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
这座城市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安静过了。过去一个多月，炮声几乎没有停过——白天是重炮，夜里是臼炮，间歇性地轰，像一个咳嗽不止的病人，刚消停一阵，又是一顿猛咳。柏林人已经习惯了在震颤中入睡，习惯了早晨起来发现又一栋房子塌了半边，习惯了街上的碎砖和弹坑。但今天，什么声音都没有。
停火了。
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给了柏林的普鲁士残军三天时间。三天。
停火令生效的那一刻，城墙外奥地利的炮兵阵地上连烟都不冒了，安安静静的，仿佛那些黑洞洞的炮口从来没吐出过火焰。
与此同时，奥地利的军医队开始在战线之间的空地上搭设临时救护帐篷，接收普鲁士的伤兵。那些被抬过去的普鲁士士兵——断了腿的、炸伤了脸的、肠子差点流出来的——被裹上干净的绷带，灌下热汤，有些伤重的还被送上了马车往后方的野战医院转运。
收买人心的嫌疑当然是有的。但对那些疼得整夜哀嚎、伤口已经开始发臭的普鲁士普通士兵来说，管他收买不收买——能活命就是好消息。
腓特烈王储坐在二楼书房的窗边，手里捏着一封信。
说是信，其实更像是一份劝降书。
腓特烈把信纸展开，重新看了一遍。
“腓特烈王储殿下——”
“你我都非常清楚，这并不是什么你死我活的斗争。我用一个也许不太恰当的词来形容——这是一场领导权之争。德意志世界的领导权，究竟归谁。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两个家族几百年，今天以这种方式走向答案，对你我而言都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但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希望殿下能做出一个对柏林城中军民最有利的决定。维也纳无意羞辱霍亨索伦家族，也无意把普鲁士变成第二个波兰。我的条件，您已经看过了。三天时间，足够您深思熟虑。”
腓特烈把信放下，指尖在纸面上停留了几秒，然后缩回来，抬手按住了自己的太阳穴。
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个最原始、最粗暴的问题：降，还是不降？
腓特烈闭上眼睛，太阳穴下的血管在突突地跳。
他很早之前就明白，普奥之间达成瓜分南北德意志的协议之后，这种表面的和平注定是脆弱的。
如果两国都安分守己，满足于现状——普鲁士经营北德意志，奥地利主导南德意志和巴尔干——那无疑是最好的结局。两国可以称得上是准盟友，甚至可以联手应对来自东方的俄国威胁和来自西方的法国野心。
但前提是两边都不起歪心思。只要有一方觉得自己可以更进一步，觉得对面软弱可欺，那么战争就不可避免。
而偏偏，歪心思这种东西，在这个时代根本藏不住。
整个欧洲大陆毫无疑问正处于民族主义狂飙突进的时期。
这股浪潮从法国大革命时播下种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酵，到了七十年代已经汹涌得没有任何堤坝能够阻挡。历史上普丹战争的借口是什么？是丹麦试图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两公国并入丹麦本土，激怒了德意志民族情感——两个公国里住着大量德意志人，丹麦人想吞掉他们，普鲁士和奥地利就联手打了过去。
驱动两个德意志大国出兵的核心动力就是四个字：民族大义。
第十次俄土战争为什么会爆发？一八七六年奥斯曼军队在保加利亚的巴塔克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平民——男人被砍头，女人被侮辱，孩子被刺刀挑在枪尖上——消息传到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之后，整个俄国的斯拉夫主义者像被点燃了火药桶一样炸了。阿克萨科夫在莫斯科的斯拉夫慈善委员会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说，把保加利亚的惨状描绘得字字泣血，听众哭成一片。志愿者成群结队地往南走，要去巴尔干跟奥斯曼人拼命。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本人比谁都清楚俄国的军队和财政承受不起一场大规模战争，但汹涌澎湃的民意像洪水一样把他推上了战场。他后来对身边的人说过一句话：“我不是想打仗，是整个俄罗斯在逼我打仗。”斯拉夫兄弟的血不能白流，东正教世界的尊严不能被践踏——这就是民族主义的力量。它可以让一个理性的君主做出不理性的决定，可以让一个本不想打仗的帝国倾国而出。
而现在，放眼整个欧洲，只有一个地方算是这股浪潮中的奇葩——奇葩中的奇葩。
奥地利。
所有人都知道，奥地利的皇帝弗朗茨是一个对民族主义不感兴趣的皇帝。
他统治的地方民族实在太多了。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鲁塞尼亚人——随便拉一份名单出来就能凑齐小半个欧洲的语言课本。要是让每个民族都闹独立、闹自治，那奥地利帝国三天之内就得四分五裂。
所以弗朗茨选择的是普世性。帝国是第一位的，民族是第二位的。所有人首先是奥地利的臣民，其次才是德意志人或者匈牙利人或者别的什么人。民族融合、文化共存、效忠帝国而非效忠血统——这套东西在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十九世纪下半叶听起来简直像是逆潮流而动的疯话，但弗朗茨就是这么干的，而且到目前为止居然干得还不错。
