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四月，闽西的春天来得格外早。

    汀江两岸的杜鹃花已经开了，血红血红的，沿着江水一路蔓延到山里去。武平县城的青石板路上，水汽氤氲，刚下过一场细雨，屋檐还在滴着水。几个老人坐在钟家祠堂前的石阶上，抽着旱烟，望着南边的方向，沉默不语。

    “听说了吗？”一个戴着破旧毡帽的老人压低声音，“钟家那小子，怕是回不来了。”

    旁边穿着褪色蓝布衫的老人猛吸一口烟，摇摇头：“别瞎说，绍葵现在是粤军的少将，威风得很。”

    “可我前日从上杭回来，那边风声紧得很。省里来了大官，保安团的人进进出出”

    话未说完，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马上的人汗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面色惨白，直奔钟家大宅而去。老人们互相看了一眼，心里都咯噔一下——那是钟魁身边的贴身侍卫小周。

    要变天了。

    上杭城南的监狱门口，两个哨兵无精打采地站着。天色渐晚，夕阳的余晖把监狱灰扑扑的墙壁染成了橘红色。

    钟魁靠在牢房的土墙上，闭着眼睛。这间临时关押他的牢房还算干净，至少没有跳蚤和老鼠。他身上还穿着那件粤军的少将军服，只是领章被扯掉了。三天前，省保安处副处长黄苏亲自来到上杭，以“商议要事”为由请他赴宴，他刚踏入宴会厅，就被埋伏的士兵拿下。

    门外传来开锁的声音。钟魁睁开眼，目光锐利如鹰。

    黄苏走了进来，他穿着一身笔挺的国民党军服，戴着白手套，手里拎着一瓶酒和两个杯子。

    “钟团长，好久不见。”黄苏微笑着，自顾自地在牢房里唯一的一张木桌前坐下，倒了两杯酒。

    钟魁冷哼一声：“黄处长好手段，鸿门宴演得不错。”

    “职责所在，望钟兄见谅。”黄苏推过一杯酒，“上杭米酒，你家乡的味道。”

    钟魁没有动，只是盯着黄苏：“我钟魁行事光明磊落，投奔粤军是为抗日大局，何罪之有？”

    黄苏不紧不慢地喝了口酒：“钟兄，你我相识共事多年，我就直说了吧。如今抗战全面爆发，福建地处东南前线，必须稳固后方。而你”他顿了顿，“你在闽西势力太大，省里不放心。”

    “就因为这个？”钟魁猛地站起身，声音提高，“我钟魁十六岁从军，剿匪镇反，哪一样对不起闽西百姓？如今国难当头，你们却还在搞这套排除异己的把戏！”

    黄苏放下酒杯，脸色冷了下来：“钟团长，你从粤军私自返回闽西，收编旧部，意图不轨。这是上峰的命令，明日便将你押解省城受审。”

    钟魁仰天大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杀便杀，何必演戏！”

    黄苏站起身，整理了一下军装：“今晚好好休息，明天一早出发。”他走到门口，又回头补充道，“酒留给你了，算是老同事的一点心意。”

    牢门重新锁上。钟魁盯着那瓶酒，突然抓起狠狠摔在墙上，酒水和玻璃碎片四溅。

    他知道，自己活不过今晚。

    武平县城，钟家大宅灯火通明。

    钟魁的妻子李玉娥坐在厅堂中央，手里攥着一封电报，那是半个月前钟魁从广东寄回来的，说不久便可回家探望。堂下坐着钟家的长辈和钟魁的旧部。

    “小周，你把情况详细说一遍。”李玉娥的声音出奇地平静，但握着电报的手在微微发抖。

    侍卫小周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带着哭腔说：“夫人，我们一到上杭就被软禁了，团长被关进监狱。我趁守卫换班时撬开后窗逃出来的。省里来了很多人，都是黄苏的手下”

    “黄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用拐杖重重敲击地面，“此人心狠手辣，当年在黄埔就是有名的笑面虎。”

    “现在怎么办？”另一个穿着旧军装的汉子站起来，“我带兄弟们去上杭，把团长救出来！”

    厅堂里顿时一片嘈杂，有人主张立即发兵，有人建议找粤军求救，还有人认为应该通过省里的关系疏通。

    李玉娥抬手示意大家安静：“绍葵离开武平时交代过，若他出事，切不可轻举妄动。如今日本人虎视眈眈，我们内部若是火并，只会让亲者痛仇者快。”

    她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夜色中朦胧的山峦：“明天一早，我去上杭见黄苏。他是省里的官员，总要讲些规矩。”

    众人面面相觑，但没人反驳。钟魁走后，李玉娥实际上已成为钟家的话事人，她虽是女流，但处事果断，颇有胆识。

    然而谁都不知道，李玉娥转身时，眼角终于滑下一行泪水。她太了解国民党官场的做派，一旦到了撕破脸的地步，就绝不会留活口。

    今夜，注定漫长。

    上杭监狱内，钟魁做了一个梦。

    黑暗中，他仿佛又回到了童年那间弥漫着樟脑和铜锈味的当铺阁楼。油灯昏黄的光晕下，父亲拨打算盘珠子的声音像催眠曲，他趴在柜台边，一边啃着冷馒头，一边贪婪地读着《生意经》。这既是他的学堂，也是他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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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一阵刺耳的砸门声撕裂了寂静！梦里的他猛地睁眼，心脏狂跳。三个黑影撞破木门，火把的光映出他们狰狞的面孔和明晃晃的刀锋。“把钱交出来！”嘶吼声中，一个土匪粗暴地将他父亲按倒在地，冰冷的绳索勒进老人的脖颈。

