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地，一年年过得如此之快了呢？

    快得令我心悸。

    今天是一九九六年的九月二十七日。在我懂事以后，在这一个中秋之前，我度过了何止四十五六个中秋！却仅有几个残破的、关于中秋的回忆，依稀地存留在我头脑里。如同保管不善的、隔世纪的电影拷贝，回忆中的人和事，都快变成些虚光浮影了！原来人生一场，能记住的东西，总体来说其实是不多的。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我以前度过的某些个中秋之日，我曾非常地思念过我唯一的哥哥。哥哥长我六岁，自幼就比我懂事。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老师的爱生。入大学不久，便当上了学生会主席。他的最严重的弱点，是心理承受能力太脆薄，如同彩色玻璃器皿，好看，但是易碎。这弱点将他在二十二三岁时就送进了精神病院，于今精神病院成了他永远的归宿之地。我说我的哥哥心理承受能力太脆薄也许有失公道。因为在六十年代初，穷困对于一个考上了大学却又明摆着读不起大学的贫寒子弟咄咄逼人的精神压迫，甚至是连我这个弟弟都丝毫也无法分担无法很深地体会的。现在我已不怎么想我的哥哥了，只记着每年定期往精神病院寄住院费罢了。我个人的庸常的日子，将我内心里对哥哥那份儿手足之情渐渐磨砺得粗糙了。

    某些个中秋之日，我也曾非常地思念过我的父亲。父亲活着的时候我非常地思念过他。父亲死后我非常地思念过他。尤其父亲刚去世的半年内，我走在家居的那条小街上，似乎总见他的幻影坐在人行街道沿儿上，身下照例垫着一块硬泡沫板，极其安详地注视着我走近他。父亲逝世已经六年多了。人死无法复活，我已能够理性地接受这一事实了。我当初是为解决住房问题从北影调至童影的。迫不及待地解决住房问题，归根结底是为了早一天将父亲接到我身边安度晚年。不料他一到北京便检查出胃癌，半年后就去世了。所幸在父亲人生的最后时刻，我受心灵感应的促使，躺在父亲身边。握着父亲的一只手，等于是将父亲陪送到了另一个世界的门外。没有几个父亲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能有儿子身体紧拥身体，由儿子轻握着自己的一只手平静地逝去。上苍给了我尽孝心的机会，我亦每每因此而聊以自慰。

    某些个中秋之日，我还非常地思念过我的母亲。母亲一生含辛茹苦，对于我们兄妹五个原先赖以成长的那个贫寒之家的贡献无可比拟，于是我将母亲接到北京住了二载，前不久妻陪母亲回哈尔滨家里，妻回来后说母亲一切都好，让我不必挂牵。所以我此刻当然也是并不思念我的老母亲的。

    但人心真是怪异的东西啊，总会在特殊的时日，思念某些与自己有亲情关系的人。而较为普遍的我们的所思所念，大抵又是由那些既与我们有深厚的亲情关系，命运又堕入到极不堪之境的人们引起的。此时思念实在是吸满了牵挂和惦念的成分呀。一般而论我不太会思念某些发达着的显贵着的人生正春风得意着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一方面他们已不在乎别人思念不思念他们，另一方面即使在某些并不特殊的日子，某些并不真的思念他们的人，出于某种可以被理解的意识，常会以最时髦的方式向他们表达最亲爱的思念。发达着显贵着人生春风得意着的人们，几乎一向总是被似乎绵长的情感浓浓的思念喂养着。可想而知这一种思念常使他们倍觉腻歪。好比吃巧克力吃伤了的孩子，再一见了巧克力不禁地皱眉噘嘴。

    在此一个中秋，我内心深处最为思念之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老隋。我思念他乃因他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十六，是中秋的第二天。在往年，在中秋那一天，在我不怎么思念他的情况下，我也会十分自然地想到——哦，明天又是老隋的生日了。老隋之于我，相当于一位曾无私地呵护过我的义兄。虽非手足，情同手足。在此一个中秋，我内心深处思念他，还因他的命运正堕入到极不堪的境地。他已是一名犯人。我估计至少将判十年八年，也许更多。那么他的后半生，大部分将在服刑期间里度过了吧？在此一个中秋，我内心深处对他的思念，使我的情绪很是忧伤。他有恩于我，我根本没法儿不思念他；根本没法不将他自己一步步陷入的绝境当成一回事；根本没法儿不因他而情绪忧伤……

