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头停了一辆白色面包车，车灯灭之后只有路灯的光落在车顶，白漆反出一块暗黄。

    

    我走到桥头，脚步没停也没加快，鞋底踩在路面上的声音被江风吞掉一半。

    

    车门从里面滑开。

    

    出来两个人。

    

    前面那个高瘦，长脸，下巴削的尖，左耳垂一颗黑痣，瞎哥描述的一个字没差。

    

    砸足浴城的领头，守码头的人，出现在小七学校门口的人，现在站在我面前三米远。

    

    他身后还有一个，矮壮，没动，右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口袋撑出一个不规则的形状，不是手机，不是烟盒。

    

    长脸开口：“东西呢。”

    

    我把铁盒子拎出来，举了一下。

    

    “打开。”

    

    “人呢。”

    

    长脸没回话，下巴往身后扬了一下，面包车里又出来一个人，半拖半架着汕头峰。

    

    我第一眼看他的脸，肿了，整个右颧骨高出来一截，嘴角有干了的血渍，但眼睛是亮的，他看到我，眼皮连着眨了两下，很快，不是害怕，是在给我数数，两下。

    

    右手用布条裹着，布条上的颜色不均匀，有的地方发黑，有的地方还是湿的，渗出来的红贴着手腕淌下去，在指缝间挂了几道干壳，小指那个位置，布条裹的特别厚，但撑不起正常的弧度。

    

    我把视线往下挪。

    

    他左脚光着，赤脚踩在柏油路面上，脚踝一圈红勒痕，皮磨破了，结了薄薄的痂，右脚穿着鞋，鞋带缠了好几圈，绕法不对，系的太紧，把鞋面都勒出褶子来了。

    

    没人会这样系鞋带。

    

    “盒子放下，退后”，长脸说。

    

    我把铁盒子搁在桥头右侧的石墩上，退了两步。

    

    长脸走过去，手指头扣开锁扣，盖子翻开，他低头翻里面的笔记本，一页一页的，速度不算慢，翻到中段扫了一眼提单，没停，继续往后翻。

    

    翻到底了。

    

    最后三页的装订线上，撕裂的毛边参差不齐，纸纤维翘着。

    

    长脸合上盒子。

    

    他抬头看我的时候脸上什么变化都没有，没皱眉，没咬牙，就是看着我，眼珠子不动，黑的，那种算过账之后的平。

    

    “不全。”

    

    “当然不全”，我说，“全给你了，你觉得我明天还能站着？”

    

    风从珠江面上过来，吹的桥栏杆上的铁皮广告牌哐当响了一声。

    

    “剩下的三页在安全的地方，人还我，二十四小时之内我把东西送到你指定的位置”，我顿了一下，“办不到的话，那三页纸明天早上会出现在白云区分局刑侦大队的桌上，哪张桌子我都替你挑好了。”

    

    长脸没接。

    

    他侧了一下头，目光绕过我的肩膀往面包车的方向偏了一下。

    

    三秒。

    

    面包车前排的车窗降下来一条缝，宽度刚够伸出一只手，手掌朝下，压了两下。

    

    架着汕头峰的人松了手。

    

    汕头峰身子一晃，往前踉跄了两步，左脚赤脚拍在地上发出啪的一声，我跨过去一把架住他的胳膊，他身上有股铁锈味混着汗馊，重量压过来的时候我右胳膊上的伤口又扯了一下。

    

    他的嘴凑到我耳朵旁边。

    

    四个字，气音，碎的：

    

    “车里有三个。”

    

    我扶着他的手没松，加上外面两个，五个，浩哥那头四个人，在南侧河堤等着，数不够。

    

    长脸拎起铁盒子退回车旁边，面包车发动的声音闷闷的传出来，灯没开，车身往后退，准备调头往岛里面走。

    

    我架着汕头峰往桥的另一边走，他走路的姿势不对，重心全压在右脚上，我以为左脚受了伤。

    

    走了不到二十米他停了。

    

    左手，没受伤的那只，拽住我衣角，人矮下去，蹲在地上，去解自己右脚的鞋带。

    

    鞋带缠了太多圈，指头抖的厉害，他用牙齿咬住一头往外扯，绕了五六圈才全部解开，鞋舌掀起来，底下塞了个东西。

    

    一张纸条，对折，一半干了，一半还是潮的，边角皱的不像样。

    

    我蹲下来接过去，路灯照不到这个角度，我凑近了看字迹歪斜，有的笔画断了，墨色不对，不是墨水，颜色发暗，发红。

    

    血写的。

    

