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平四十八年三月初九，惊蛰后七日。
京师，军情司后院。
洪掌柜手里攥着一封信，手在微微发抖。
信是从波斯辗转送来的，走了整整四个月。送信的人是个亚美尼亚商人，收了二百两银子，答应把这封信塞在骆驼货包里，从大不里士带到巴格达，从巴格达带到阿勒颇，从阿勒颇带到伊斯坦布尔，再从伊斯坦布尔搭英国商船到广州，从广州转铁路到京师。
信的内容只有三行字，是军情司驻波斯情报员写的：
“奥斯曼苏丹与波斯沙阿在伊斯坦布尔密会七日，达成协议：两国联合抵制夏国商品。茶叶、丝绸、瓷器、大黄，一律加征百分百关税。已有十二支商队被扣，货物价值三十万两。急报。”
三十万两。
洪掌柜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他当军情司司正三年，收过无数次情报，从没一次让他这么心慌。
不是三十万两的事。
是这三十万两之后的事。
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非，控扼东西方陆上商路咽喉。
波斯帝国，占据丝绸之路中段，把持通往印度的要道。
这两个国家一旦联手抵制，大夏的茶叶、丝绸、瓷器，就别想再往西卖一斤。
卖不出去，西山的茶厂就要停工。
茶厂停工，三千采茶工就没饭吃。
三千人没饭吃，就会闹事。
闹事，就要花钱平。
花钱平，军费就得减。
军费减，新军就练不动。
新军练不动，边关就守不住。
边关守不住，敌人就打进来。
敌人打进来，就不是三十万两的事了。
他把信揣进怀里，出门往兵部赶。
兵部后堂。
于成龙看完那封信，一拳砸在案上。
案上的茶盏跳起来，茶水洒了一桌。
六十七岁的于成龙，在兵部干了四十年，从没见过这样的事。
他打过仗，剿过匪，守过边关，练过新军。
但他没打过商战。
商战这玩意儿，比打仗还难。
打仗，敌人是明的。
商战，敌人是暗的。
打仗，打不过可以跑。
商战，跑不掉。
他问洪掌柜：
“能查清楚吗？他们为什么联手？”
洪掌柜说：
“已经派人去查了。估计要半年。”
“半年太慢。”
“那怎么办？”
于成龙沉默。
他想起三十年前，他还是个年轻主事，跟着老尚书去边关视察。老尚书指着那些烽火台说：
“敌人来了，点烽火。”
“烽火一点，京城就知道。”
“知道，就能派兵。”
“派兵，就能守住。”
现在，敌人不是从边关来。
是从商路来。
商路上的烽火，谁来点？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兵部大院的槐树正在发芽。
春天了。
可他觉得冷。
承平四十八年三月十五。
许汝霖被召到乾清宫东暖阁。
萧云凰把那封信递给他。
许汝霖看完，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开口：
“陛下，臣能算一笔账吗？”
萧云凰点了点头。
许汝霖开始算：
“承平四十七年，大夏对奥斯曼、波斯两国出口茶叶四十二万斤，丝绸三万匹，瓷器五万件，大黄八万斤。总值约九十八万两。”
“加征百分百关税，就是多交九十八万两。”
“多交九十八万两，我们的货就比英国货贵一倍。”
“贵一倍，就卖不动。”
“卖不动，明年就没人买了。”
“没人买，后年就不用出口了。”
他顿了顿。
“不止这两个国家。”
“如果他们联手成功，别的国家也会跟着学。”
“阿拉伯人、突厥人、莫卧儿人，都会想：奥斯曼能加税，我们也能加。”
“一加，全加。”
“全加，大夏的货就出不去。”
“出不去，西山的茶厂就要关门。”
“茶厂关门，三千采茶工失业。”
“三千人失业，就会闹事。”
“闹事，就要花钱平。”
“花钱平，军费就得减。”
“军费减，新军就练不动。”
“新军练不动，边关就守不住。”
“边关守不住，敌人就打进来。”
“敌人打进来，就不是九十八万两的事了。”
萧云凰听完，没有说话。
她看着许汝霖。
五十三岁的许汝霖，头发白了一半，眼睛里有血丝。
