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到足浴城，还没坐稳，浩哥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推过来。

    里面几张照片，模糊，用傻瓜相机拍的，能看清人脸，但颗粒粗。

    “阿龙拍的。”浩哥端着茶杯，没喝。

    第一张是个粥铺，钟落潭街边那种铁皮棚子搭的，两个人面对面坐着。

    一个是姓万的跑腿，另一个四十出头，脸上坑坑洼洼的，颧骨高，头发往后梳，额头油光发亮。

    “这人叫麻皮陈，花都的，”浩哥说，“以前在新市墟搞水货电器，DVD机、随身听那些，走深圳进的货，赚了几年，最近半年不干了，往烟草上面转。”

    “手底下多少人？”

    “七八个，不多，都是新市墟带过来的。”

    我翻到第二张。

    同一个粥铺，角度换了，拍到了桌面。

    两条拆开的烟摆在粥碗旁边，锡纸撕了半截，一条红双喜，一条好日子。

    我认的出来。

    拉丝的走向，封口烫印的位置，好日子那条的防伪标做的稍微偏了一点，这是我们伍仙桥小作坊出的货。

    “他搞到了我们的样品。”我把照片放回信封里。

    浩哥刮了一下茶杯盖子，点点头，“不光搞到了样品，阿龙跟了三天，麻皮陈去了两趟太和镇，那边有个做包装纸的小印刷厂，老板姓廖，你想想他去印刷厂干什么。”

    我没说话。

    “他在研究你们的包装，”浩哥把茶杯放下来，手指在桌面上点了两下，“这个人不是想分一杯羹，他是想照着你们的路子自己搞一套。”

    我靠在椅背上，把信封里的照片又翻了一遍。

    粥铺里那个麻皮陈，坐姿松散的翘着二郎腿，不像是来谈大事的样子，那架势倒是在挑拣东西。

    “背后有没有人？”

    浩哥摇头，“还没摸到，新市墟那条线我让人去问了，有人说他跟白云区一个姓黎的走的近，但姓黎的是做建材的，搭不上。

    也可能就是他自己想干。

    我把照片装回去，信封折了一下，塞进裤兜里。

    “先别动他，让阿龙继续盯。”

    浩哥端起茶喝了一口。

    “五哥和瞎哥那边我会交代，烟酒店最近有陌生人来问价的，记下来，”我说。

    浩哥没接这句，隔了一会儿才开口。

    “昭阳，伍仙桥那个作坊，一个月几十万进账，你觉得只有一个麻皮陈在看？”

    我没回他。

    “你跟汕头峰得有个数，”他说完这句，拿起桌上的打火机，啪的点上根烟，没再往下讲了。

    从足浴城出来，太阳很毒，马路上的树影短的贴在树根上。

    我回去的路上，风吹在脸上是热的，带着柏油味。

    到家的时候红姐拿着一把卷尺在客厅量墙。

    她穿着件旧T恤，头发扎起来，几根碎发黏在脖子上。

    “你量什么？”

    “这面墙，”她用卷尺比了一下，“看看贴个什么好看。”

    她把卷尺收起来，在手掌上绕了两圈，“你吃饭了没有？”

    “没。”

    她往厨房走，拖鞋啪嗒啪嗒响，“昨天买的鸡蛋还有五个，煎蛋面你吃不吃？”

    “行。”

    我坐在客厅的凳子上，把兜里的信封拿出来，又看了一遍照片，然后把信封压在茶几底下的报纸堆里。

    煎蛋面端上来的时候，蛋煎的边缘焦了一圈，面条是碱水面，上头浇了酱油和猪油，热气冲上来。

    红姐坐对面看我吃，自己啃了半根黄瓜。

    傍晚的时候双哥过来敲门。

    他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串钥匙在转，转的叮当响。

    “静姐同意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眼睛盯着走廊尽头的窗户。

    “什么时候搬？”

    “后天，东西不多，她那边两个行李箱，加上小禾的东西。”

    我靠在门框上，“你跟她说清楚了没有，我们做的什么？”

    双哥的钥匙不转了，他捏着钥匙扣，拇指摁在上面，过了好几秒才说，“她知道不是正经买卖，没问细的，我也没说细的。”

    走廊里没有风，闷。

    他又开口，“小禾快到年纪了，我想让她在夏茅这边上幼儿园。”

    我看着他，双哥三十出头的人了，说到幼儿园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跟平时不一样，轻了一截，生怕说重了这事就不算数。

    “行，夏茅村口往东走有一家，我见过招牌。”

    他点了一下头，转身往隔壁走了。

    我站在走廊里，听到隔壁传来拖椅子的声音，木头腿在水泥地上刮的刺耳，他在给小禾收拾第二间房，动作很轻。

    我靠着墙站了一会儿，想到双哥跟我讲过的那些事。

    现在他给另一个孩子收拾房间，一把椅子挪三次位置，每次都要停一下。

    晚上十点多，我在阳台上给汕头峰打电话。

    麻皮陈的事，我从头讲了一遍，照片的事，印刷厂的事，包括浩哥那句盯上的不会只有一拨人。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长时间，我听到打火机响了一声，然后是他吸烟的声音，很慢，吸一口停很久。

    最后他开口了，就一句，“伍仙桥是我的地盘，谁想伸手，先问我。”

    声调没起来，平平的，但话说到这个份上，意思就到了。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揣回兜里，红姐从卧室探出半个头。

    “谁？”

    “汕头峰。”

    她看了我两秒，收回头去了。

    我进卧室的时候，她在叠从庆丰带过来的衣服，一件件抖开再对折，码在床尾。

    床头柜上放着个掉了漆的绿色铁皮饼干盒，盖子上印着玫瑰花。

    关了灯躺下，外面起了风，荔枝树的叶子被吹的哗哗响，有两三片贴在窗玻璃上，贴的很紧，风停了也没掉下来。

    后半夜下了一阵稀稀拉拉的雨，打在铁皮雨棚上，叮叮咚咚的。

    我没睡着。

    翻了个身，披着衣服走到窗前，从裤兜里摸出烟，点上。

    楼下的巷子窄，路灯只有一盏，照了一小片。

    雨丝在灯光底下斜着飘。

    一辆白色面包车从巷口慢慢开进来，车灯是近光，扫过对面民房的墙壁，在白墙上晃了一下。

    车速很慢。

    我盯着它。

    它没停，拐了个弯，从巷子另一头出去了。

    尾灯红了一下，灭了。

    我站在窗前把那根烟抽完。

    雨已经停了，地上湿漉漉的反着光，巷子里没有别的动静，路灯

    不确定是不是巧合。

    但花都的车，白色面包车。

    我把烟头按在窗台上掐灭，回到床边躺下。

    红姐翻了个身，手臂搭过来，搭在我胸口上，手指头是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