    番禺大石镇，一个工业区的名字，后面跟着仓库编号，靠右边一行小字：24箱，每周四转运。

    

    “关我的地方有个小个子”汕头峰的声音沙哑刺耳：“下半夜打盹的时候手机没锁屏，进来一条短信，我看了三遍把地址记住了，趁他上厕所在裤子上撕了条布，手指头。”

    

    他没说下去。

    

    我把纸条折好塞进袜子里，跟那一页名单贴在一起，脚踝骨那个位置硌的更厉害了。

    

    站起来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不是长脸的，从面包车里面出来的，隔着二三十米，被江风吹散了一点，但每个字都送到了。

    

    “昭阳，你做生意越来越不讲规矩了。”

    

    我的脚钉在地上。

    

    这个声音我听过，不止一次，喝过酒，吃过饭，他拍过我的肩膀，力道不轻不重，说小心点，外面乱。

    

    我慢慢转头。

    

    面包车后排的车窗降到一半，路灯的光斜着切进去，照到半张脸，另外半张在暗处，但够了。

    

    红圈里第三个名字。

    

    他看着我，笑了一下。

    

    那种笑我见过，上回见面的时候也是这个笑，端杯茶跟我碰了一下，说最近搞了批好货你要不要看看。

    

    车窗升上去。

    

    面包车的尾灯红了一下，车身转过弯，驶进沙面岛的法桐树影里，没了。

    

    我扶着汕头峰站在桥面上，十月底，夜风裹着珠江的水汽，热的，闷的，但我后背的汗是凉的，一片一片从脊椎两侧往下淌。

    

    信封硌着后腰。

    

    那个人从头到尾就在我们旁边，浩哥说的没错，在旁边，不是躲在暗处看，是坐在桌上跟你吃饭，筷子夹你碗里的菜，你还给他倒酒。

    

    桥南侧的河堤钝响。

    

    小东哥的脑袋从堤坝边沿冒出来，看到我架着汕头峰，没废话，趴在堤面上两只手伸下来把人拽上去，汕头峰疼的闷哼了一声。

    

    我翻上堤的时候回头看了最后一眼。

    

    沙面岛上的路灯一盏接一盏排过去，串成一根线，绕着整座岛圈了一周。

    

    那个人不是中间商，不是跑腿的。

    

    他是锁。

    

    橡皮艇在水面上颠了二十分钟，马达声压的很低，排气管贴着水皮突突的冒泡，浩哥一只手控着船尾的舵，另一只手握着手电没开，眼睛盯着我。

    

    靠岸之后他跳上河堤，第一句话不是问交换怎么样。

    

    “那个人，你见到了？”

    

    我点头。

    

    浩哥把手电别回腰上，从裤兜里摸出烟，点上，吸了一口没吐。

    

    “我查到的东西比你看到的还脏，他老婆名下那家公司，股东名单里有个自然人股东，持股百分之五，叫周建华。”

    

    我没反应过来。

    

    浩哥把烟从嘴里拿下来，看着我。

    

    “分局的一个主任。”

    

    周围全安静了，连江面上的水声都变小了。

    

    小东哥蹲在旁边扶着汕头峰，两个人都看着我。

    

    这条线上面不只有黑的，白的也嵌进去了，嵌在关节上，咬合的严严实实，百分之五，不多，刚好在不用公示的线上，查工商登记都未必看得出来，这个局布的早，不是临时起意，是一开始就留好了口子。

    

    “阿泰呢。”

    

    浩哥摇头。

    

    “完全没消息，码头那晚之后就断了，活的死的，一点动静没有。”

    

    没有尸体也没有消息，这比有消息更难受，活着就是筹码还在对方手上，死了就是下一次谈判桌上丢过来的照片，两种可能我都不想猜。

    

    汕头峰靠在岸边的水泥桩子上，用左手撑着身子调了个姿势，裹着布条的右手一直端在胸前没放下来。

    

    他抬了一下下巴，冲着我后腰的方向。

    

    “那个信封，拆了没？”

    

    “没。”

    

    汕头峰舔了一下干裂的嘴唇，上面的血痂被舌头碰掉了一小块。

    

    “拆了看看”，他说，“我被关着的时候听他们说了一嘴，那信封是卢柏年留的后手，卢柏年抓之前把最要命的东西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就赌一个事。”

    

    他停了一下，喘了口气。

    

    “赌没人敢拆。”

    

    我的手绕到后腰，摸到那个信封，火漆的硬块顶在指腹上，温度跟体温差不多了，贴了一整夜，分不出是蜡还是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