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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听到有人说过，分别的实感是在看到别人的团聚才渐渐开始浮现的。
在月之森，每天放学时周围的同学都会相当礼貌的用“明天见”互相道别，她也跟着说“明天见”。
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不需要刻意去确认，作为最普通的一环，分别就是每天大大小小发生的事情。
不过，这一次稍显不同。
柒月要离开了。
这一别，就会是半年，半年是什么概念？一百八十多天。四千三百多个小时。
她连这个数字都不敢算得太清楚，因为一旦算清楚了，就会意识到那是多么漫长的、她必须一个人度过的时光。
她从来没有和柒月分开过这么久，在这里“从来没有”不是夸张的修辞，是真的、字面意义上的从来没有。
自那个她穿过光影分割线、握住他的手、告诉他“我在这里”的下午起，他们就再也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别离。
最长的分离，不过是她去月之森上学、他去秀知院上课的那几个小时。
而那些分离之所以可以忍受，是因为她知道放学后他会在音乐室等她，或者她会在客厅等他回来，然后他们会一起吃晚饭，一起在阁楼看星星，一起在音乐室里合奏，一起度过那个安静的、属于他们的夜晚。
与柒月早上分别、傍晚重逢，渐渐变成了像同学们的“明天见”一样，成为普通生活的一环。
半年后他会回来——这是他说的。
但“半年后”是一个很狡猾的词。它听起来很短，短到可以塞进一句话里，轻飘飘地说出来，像在说“下周见”一样轻松。
但实际上，它长得足以发生任何事。
足以让一个人的声音在记忆里变淡，足以让一个习惯被另一个人填满的空间重新变得空旷，足以让“等待”从一个动词变成一个状态，再从状态变成一种底色，渗进每一天的每一个缝隙里。
祥子品味过苦涩的离别。
母亲离开的那个清晨，就像是只是睡着了。但她握住母亲的手，凉的，僵硬的，再也不会回握了。
那一刻她知道了苦涩的离别代表着什么，它与“再见”完全不同，代表着“再也见不到”。
然后是父亲。
那个曾经在她的眼里代表着诚实、真诚的美好品质的男人，现在蜷缩在足立区破旧公寓的榻榻米上，用沙哑的、她几乎认不出来的声音喊“我不认识你们”。
清告还在，但“父亲大人”已经不在了。
这也是一种离别——人还活着，但那个你爱的人已经消失了。
母亲是被夺走的。父亲是自己消失的。这两种离别，祥子都尝过了。
现在，柒月也要走了。
这一次，她将要体会到的离别与母亲被疾病夺走、父亲自我消失的两种都不一样。
是被安排好的、无法抗拒的、为了未来必须承受的分离。
这种离别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她不能恨任何人。
不能恨定治祖父，因为那是家族的规则；不能恨那些陷害父亲的人，因为她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谁；不能恨柒月，因为他是为了保护她才接受这个安排的。
她只能接受。
就像接受母亲再也不会醒来，接受父亲再也不会振作，接受自己再也不是丰川家的大小姐，接受这个别墅就是她从现在开始的全部世界。
一件一件地接受，像吞下一把又一把的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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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越是执着于抓紧手里的东西，手里的东西就会像沙子一样从掌心溜出。
祥子太清楚这句话的意思了。
在柒月即将离开的最后一周，她占据了柒月目光的绝大多数时间。
祥子需要他在视线范围内，需要确认柒月的存在，需要在他转身的时候立刻就能看到他的背影，需要在他走出房间的时候听到他的脚步声，需要在夜里醒来时知道他就睡在隔壁。
她跟着他去星轨音乐，坐在休息室里翻一本公司宣传册，从头翻到尾，从尾翻回封面，等他从会议室出来。
她跟着他去商场，看他站在里衣区外面背对着货架，对着墙壁上挂着的帽子发呆。
她跟着他回别墅，在他睡着的时候轻轻把毯子拉上来盖到他的肩膀，指尖碰到他的下巴，凉凉的，然后蹲在沙发边，看着他的脸，轻声说“我回来了”。
这些话，这些动作，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琐碎的、重复的日常，都是她在用尽全力去记住。
记住他的侧脸在夕阳下的轮廓。记住他打字时手指移动的节奏。记住他睡着时眉头微微舒展的样子。
记住他吹她头发时指尖穿过发丝的触感。记住他的呼吸声，记住他的脚步声，记住他从冰箱里拿出水瓶时瓶身碰撞搁板发出的那一声轻响。
她就像一个即将进入漫长冬天的松鼠，拼命地、贪婪地、不顾一切地把每一个关于他的细节都塞进记忆的储藏室里。
因为她知道，接下来的半年，她就靠这些活着了。
她太执着于抓紧他了。她知道。但她控制不住。
因为一旦松开手，他就真的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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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祥子并不是像柒月一样，喜怒不形于色。不论是悲伤还是喜悦，柒月都能把握住外在表现。
