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平四十八年七月初九，立秋后三日。
京师，户部大堂。
许汝霖面前摊着三份文书，已经看了整整一个时辰。
第一份，是从伊斯坦布尔传回的情报：奥斯曼帝国加征夏国商品百分百关税后，伊斯坦布尔巴扎的东方货铺子已关闭三成，茶叶价格暴涨五倍，有钱买不到货。
第二份，是从大不里士传回的情报：波斯帝国同样加征关税后，波斯贵族举行宴会时竟无茶可饮，只能用本地草药代替，贵族们怨声载道。
第三份，是从印度传回的情报：英国东印度公司趁机抬高印度茶价格，但印度茶质量太差，波斯商人试购一批，运到设拉子后无人问津，全部砸在手里。
许汝霖看着这三份文书，手不再抖了。
他想起三个月前，他算的那笔账。
“我们可以不买他们的，他们不能不买我们的。”
账算对了。
现在，该收账了。
他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纸上写下四个字：
“经济反制。”
承平四十八年七月十五。
大夏朝廷正式颁布《对奥斯曼、波斯两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诏》。
诏书很短，核心内容只有一条：
“自即日起，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输入大夏之皮货、羊毛、干果、地毯、宝石、藏红花等，一律加征关税百分之二百。原定商约作废，待两国撤销对夏商品歧视性关税后，另行议定。”
百分之二百。
不是一百，是二百。
比他们加我们的，多一倍。
这道诏书传到兵部时，于成龙正在吃午饭。
他放下筷子，把那道诏书看了三遍。
然后他笑了。
六十七岁的于成龙，在兵部干了四十年，从没见过这样的仗。
不用出兵，不用发炮，不用死人。
只用一张纸。
一张纸，就能让敌人难受。
他把诏书折好，揣进怀里。
他想起三十年前，老尚书指着烽火台说：
“敌人来了，点烽火。”
现在不用点烽火了。
现在用的是另一把火。
这把火，叫关税。
承平四十八年八月初九。
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
金角湾畔的巴扎里，阿里的铺子终于关门了。
他坐在铺子门口，最后一次抽着水烟，望着空荡荡的货架。
三个月前，他还有几盒积灰的茶叶，几匹褪色的绸缎。
三个月后，连那几盒茶叶都卖完了——不是卖完的，是他自己喝的。
他喝了一辈子茶，从没像这三个月这样喝过。
不是因为好喝。
是因为没东西可卖，只能喝茶。
喝完了，铺子就空了。
空了，就该关门了。
他把水烟袋放下，站起来，走进铺子。
他从柜子里拿出那个账本。
三十年的账，从年轻时候第一次从大马士革进货，到去年最后一次从阿勒颇运来茶叶。
他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还是空白的。
三个月前，他想在空白处写点什么，没写。
现在他想写了。
他拿起笔，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
“承平四十八年八月初九，铺子关门。三十年生意，到此为止。阿里记。”
写完了，他把账本合上，放回柜子里。
然后他走出铺子，把门关上。
他站在门口，望着那块挂了三十年的招牌。
招牌上写着几个字：“东方货，阿里”。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走了。
没有回头。
承平四十八年九月初九。
波斯帝国，大不里士。
沙阿的宫殿里，正在举行一场宴会。
宴会的主人是沙阿的侄子，名叫侯赛因，是波斯最有权势的贵族之一。
宴会上摆满了各种美食：烤全羊、抓饭、蜜饯、干果。
唯独没有茶。
侯赛因的脸色很难看。
他问管家：茶呢？
管家低着头，不敢说话。
旁边一个客人替他回答：
“殿下，没有茶。夏国的茶叶进不来了。”
侯赛因愣住了。
“为什么进不来？”
“因为沙阿加了关税。”
“加了多少？”
“百分百。”
“那我们就加钱买。”
“加钱也买不到。因为夏国不卖了。”
侯赛因的脸更黑了。
“不卖？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加了关税。”
“加了多少？”
“百分之二百。”
侯赛因沉默了。
他端起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
杯子里装的是本地草药泡的水，苦得难以下咽。
他放下杯子，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大不里士的街道上人来人往。
但那些人的脸上，都没有笑容。
他知道为什么。
因为没有茶。
茶，是波斯人的命。
一天不喝茶，浑身难受。
三天不喝茶，坐立不安。
七天不喝茶，就要出事。
现在，已经多少天了？
他算了算。
从沙阿宣布加税那天起，到现在，四个月了。
四个月没茶喝。
大不里士的贵族们，已经快疯了。
他转过身，对管家说：
“备车，进宫。”
“去见沙阿。”
承平四十八年九月十五。
波斯帝国首都伊斯法罕，王宫。
沙阿侯赛因——和侄子同名——坐在宝座上，听着他的侄子慷慨陈词。
侄子说：