事实上，从后世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普通民众——尤其是底层的穷苦百姓——其实并不怎么关心什么民族独立、民族觉醒这些宏大叙事。他们每天操心的是下一顿饭在哪里、租子交不交得起、孩子有没有活路。民族主义说到底更多是知识分子、富商和贵族阶层的事业，是那些吃饱了饭、受过教育的人才会去琢磨的问题。
而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得还不错，老百姓能吃饱穿暖，税收不算太重，再有一些基本的福利保障，那大多数人是不愿意跟着闹事的。毕竟造反和搞独立运动是要掉脑袋的，日子还过得下去，谁愿意拿命去赌？真正能把大量普通人裹挟进独立运动或者叛乱里去的，往往不是什么民族大义，而是活不下去了。
现在，奥地利发展的就很好，得益于几场战争的胜利，随之而来的战争赔款以及大量土地，以及军功移民和贫苦农民脱贫计划等等。
奥地利发展的越好，对普鲁士来说就越危险。
这点自普法战争时期就有苗头了，普鲁士境内的诸侯竟然跟普鲁士不是一个心，这太荒唐了。
普鲁士敢于对北德意志联邦境内的那些诸侯动手，选择的是一个很合适的时机，奥地利正忙于联合俄国对奥斯曼战争，英国人也给了充足的财政支持。整合北德意志，将松散的联邦变成普鲁士实际控制的统一体，再进一步恢复发展经济。
结果谁也没料到，弗朗茨没有继续进行近东战争，反而是对普鲁士这个曾经的战友开战了。
要不要投降呢？投降可以让剩下的普鲁士士兵们免于一死，柏林的战斗已经进入了垃圾时间，就算不投降，估计再有三天也会结束。
但是投降对于其他地区毛奇和威廉一世领导的抵抗力量士气影响太大了，实在是。
腓特烈王储也知道这场战争事实上是英国和奥地利之间的对决，普鲁士已经沦为了次要角色，但是，奥地利的要求跟废了普鲁士没有什么两样，所以，现在威廉一世也不敢签这个协议，签了，意味着普鲁士数百年的努力全部白费。
（这里吐槽一句，德意志奋斗百年还不如建国之初，所以，有时候还真不如躺平了。）
ε=(′ο｀*)))唉
腓特烈把信折起来，塞进了上衣内袋。
咚咚咚。
敲门声在安静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清晰，三下，不急不缓，带着军人特有的节奏感。
“请进。“
门被推开了。走进来的是柏林卫戍司令亚历山大·冯·帕佩步兵上将。
他的左臂缠着厚厚的绷带，从手腕一直裹到肘关节以上，吊在一条灰白色的三角巾里。
他走到腓特烈面前，站定，用还能活动的右手行了一个军礼。动作依然标准——在普鲁士军队里，哪怕你只剩一条胳膊，军礼也不能马虎。
“殿下。汉堡的威廉一世陛下发来了电报，希望我们能坚持下去，能拖一天是一天。”
腓特烈王储接过电报扫了一眼，随手搁在桌上，有些烦躁地在房间里走了几步。“拖延，怎么拖延……上帝啊，我们现在连炮弹都撑不过一天了。步枪弹倒是还有一些，可光靠步枪，拿什么拖？”
“殿下，我想，可能是毛奇元帅那边又有什么部署了吧。陛下既然发了这封电报，总不至于毫无缘由。”
“那也得我们拖得住才行。”腓特烈王储站在窗户边，往外看了一眼。街道上零零散散地坐着一些士兵，有的在啃干粮，有的靠着墙根发呆，还有几个在帮伤员换绷带，大部分绷带已经用煮沸杀菌过的旧布条替代了。他转过头来，“帕佩上将，您有什么拖延的法子吗？弗朗茨已经给了我们三天时间，我可不觉得还能再拖出三天来。”
帕佩上将也是无可奈何。说句难听的，他们现在就是砧板上的鱼，哪有鱼跟厨子商量能不能晚两天再下刀的。什么时候宰、怎么宰，那都是奥地利人说了算。他张了张嘴，“呃，殿下，我……”犹豫了一会儿，这位打了大半辈子仗的老军人，脸竟然有些发红，好像接下来要说的话让他自己都觉得不太好意思。
腓特烈王储看了他一眼，“您只管说。现在整座柏林城里能拿主意的只有您和我了。甚至，父亲那边……”他顿了顿，没再说下去。威廉一世远在汉堡，电报里说的好听，可柏林城里的事，终归还是得他们自己扛。
帕佩上将咳了一声，低声道：“您要不跟弗朗茨回封信，就说……就说我们还有大量伤员，伤情严重，请求奥地利方面协助救治。伤员转运、安置，这些事情来来回回怎么也得折腾个几天。虽然……是有些不要脸了。”
说完他自己都有点不敢看腓特烈王储的眼睛。堂堂普鲁士军人，靠卖惨来争取时间，这话说出去确实不太光彩。
腓特烈王储沉默了几秒，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想苦笑还是想骂人，最后只是点了点头。“试试吧。唉。面子这种东西，现在也顾不上了。”
他拿起挂在椅背上的军大衣披上，推门走了出去。帕佩上将紧跟在后面。走在廊道里，腓特烈王储压低声音问：“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伤员？”
“能站着的、没挂过彩的，只剩下不到一万人。其余两万多号人，多少都带点伤，轻的还能握枪，重的已经下不了床了。奥地利那边已经收治了一千多号重伤员，这一点弗朗茨做得还算体面。”
腓特烈王储没接话。两个人沿着走廊往外走，没几步路，伤兵的呻吟声就顺着风飘过来了。起初还只是隐隐约约的，走得越近越清晰，到后来几乎是一片连绵不断的低声哀嚎，中间夹杂着有人喊水喝、有人叫娘的声音。
腓特烈王储的脚步顿了一下。
帕佩上将在后面也停住了，没有催他。
过了几秒，腓特烈王储叹了口气，没有回头，反而拐了个弯，朝着伤兵集中的方向走了过去。他的步子比刚才慢了一些，但走得很稳。
他大概心里面有了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