    恐惧？不！一股滚烫的热流瞬间冲垮了胆怯！他像一头被激怒的幼豹，猛地从柜台下抽出那杆沉甸甸的土铳——那是父亲防身的宝贝。冰冷粗糙的枪托抵住肩窝，他屏住呼吸，黑洞洞的枪口死死锁定那个压着他父亲的匪徒后背……

    砰！

    一声巨响在梦中炸开，带着硫磺的灼热气息。匪徒的身体像断线的麻袋般瘫软下去，鲜血在青石板上洇开一朵狰狞的花。剩下的两个鬼魅见状，怪叫一声，撞碎窗户消失在浓稠的夜色里。

    成了！十三岁的他，成了当铺的守护神！巷子里渐渐响起敬畏的低语：“听见没？钟家那小子，一枪撂倒了个土匪……” 这低语在他梦中化作金灿灿的勋章，别满了他小小的胸膛。

    画面陡然切换。十七岁的钟魁，眼神阴鸷如狼。一个曾姓的女人站在巷口，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讥讽——梦里的他坚信她曾嘲笑过他家的窘境。一股无名火窜上心头。他悄无声息地靠近，手中的勃朗宁手枪闪过一道幽蓝的寒光……砰！ 女人像被抽掉骨头的稻草人般倒下，温热的血溅上他崭新的衣襟，竟有种奇异的快感。

    不久，他身边聚拢了几张熟悉又凶狠的脸。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县保安团那个傲慢士兵的性命，两支锃亮的驳壳枪落入囊中……武器！力量！这才是硬道理！

    时光在梦中飞速流转。到了民国十六年，他已经不再是那个瘦弱的书童。眼前浮现出一支三四十人的队伍，土铳、洋枪在阳光下反射着杂沓的光。他，钟魁，就是这支队伍的王！

    春，岩前圩场。自卫队的哨兵像木头桩子一样倒下。六十多支枪！沉甸甸的收获让他笑出了声，笑声在山谷间回荡。

    秋，他带着这支铁打的队伍，昂首挺胸走进了国民革命军蓝玉田的营地。身后，是俯首帖耳的武南各乡。他站在高坡上，迎着猎猎秋风，仿佛看见整个闽西都在脚下匍匐。

    “老子，就是这里的王！” 梦里的他发出满足的咆哮，声音在空旷的梦境中激起阵阵回音。然而，这咆哮的余音尚未散尽，一阵刺耳的鸡鸣骤然响起，将他猛地从血腥与荣耀交织的幻境中拽了出来。

    冷汗浸透了枕巾。窗外，天色微明。

    他喘息着，习惯性地摸向枕下，但摸了个空。原来的冰冷的枪柄，已经没有了。

    那扳机那熟悉的触感，

    那金戈铁马、快意恩仇的岁月，

    究竟是真实，还是……一场永远不愿醒来的梦？

    自己从南京回来后，在汀漳师管区任职，还想发誓要保一方平安。

    自己带领保安团剿匪，那些盘踞山岭多年的土匪头子，有的被他击毙，有的被他收编。

    他还梦见去年冬天，决定率部投奔粤军余汉谋部时，部下们不解的眼神。“团长，我们在闽西好好的，为什么要去广东？”

    “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半个中国，我们不能只守着这一亩三分地！”他当时如是说。

    梦的最后，他看见汀江的水变成了红色，无数杜鹃花瓣漂浮在水面上，像一具具尸体顺流而下。

    钟魁猛然惊醒，牢房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

    时候到了。

    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凌晨，天色未明。

    上杭城还沉浸在睡梦中，只有早起的更夫敲着梆子，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监狱门口却异常热闹，十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列队站立，火把的光芒在他们脸上跳跃。

    黄苏站在队伍前，神情冷峻。他身旁站着一名手持公文的中年人，是省保安处的特派员。

    “准备好了吗？”黄苏问道。

    “一切就绪。”特派员回答，“监狱后方已经清场，消息也封锁了，上杭城只许进不许出。”

    黄苏点点头，示意手下打开牢门。

    钟魁被带出来时，依旧挺直腰板，军装穿得整整齐齐。他看到门外的阵势，冷笑一声：“黄处长这么着急送我吗？”

    黄苏没有回答，只是挥了挥手，两名士兵上前架住钟魁。

    “这是做什么？我自己会走！”

    特派员上前一步，展开公文：“钟魁，原省保安团第十四团团长，后叛投粤军，近日又私自返回闽西，意图纠集旧部，图谋不轨。经福建省保安处审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钟魁瞳孔猛缩，尽管早有预感，但听到“死刑”二字，心头还是猛地一沉。

    “审判？什么时候审判的？我为何不知？”他怒极反笑，“这就是国民政府的手段吗？”

    黄苏终于开口：“钟兄，我说过，这是上峰的命令。”他凑近一步，压低声音，“你势力太大，又投靠粤军，省里不可能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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