就连讲出那样使人愤怒话语、做出那样令人生气事情的清告，柒月都可以强忍着生气去维持和他的沟通。
“别再做那样让人悲伤的事情了。”祥子认为自己做不到
与已经有些不像人的柒月相比，祥子好歹还有个人样。
悲伤、愤怒、喜悦，内心的情绪会很简单地表现在行为、表情、肢体语言等各个方面。
母亲离开那天，她跪在床边，哭得撕心裂肺。
父亲举起杯子的那一瞬间，她会对“父亲想砸我”这个事害怕。
而当她终于对清告放弃时，话语里也带着相当沉重的疲惫。
她藏不住情绪。
如果她带着这样的状态去见乐队的大家，素世会在第一秒就看出来自己出了事。灯会在第二秒开始自责。立希会皱起眉头问她怎么了。
她瞒不住的。
所以，她选择不去。
话题转向，可能还是会有人疑惑祥子为什么没有带着柒月去乐队。
有一个很显而易见的原因，那就是自尊。
出身于丰川家、成长于月之森的祥子，不管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接收到过尊严的教育。
时刻都需要注意维持“丰川家的脸面”的祥子，在过往的任何时候都以自己能维持丰川家的荣耀为荣。
她能自豪地在别人面前讲出自己的姓氏。
那个姓氏代表着宅邸庭院里精心修剪的松树，代表着音乐室里那架黑色的三角钢琴，代表着每年新年母亲为她穿上的、绣着白鹤与祥云的和服，代表着她在月之森走廊里走过时同学们投来的、带着羡慕与敬意的目光。
那是她与生俱来的、从未质疑过的骄傲。
但现在，她主动离开了丰川家。就像父亲一样，不再以丰川家人自居。
她不再是“丰川祥子”了。她只是一个住在成城别墅里、靠存款过活、需要计算每一円支出的普通女孩。
她的衣柜里只有两件能穿出门的衣服，一件校服，一件米白色的衬衫。
她的马克杯是两百九十九円的白色杯子，和柒月的并排放在厨房里，那是她现在唯一拥有的“成对”的东西。
但内心的尊严依旧存在。那份尊严没有随着姓氏的剥离而消失，它只是变得更尖锐、更敏感、更容易受伤了。
以前，尊严是一副穿在外面的铠甲，用来抵御外界的目光；现在，尊严是一根扎在肉里的刺，每一次触碰都让她疼得想缩回去。
因为对乐队的大家有所了解，所以祥子知道，当乐队的大家知道她身上发生的事情后会怎么看待她。
素世会用那种温柔得让人心碎的目光看着她，会说“小祥，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她。
即便不是出于怜悯，但祥子分辨不出其中的区别。
在现在的她看来，任何帮助都带着怜悯的影子，任何关心都是在提醒她“你已经不再是那个丰川祥子了”。
灯会自责。那个总是把错误揽到自己身上的女孩，一定会觉得“是因为我唱得不够好”“是因为我不够努力”“是因为我拖累了大家”。
祥子太了解灯了。
立希会怎么说呢？“哈？你就因为这个？”——也许会用她惯常的、带着点不耐烦的语气。
立希是那种会把“认真”当作最高准则的人。她无法忍受敷衍，无法忍受半途而废，无法忍受“仅仅因为私人原因影响乐队”。
祥子失约了，一次又一次。立希会原谅她吗？还是会觉得“这样的领队，不值得跟随”？
睦已经知道了一部分。她什么都没说，守住了承诺。那不是同情，不是担忧，是一种更深沉的、让她觉得自己被完全看透了的目光。
睦不说话，但睦什么都懂。被一个沉默的人完全理解，有时候比被一百个人追问还要让人喘不过气。
祥子无法接受可能出现的悲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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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希望乐队的大家是因为对自己的悲悯而围绕在自己身边，也不想让悲悯成为乐队存在的助力。
如果CRYCHIC继续下去的理由变成了“因为祥子很可怜所以我们要支持她”，那这支乐队就死了。
就算还在演奏，就算还在登台，它的灵魂已经死了。
祥子亲手创建的、那个以“命运共同体”为名的、想要用音乐传达内心呐喊的CRYCHIC，就彻底不存在了。
她宁愿它暂停。
宁愿它冻结在那个最辉煌的时刻——第一次Live的舞台上，五个人站在一起，《春日影》的余韵还在空气里回荡，台下的掌声如潮水般涌来。
那是她心中CRYCHIC最完美的样子。她不想让它变质。
但你以为，尊严是最重要的吗？
尊严对于祥子来说是可以靠伪装度过的。祥子可以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带着柒月的意志回到乐队的大家那里。
她可以继续微笑，继续用伪装的语气说“大家，今天状态怎么样”。
她可以继续弹键盘，继续写曲子，继续扮演那个完美的乐队精神领袖。
只要她演得够好，没有人会主动“发现”的。
真正没让祥子回归乐队的，是这个操蛋的现实。
昨天，祥子本来想去向房东归还钥匙。
她打算把它还回去，告诉房东“我不需要了”，然后彻底切断与那个地方的联系，就像切掉一段坏死的肢体。
那个奶奶给过她一份饭团，所以她想亲自去还钥匙，顺便说一声谢谢。
但房东看到她，先开了口。
“下个月的房租，能正常缴纳吗？”
祥子愣住了。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她以为清告被赶出丰川家后，是他自己在负担这间房子的租金。
她以为他那些皱巴巴的千円纸币里，有一部分是用来支付这个月的房租的。