    这中秋八月下午四点多钟的阳光是那么明媚。窗外正对着元大都城垣遗址颓化成的土岗，其上老草葳蕤。那全是荨麻类的草棵，茎蔓纠结，织成一大床草被，差不多将土岗通体地覆盖住了。它们的被毛虫蚕食得残缺不整的大叶片，不劳秋风扫荡而先自枯黄了。这儿那儿，醒目的枯黄散布在陈绿之间，令人望去顿生感伤。在它们遮蔽不严的地方，暴露出被一个夏季的烈日晒得灰白了的土壤，丝丝拉拉垂挂着些枯根。仿佛褴褛成条的破衫之下，一处处了然呈现的老人瘦皱的衰皮，令人一眼望去又是那么不舒服。一派勃勃生机正在那古垣的颓址上渐渐结束着一年的葱茏，却依然有花在开着。喇叭花，和一种不知名的，也是荨麻类植物开的六瓣儿黄花。喇叭花伏地而开，茎蔓缠绕草被，紫的、粉的、白的，一片片照样儿开得不失夏季的烂漫。它们可真是一种又不起眼又顽强的花！在十一月份，在古垣颓址一片萧索枯黄之时，乃至在下了第一场雪之后我也每见这儿那儿仍有不屈不挠的喇叭花开着。这些不起眼的顽强又高傲的喇叭花啊，怎能不使人心里油然地生出份敬意呢？那六瓣儿的黄花，却是被一人多高的手指般粗的茎子举着开的。在它们的茎子的顶端，分叉出五六枝甚至几十枝更细的茎子。在那些更细的茎子上，六瓣儿的黄花悠然灿然地开着。黄得抢眼极了！黄得崭新崭新，仿佛不是真的花，而是巧女的双手用崭新崭新的黄绢剪做的假花，趁夜插在那些俗鄙的荨麻类植物的茎子上。为的是在中秋节，在没有菊花姹紫嫣红的地方，给予人们的眼睛一些起码的亮丽色彩。它们开得如同梵·高的画上那种充满印象意味儿的金灿灿的向日葵。幸而有那么多亮丽那么多烂漫的喇叭花伴着小黄花相映开着，否则那古垣遗址在这个季节就野茎芜杂缠乱得令人愀然，令人看不得了。然而阳光确实美好。我知道在我面对北窗无法望见的偏西边的天空上，必定有一轮硕大的充血的夕阳，正向古垣的颓墟慷慨地挥甩过来最后一把迷人的光辉。我想它此时此刻大约会红亮得如同霓光板一样吧？一棵棵松树朝西的一面通通沐浴在那迷人的光辉里，使它们望去明一半暗一半的。明的一面，蒙尘的旧绿色也新了许多；暗的一面，则更其显得苍黛了。那一种不洁的苍黛，最令人顿生心灰意冷之感。杨树的静止的肥叶，一片片仿佛被那暖洋洋的迷人的光辉晒得浅睡着，一直会静止地悬着，朦胧浅睡到明年媚人的春天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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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垣的颓墟乃是一面四季的镜子，我常望着这一面镜子陷入沉思冥想。

    大约三年前，也是在农历八月里的一天，我和老隋相对坐在我家北屋的这个窗前。在我们之间，窗台上摆着烟灰缸。我们都吸着烟，他吸他的，我吸我的。他吸的是“三五”，我吸的是“高东”。他吸的“三五”烟是用我强给他的零花钱买的。他一向只吸“三五”等档次的洋烟，低于“三五”档次的烟一概被他贬为“杂牌烟”。不到烟瘾大作难忍难熬的地步他是绝对不肯吸“杂牌烟”的。当时他住在我家里，吃在我家里，身无分文却一番比一番自信、一番比一番热烈地向我大谈他要成就他的老板梦想的宏伟计划。那一天以前我已经多次耐心地倾听过他的宏伟计划了。那一天以前我从不曾打断过他，只是默默地极具耐心地倾听，我不忍心打断他。我对他有一种像对一位敬爱兄长般的亲情，从不曾因他一次次的受挫、一次次的落魄、一次次身无分文地猝然出现在我面前而稍有所减。尽管我明知他的那些宏伟计划，无一例外全是画饼充饥，全是纸上谈兵，全是马歇尔计划……

    那一次他从南海来，或者是从珠海来，总之是从南方沿海某省份来的，我一向并不细究他从哪儿来。他说从哪儿来，我便信他从哪儿来。他说来北京干什么，我便信他来北京干什么。他几乎从不对我说假话。他在“下海”经商以前从没有说假话的毛病。这一点是一切那时候认识他的人，包括那些与他有矛盾的人，内心里对他充满成见的人甚至内心里暗暗嫉妒他才情和能力的人，都不得不公认的。他“下海”经商而人生一次次受挫一次次落魄以后，开始对我说假话绝非怀有什么打算坑我骗我欺诈我的卑劣目的。不，他永远地对我不可能产生这样的闪念。他对我说假话只能有一个动机，那就是遮掩他比上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更落魄更走投无路的实情，竭力维护住他那早已脆弱得禁不住任何刺伤的自尊。也还因不愿从我脸上看出对他的处境越来越担忧越来越同情的神色。我当然越来越替他的将来担忧越来越对他自蹈迷津的处境深怀同情。但我一向小心谨慎地严严密密地隐藏起我替他感到的担忧及我对他的同情，我明白那其实意味着我对他的伤害，而且是很深很深的伤害。我知道我一直是他最依赖的朋友，除了他的儿子和女儿，我大约算得上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三个亲人了。一个实际上给予不了任何他所希冀的大帮助而又是他在感情上永远都需要的好朋友。