“陛下，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四个月没茶喝，贵族们已经受不了了。”
“商人没货卖，百姓没茶喝，到处都是怨气。”
“再这样下去，会出事的。”
沙阿沉默。
他知道侄子说的是真的。
他也想喝茶。
他也受不了那些草药泡的水。
但他不能低头。
一低头，就输了。
输了，以后就只能听夏国的。
他问：
“有什么办法？”
侄子说：
“两条路。”
“第一条，和夏国谈。”
“第二条，找别的茶叶。”
沙阿问：
“别的茶叶在哪儿？”
侄子说：
“印度有。英国人在印度种茶。”
“我派人去买过。试过了，不行。”
“不行？”
“对。印度茶质量太差，苦，涩，没香味。”
“贵族们不认。”
沙阿沉默。
他问：
“和夏国谈，怎么谈？”
侄子说：
“先把关税降回去。”
“降回去，他们就卖。”
“卖，就有茶喝。”
“有茶喝，贵族就不闹。”
“不闹，就没事。”
沙阿想了很久。
然后他点了点头。
“你去谈。”
承平四十八年十月初九。
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
巴扎里发生了一场骚乱。
起因是茶叶。
一个从安纳托利亚来的农民，攒了三个月的钱，想在巴扎里买一斤茶叶带回家给老母亲喝。
他跑遍了整个巴扎，找不到一家有茶叶的铺子。
最后他找到阿里的铺子——那间已经关了门的铺子。
他站在那间关着门的铺子前面，站了很久。
然后他忽然跪下来，哭了。
旁边的人围过来，问：你哭什么？
他说：我娘病了，想喝口茶。我跑了三天，找不到茶。
围观的人沉默了。
然后有人喊：都是苏丹害的！他不该加税！
又有人喊：找苏丹去！
一群人开始往皇宫的方向涌。
越涌越多。
到傍晚的时候，已经有几千人聚集在皇宫门口。
他们喊着口号：“要茶！要茶！要茶！”
苏丹的卫队站在皇宫门口，不知所措。
他们可以开枪。
但开枪，会死很多人。
死了人，事情就更大。
他们只能站着，看着那些人喊。
喊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苏丹的使者从皇宫里出来，对人群说：
“陛下有旨：即日起，撤销对夏国商品的歧视性关税。派遣使者赴夏国议和。”
人群沉默了。
然后有人开始鼓掌。
接着是更多的人鼓掌。
最后，几千人一起鼓掌。
掌声响彻伊斯坦布尔的天空。
承平四十八年十一月初九。
京师，户部大堂。
许汝霖面前摊着两份文书。
第一份，是从伊斯坦布尔传回的情报：奥斯曼帝国撤销关税，遣使求和。
第二份，是从伊斯法罕传回的情报：波斯帝国同样撤销关税，遣使求和。
许汝霖看着这两份文书，笑了。
五十四岁的许汝霖，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眼睛里的血丝比以前更多。
但这一刻，他的眼睛是亮的。
他想起三十年前，他还是个年轻主事，跟着老尚书李之芳学算账。
老尚书说：
“账本上的数字，都是死的。”
“但数字背后的人，是活的。”
“活人，会饿，会渴，会想家。”
“算账，就是要算这些。”
他那时候不懂。
现在他懂了。
他把那两份文书收进抽屉里，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京师的天灰蒙蒙的，像要下雪。
但他不觉得冷。
因为他知道，这场仗打赢了。
不用出兵，不用死人。
只用一张纸。
一张纸，就让两个帝国低头。
他站在那里，望着窗外。
很久。
然后他转身，走回案前。
他拿起笔，开始算下一笔账。
承平四十八年腊月二十三，小年。
西山工业区，迁建新村。
孙老头坐在门槛上看灯。
灯亮了十四年了。
他九十岁了。
九十岁，还能坐在这里看灯，他自己都觉得意外。
他儿子孙德旺，五十七了，还在高炉前干活。
他孙子孙大牛，三十了，在马尾船厂造刺刀。
他重孙子还没出生。
但他知道，快了。
孙德旺说，等这批船造完，就给大牛娶媳妇。
娶了媳妇，就能生重孙子。
重孙子长大了，也当工匠。
也造枪，造船，造机器。
他坐在门槛上，望着那盏灯。
灯很亮。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他问孙德旺：
“德旺，那茶叶的事，解决了？”
孙德旺愣了一下。
“爹，您怎么知道茶叶的事？”
“听说的。”
“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
“咱们不卖给他们，他们就难受。”
“难受了，就低头。”
“低头了，就谈。”
“谈了，就解决了。”
孙老头点了点头。
他不懂什么叫关税，什么叫经济反制。
但他懂一件事：
不卖，他们就难受。
难受，就低头。
低头，就谈。
谈，就解决。
解决，就有茶喝。
有茶喝，日子就能过。
日子能过，灯就一直亮。
他站起来，走进屋里。
屋里，他儿子正在喝茶。
茶是今年的新茶，从西山茶厂买的，一斤二两银子。
他坐下，端起碗，喝了一口。
茶很香。
比他这辈子喝过的任何茶都香。
他问：
“这茶，是从哪儿来的？”
孙德旺说：
“西山茶厂。”
“茶厂是谁开的？”
“户部开的。”
“户部是谁？”
“户部是朝廷。”
孙老头点了点头。
他放下碗，望着门口那盏灯。
灯很亮。
比他这辈子见过的任何灯都亮。
他忽然笑了。
九十岁了，头一回笑得这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