她以为他只是酗酒、逃避、自暴自弃，但至少还维持着最基本的、作为一个人的底线，支付自己住处的租金。
她错了。
房东告诉她，这个月的房租是那天和你一起的男生来交的。祥子立刻意识到那是柒月。
他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没有告诉她？她不知道。但她知道的是，如果柒月没有来，这间房子的租金从一开始就不会被支付。
房东看了祥子的神情之后，大概看出来了，祥子现在的情况可能不是很好。
“要是手头有些紧张的话，我可以宽限一个月。”
祥子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把打算归还的钥匙。
五万円。
房租是五万円。
五万円是什么概念？是她现在全部存款的五分之一。是她如果找到便利店兼职，需要工作将近四十多个小时才能赚到的数字。
但五万円。是清告一个月的容身之所。
她思来想去，回想着父亲的状态，回想着父亲那令人生气的话语。
“我不认识你们，也不是你们的父亲！”
“你们说的那些……别墅、海岛、乐队……那些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资格做你们的父亲。”
“快点消失吧。”
每一句话都像刀子。每一把刀子都还插在她心里，没有拔出来。她应该恨他的。她有足够的理由恨他。
他抛弃了她，在她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用一个杯子差点砸向她，在她弯下腰为他打扫那间肮脏的公寓之后。
她应该把钥匙还给房东，转身离开，再也不要回到这个地方。
但她没有。
因为当她站在那扇生锈的铁皮门前，当她的手插进口袋摸到那把冰凉的钥匙，当她在脑海里计算着“五万円”和“二十五万円”之间的距离时，她有了一个很简单的念头
“这是我还给他的。”
归还那些年他给予她的、她从未想过需要偿还的东西。
他不是一个好父亲。在母亲离开后，他彻底证明了这一点。
但在那之前呢？他就像一个好父亲一样，拥有着那些好父亲也拥有的品质。
他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的。他也曾经努力过，也曾经试图成为一个好父亲。
只是他失败了。
失败得很彻底，失败到连自己都找不回来了。
但那些曾经存在过的、真实的、温暖的瞬间，不会因为后来的崩塌就变成假的。
祥子无法否认它们的存在，就像她无法否认母亲嘴角那个永恒的微笑一样。
所以，她决定还。
倒也不是无限期地、不求回报地、自我牺牲式地供养。
那太沉重了，也不应该由她来承担。
她只是在心里把清告过往的好放在秤上，量出了一个期限。
这个期限的度量单位是她第一次看到的存款数——二十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七円。
她把那个数字除以五万，得到了一个期限。
在那个期限结束之前，她会帮清告缴纳房租。
不是作为女儿对父亲的责任，是作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曾经给予过温暖的归还。等期限到了，她就真的把钥匙还回去。
所以，她终究没有将清告房子的钥匙归还。
也没有再见一次清告。
她只是把钥匙放回口袋，对房东说了声“谢谢”，然后转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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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别墅的祥子，坐在餐桌前。面前摊着那本她从百元店买回来的记账本。
她开始计算。
清告的房租：五万円。
通讯网络开销，大概一个月六千円。她想过要不要取消，但没有网络她就无法接收柒月的消息，也无法维持基本的电话沟通能力。不能取消。
饮食开销，一天三顿，加上偶尔买点水果牛奶，一个月大概三万円。
电车月卡：从别墅到市区，最便宜的月卡也要一万円出头，即便有学生优惠，也少不了。
她需要出门打工，需要去超市采购，需要偶尔去学校，这笔钱省不了。
保险，月额约两千円，是固定的，没法减少。
水电，她不知道别墅的水电费是多少。柒月走之前交了一笔，但她不能一直依赖他。她按照网络给出的水电费比例估算了一下，大概每月一万円。
各种杂费加起来，大概每月五千円。
她把所有数字加在一起。
保底，也要花去十五万円。
十五万円。每一个月。
然后她把视线移到记账本的另一页。那里写着她目前的存款总额，以及她预估的、东京最低时薪1200円，每周出勤三天，每天四小时。月收入大约五万三千円。
她把这笔收入加进去，再减去每月必须支出的十五万。
每个月，净流出，将近十万円。
她盯着那个数字，在心里默默地除。
二十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七円。除以十万。
以祥子现在的存款，她甚至没有办法撑到两个月之后。
六十天后，她将身无分文。没有钱付清告的房租，没有钱买食物，没有钱坐电车，没有钱缴纳保险。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她面对的现实。
至于像柒月问钱？祥子不会让两人的关系被这种东西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