张涤心问道，“战士们情绪还稳定吗？”

    “整体还好，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林桂生放下酒碗，“补给困难是最头疼的。敌人封锁了通往赣南的几条要道，粮食、药品都进不来。最近天气寒冷，不少战士冻伤了，却没有足够的药物治疗。”

    “我已经派人想办法从白区购买一批药品，但需要时间。”张涤心说，“粮食方面，区苏正在动员群众捐献，但老百姓自己也困难啊。今年的收成本来不错，但敌人频繁骚扰，不少庄稼没能及时收割。”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窗外传来区苏同志们吃年夜饭的欢笑声，与屋内的凝重气氛形成鲜明对比。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张涤心突然问道，脸上露出一丝怀旧的笑容。

    林桂生也笑了：“怎么不记得？1927年秋天，在刘校长的办公室里。”

    那时刘克范是明德学校的校长，以学校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张涤心是学校的语文老师，林桂生则是刚从乡下出来的青年，被刘校长看中，留在学校当杂工，实际上是做警卫工作。

    “你那会儿傻乎乎的，一见我就紧张得说不出话。”张涤心打趣道。

    “我那是对读书人敬畏！”林桂生反驳道，“你可是方圆百里最有学问的人之一。”

    张涤心摇摇头：“学问再大，不如枪杆子实在。要不是你教我用枪，我可能早就”

    他的话没说完，但林桂生明白他的意思。1928年春天，反动民团突然包围学校搜捕革命党人，是林桂生带着张涤心从后山小路突围，途中还击毙了两个追兵。那是张涤心第一次开枪杀人，事后整整一天没说出话来。

    “革命改变了我等啊。”张涤心感慨道，“我一个教书匠，如今拿起了枪杆子；你一个庄稼汉，现在成了指挥百来号人的队长。”

    “都是被逼上梁山的。”林桂生叹了口气，“若不是地主欺压太甚，谁愿意走这条路？”

    酒过三巡，两人的话匣子彻底打开。他们回忆起共同经历的许多事：1928年冬天的饥荒，他们一起组织农民抢粮；1929年春天的武装暴动，建立了武北第一支游击队；1930年夏天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政权

    “最艰难的时候似乎已经过去了，为什么现在反而感觉更加”林桂生搜索着合适的词语，“更加迷茫呢？”

    张涤心没有立即回答。他起身给两人的碗里重新斟满酒，然后走到窗前，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

    “因为革命进入了更复杂的阶段。”张涤心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严肃，“开始时很简单，敌人就是外面的反动派和地主豪绅。但现在”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措辞，“现在敌人可能就在我们中间。”

    林桂生皱起眉头：“你指的是ab团和社党分子？”

    张涤心回到座位，压低了声音：“省特委通报说，反革命分子已经渗透到我们内部，甚至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他们伪装成革命者，暗中破坏，收集情报，策动叛变。”

    “有什么证据吗？”林桂生问道，“我总觉得这种事”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张涤心打断他，“特委的同志说，湘赣苏区已经清出了一大批潜伏分子，避免了许多损失。”

    林桂生不语。他听说过湘赣苏区的肃反运动，风声比闽西要紧得多。有的部队整连整排地被审查，甚至发生了严刑逼供和错杀的情况。他不希望武北也出现这种事。

    “涤心同志，我们要谨慎。”林桂生终于说道，“不能冤枉自己同志。革命本来就艰难，如果大家互相猜疑，岂不是给敌人可乘之机？”

    张涤心点点头：“这个我明白。但上级的命令也必须执行。我已经安排了对区苏工作人员的背景审查，重点是那些地主家庭出身和曾经在白区工作过的人。”

    林桂生想说些什么，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他想起四支队也有几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战士，最近明显变得沉默寡言，想必是感受到了这种怀疑的气氛。

    “对了，你什么时候回部队？”张涤心转换了话题。

    “明天一早就走。支队还有很多事要处理。”林桂生回答，随即又补充道：“本来想多留几天，去看看刘主席，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

    张涤心似乎欲言又止，最后只是说：“刘主席那边你放心，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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