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伟家的四合院里,老槐树的叶子被晨光照得发亮。丁平站在院子中间,白衬衫,深蓝色外套,头发梳得整齐,指甲剪得很短。他九岁,要去见这个国家权力最核心的人之一。
丁伟站在台阶上,手里端着一杯热茶,看着孙子。他的目光很沉,像压着什么东西。
“去了之后,不该说的别说,不该问的别问。”
丁平点头。
“老首长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
“我知道,爷爷。”
丁伟走下台阶,把茶杯放在石台上,蹲下来,平视着孙子的眼睛。那双眼睛很亮,亮得不像九岁的孩子。
“小平,你知道老首长为什么要你去吗?”
丁平想了想。“不知道。”
丁伟站起来,没有再说。有些话,不能说得太早。有些路,得让孩子自已走。
院门被敲响。李云龙站在门口,旧军装,风纪扣严严实实,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他看见丁平,上下打量了一眼。
“小子,走吧。”
丁平转过身,看了爷爷一眼。丁伟朝他点了点头。丁平跟着李云龙走出院门,上了胡同口那辆黑色轿车。引擎已经发动了,尾灯在晨光里亮着暗红色的光。
丁伟站在院门口,看着车子消失在胡同口。
他站了很久。
晨光从东边漫过来,先是落在院墙上,把灰瓦镀成淡金色,然后慢慢地往下移,移到老槐树的树干上,移到青砖地面上,移到台阶下那盆半死不活的文竹上。文竹的叶子发黄了,但还在长,新抽的枝条细细的,卷卷的,像婴儿攥紧的手指。
丁伟转身走回院子里,端起石台上那杯已经凉了的茶,喝了一口。
苦的。凉到胃里。
他放下茶杯,走进屋里,拿起公文包,出了门。
组织部大楼在晨光中显得庄严肃穆。灰白色的石材立面被初升的太阳镀上一层淡金色,窗户玻璃反射着光,一片一片的,像无数面小小的镜子。
丁伟走进大楼。电梯还没到,他走楼梯。一层,两层,三层。走廊里的灯还亮着,日光灯发出嗡嗡的低响。他推开门,把公文包放在桌上,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坐下,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
“小王,让冯朝飞(书友慢斯条理的陆尘笑客串)同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是。”
电话挂了。丁伟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那棵银杏树。叶子还是绿的,但再过几个月就会黄,会落,会铺满一地。明年春天又会发芽,又会长出新的叶子。
树是这样,人也是这样。老的走了,新的来。来的不只是人,还有那些没有画完的箭头,那些没有走完的路。
冯朝飞敲门的时候,丁伟正在看一份文件。不是汉东的,是西部的,关于干部交流的。他抬起头,看着门口。
“进来。”
冯朝飞走进来,五十八岁,头发花白,梳得很整齐,深灰色中山装,领口别着一枚很小的党徽,红底金字,在灯光下闪了一下。他在丁伟对面坐下,背挺得很直,双手放在膝盖上。
他的履历扎实,工作经验丰富,原则性强,工作方法灵活。他是丁伟属意的接班人——这个事还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但丁伟心里已经有了数。
“冯朝飞同志,顾锦同志和风灵毓同志的任职文件,你看了吗?”
“看了。昨天下午上小王就给我送到办公室了。”
丁伟从桌上拿起两份文件,递给冯朝飞。“这是正式文件。一周后,你送他们去汉东赴任。”
冯朝飞接过文件,翻开看了一眼,合上,放在膝盖上。“是。”
丁伟看着他。“你送他们到了汉东之后,不要急着回来。”
冯朝飞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
“先在汉东待一段时间。等巡视组到了,你再回来。”
冯朝飞的目光微微变了一下,但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他看着丁伟,等着他说下去。
丁伟从桌上拿起另一份文件,递给他。冯朝飞接过去,翻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的阅读速度很慢,每一页都看了很久,像是在一个字一个字地消化。
文件的内容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关于在汉东省进行公职人员亲属禁止从事商业活动的试点方案。公职人员——从科级到省部级——其配偶、子女、子女的配偶,不得在其管辖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商业活动。已经从事的,要么退出,要么公职人员本人调离岗位。
第二部分,关于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直系亲属国籍和财产申报制度。所有省管干部,必须如实申报其配偶、子女、子女的配偶的国籍情况,以及这些直系亲属在境外的财产情况。申报材料由省纪委和省组织部双重备案,定期抽查,发现瞒报、漏报、谎报的,一律先停职,再调查。
第三部分,试点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从顾锦和风灵毓到任后的第三个月开始启动,用半年时间完成首批申报和清理工作,再用半年时间总结经验、完善制度,然后向全国推广。
冯朝飞看完了,把文件合上,放在膝盖上,看着丁伟。他的表情很平静,但他的手放在文件上,手指微微蜷着,指节发白。
“丁部长,这个试点,谁来负责?”
丁伟看着他。“你。”
冯朝飞的手指紧了一下。“我?”
丁伟说:“你送顾锦和风灵毓到汉东之后,先协助他们把班子搭起来,把情况摸清楚。然后巡视组到了,你带着巡视组,在汉东待三个月。这三个月里,你要把试点的框架搭起来,把第一批申报和清理工作做完,把存在的问题梳理清楚,把需要中央支持的事项报上来。”
冯朝飞沉默了很久。
他看着窗外那棵银杏树,看着那些扇形的叶子在风里轻轻翻动,绿色的,还没有黄。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在窗台上画出一片一片的、晃动的光斑。
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自已三十年前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想起那些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在信访办公室里度过的日日夜夜。想起那些因为亲属经商而被群众戳脊梁骨的干部,想起那些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自已在台上大谈廉洁的官员。
他想起去年冬天,一个老同志来找他,说自已的儿子在地方上被举报了,问他能不能帮忙说句话。他帮了——但不是帮那个儿子脱罪,是帮那个儿子把问题交代清楚。老同志后来没有再找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