他以前是算账的。
现在还是算账的。
但账的内容变了。
以前算的是户部的账。
现在算的是国家的账。
她问：
“那怎么办？”
许汝霖想了想。
“两策。”
“上策：打。”
“下策：忍。”
“打，怎么打？”
“派兵打？太远。派船打？够不着。”
“那怎么打？”
“商战。”
“商战？”
“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们加我们的关税，我们就加他们的关税。”
“他们不让我们的货进，我们就不让他们的货进。”
“他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什么？”
“算清楚这笔账，就知道打不打得起。”
萧云凰看着他。
“多久能算清楚？”
“一个月。”
“好。一个月后，朕要答案。”
承平四十八年四月初九。
朝鲜汉城，钟路大街。
崔老四的药材铺里来了个客人。
客人是个波斯商人，四十来岁，留着大胡子，穿着长袍，头上缠着头巾。他进门后用生硬的朝鲜话说：
“有高丽参吗？”
崔老四说：
“有。要多少？”
“五斤。”
崔老四打量了他一眼。
波斯商人，来朝鲜买高丽参？这不对劲。
他问：
“客官从哪儿来？”
波斯商人说：
“从大不里士来。”
崔老四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大不里士。
那是波斯西北部的城市，离奥斯曼边境不远。
他问：
“怎么来的？”
“先走陆路到伊斯坦布尔，再坐船到广州，再从广州坐船到釜山，从釜山走过来。”
崔老四算了算。
这一趟，少说走一年。
一年，就为买五斤高丽参？
不可能。
他问：
“客官买参，是自己用，还是帮人买？”
波斯商人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崔老四。
是一封信。
信是波斯文写的，崔老四看不懂。
但他看得懂信末尾那个印章。
那是波斯沙阿的印章。
他上次见这个印章，是五个月前，在那封密信上。
那封密信说：奥斯曼和波斯联手抵制夏国商品。
现在，一个波斯商人，带着沙阿的印章，来朝鲜买高丽参。
买参是假，传信是真。
传什么信？
他问波斯商人：
“这信，给谁的？”
波斯商人说：
“给你的。”
崔老四愣住了。
“给我的？”
“对。沙阿说，你儿子在西山养路，你在大夏当过兵，你知道大夏的事。”
“沙阿想知道，大夏的茶叶，除了卖给我们，还能卖给谁？”
崔老四的手在微微发抖。
他忽然明白这封信的意思了。
沙阿在试探。
试探大夏有没有别的买家。
如果没有，大夏就只能低头。
如果有，沙阿就得重新算账。
他握着那封信，握了很久。
然后他抬起头，对波斯商人说：
“你等三天。三天后，我给你答案。”
承平四十八年四月十五。
方承志被召到乾清宫东暖阁。
许汝霖已经把账算完了。
他面前摊着三本账册：
第一本：大夏对奥斯曼、波斯两国出口商品清单及数量。
第二本：奥斯曼、波斯两国对大夏出口商品清单及数量。
第三本：大夏战略物资库存清单。
许汝霖指着第二本账册说：
“奥斯曼卖给我们的，主要是三样东西：皮货、羊毛、干果。总值每年约四十万两。”
“波斯卖给我们的，也是三样东西：地毯、宝石、藏红花。总值每年约三十万两。”
“加起来七十万两。”
“我们卖给他们的，九十八万两。”
“顺差二十八万两。”
他指着第三本账册说：
“皮货，我们库存够用三年。”
“羊毛，西山纺织厂改用新疆羊毛，不用进口。”
“干果，广东、福建产的足够。”
“地毯，江南仿制的比波斯的好，还便宜。”
“宝石，云南有。”
“藏红花，西藏有。”
他合上账册。
“结论：我们可以不买他们的。”
“他们不能不买我们的。”
方承志沉默。
他想起三十年前，龙须沟工地，国师蹲在沟边对他说：
“方承志，你不是在修沟。你是在给这座城市换一条肠子。”
三十年。
肠子换完了。
现在换的是另一条肠子。
这条肠子，叫贸易。
贸易不通，肠子就堵了。
堵了，就会死。
但今天许汝霖告诉他：堵不了。
因为大夏可以不吃他们的东西。
但他们不能不吃大夏的东西。
他问：
“茶叶，他们有别的来源吗？”
许汝霖说：
“有。印度有。但印度茶质量差，卖不起价。”
“丝绸呢？”
“波斯自己养蚕，但产量不够。”
“瓷器呢？”
“他们自己烧不出来。”
“大黄呢？”
“没有。”
方承志点了点头。
“那就等。”
“等什么？”
“等他们饿。”
承平四十八年五月初九。
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
金角湾畔的巴扎里，有一间专门卖东方货的铺子。
铺子掌柜的叫阿里，五十来岁，做了三十年东方贸易。他的铺子里卖的是茶叶、丝绸、瓷器、大黄，都是从大夏运来的。
但最近三个月，他的铺子空了。
货架上只剩几盒积了灰的茶叶，几匹褪了色的绸缎。
客人进来，看一眼，摇摇头，走了。
阿里坐在铺子门口，抽着水烟，望着金角湾发呆。
旁边铺子的掌柜走过来，问他：
“阿里，你的货呢？”
阿里说：
“没了。”
“怎么没了？”
“苏丹下令加税，商人不肯运了。”
“那你怎么办？”
“不知道。”
他抽了一口水烟，慢慢吐出来。
“我做了三十年生意，从没见过这样的事。”
“以前，税高了，商人和买家商量，各让一步。”
“这次，没人商量。”
“因为卖货的人说：你不买，别人买。”
“别人在哪儿？”
“不知道。”
“那你怎么办？”
阿里沉默。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只知道，三个月没货，他的铺子就要关门。
关了门，他一家老小吃什么？
他站起来，走进铺子，从柜子里拿出一个账本。
账本上记着三十年的账。
从年轻时候第一次从大马士革进货，到去年最后一次从阿勒颇运来茶叶。
每一笔账，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是空白的。
他拿起笔，想在空白处写点什么。
想了很久，什么都没写。
他把账本合上，放回柜子里。
承平四十八年六月初九。
马尾船厂。
孙大牛收到一封信。
信是他爹孙德旺从西山寄来的。
孙德旺不识字，这封信是请人代写的。信很短：
“大牛：家里都好。你爷爷八十八了，还能坐在门槛上看灯。他说，那灯亮了十三年，比他还亮。你在马尾好好干，把刺刀造好。听说西边出了点事，茶叶卖不出去了。但咱们的刺刀，不会卖不出去。因为刺刀不是卖的，是用的。用的东西，不怕没人买。爹。”
孙大牛拿着那封信，看了很久。
他二十九岁了。
从十二岁进工匠学堂，到现在十七年。
十七年，他造的刺刀，够装备五个新军镇。
他没见过敌人。
但他知道，如果敌人来了，他的刺刀会用上。
用上，就是好事。
因为用上，就说明敌人不敢来。
他爹说的对：刺刀不是卖的，是用的。
用的东西，不怕没人买。
他把那封信叠好，揣进怀里。
怀里还有一样东西。
那把千分尺。
他爹传给他的，国师给的。
用了二十一年，刻度还清楚。
他摸了摸那把尺。
然后他站起来，走向工棚。
明天还要干活。
承平四十八年六月十五。
西山工业区，百工院。
陆沉坐在轮椅上，面前摊着那封波斯密信的抄件。
他九十一岁了。
从承平元年到承平四十八年，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他见过无数次危机。
宁王造反、赵元谋逆、瘟疫、工潮、军费争议、火炮瓶颈。
每一次，他都觉得过不去了。
每一次，都过去了。
这一次，他觉得也能过去。
不是因为运气好。
是因为大夏的货，别人离不了。
茶叶，离不了。
丝绸，离不了。
瓷器，离不了。
大黄，离不了。
离不了，就得买。
买，就得按大夏的规矩来。
不按规矩，就不卖。
不卖，他们就难受。
难受了，就会回头。
回头了，就能谈。
谈了，就能定规矩。
定了规矩，就太平了。
他望着窗外。
窗外，西山的烟囱还在冒烟。
工人还在干活。
灯还亮着。
他笑了。
九十一岁了，头一回笑得这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