    那一天上午九点多钟我才起床，正刷牙，肩上被人轻轻拍了一下。这轻轻一拍使我大吃一惊，牙缸牙刷全失手掉在水池里。因为妻上班去了，儿子上学去。那时我家里除了我，本不该有第二人的。我屏息敛气不敢立刻转身，一颗心紧张得嗵嗵乱跳，呆愣了数秒钟才声音发颤地问：“谁？”

    “我，老隋。”

    我听出了果然是他的语音，转过身见他笑盈盈地瞧着我。

    “怎么会是你呢？”

    “怎么会不是我呢？我老隋明明已经站在你面前了嘛！”

    “从哪儿来？”

    “南边。”

    “又是南边！”

    “我从南边来你不高兴？”

    “我希望你从北边来。”

    “什么意思？”

    “哪天你又出现在我面前，说是从北边来，我就会热烈拥抱你！我认为你在北方才能重新寻找到你人生的坐标！在南方你是寻找不到的。南方不适合你老隋。”

    “不见得吧？太武断了吧？”

    我们第一次一见面就斗嘴。

    他穿一件白衬衫，背带西服裤，皮凉鞋。白衬衫看去像名牌儿，但领口和袖口都脏了，早该洗了。西服裤居然是咖啡色的。他不穿黑色的蓝色的而穿咖啡色的西服裤，而且是有背带的，使我觉得不伦不类，有点可笑。南方在某些方面改变了他，使五十多岁的他爱穿颜色惹眼的衣服了。西服裤的两膝部，有些斑斑点点的油迹，而皮凉鞋一层粉尘。但他的头发却朝后梳得很服帖，脸也刚刚刮过。一副衣衫不洁却容光焕发的样子。

    我问他怎么从南方来的。

    他说是昨晚乘飞机来的。

    我心想，老隋啊老隋，这你骗得了我吗？你上下一身几天不洗的衣服，已经向我证明了你不是乘飞机而是乘坐火车来的啊！而且坐的肯定不是卧铺。我不愿更不忍心当面点破他。至于他是没买到卧铺，还是舍不得买卧铺，或是连买卧铺的钱都不够，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判断他肯定坐了三十个小时以上的火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老隋是个什么苦都吃得了的人。

    我问他住哪儿，他说住宾馆。

    我问：“住什么宾馆？”

    他迟疑了一下，笑了，说：“你审问我呀？北京新建的大宾馆大饭店多了，说出名你也不见得知道哇！”

    我固执地追问：“你说你说！”

    他又迟疑了一下，说出一家宾馆，我果然闻所未闻。他还说那是一家中外合资的三星级宾馆。

    但他接着说：“不过今天早晨我已将房间退了，和你又多半年没见了，怪想你的。若住在宾馆，你来看我，我去看你，都不太方便，莫如还住你家里的好，每天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有更多的时间彼此聊聊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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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明白了他又沦落到差不多身无分文的地步了，一阵悲悯从我心底涌起：一个和你关系至亲的人，一个一向被你认为也被众多的人认为，而且经过许多事实证明办事干练自信心极强颇具领导才干和组织能力的人，一次次沦落到身无分文的地步出现于你面前，你心里怎能不因他而产生大悲大悯？

    我刷完牙放牙缸时，发现我的刮脸刀分明刚刚被用过了，不必再问，他准是在我家里，在我起身之前，洗的脸，刮的胡子，梳理的头发，没洗脸没刮胡子没梳理头发之前他该是个什么样儿，可想而知。

    我问他怎么进门的。

    他再一次笑。说来得早，来时我妻子还没上班，儿子还没有上学，说他已经和我妻子和我儿子一起在我家吃过早饭了。这我信他，在我家他根本不必客气的，所幸我的妻子由于我对他的深厚感情，也视他为我们的一个至亲之人，从不会因为他的猝然登门而心生反感，而且每每会以好烟好酒好茶招待他。

    我洗过脸，陪他在沙发上坐下后，他以一种仁爱的目光瞧着我说：“昨晚又开夜车了吧？”

    我说是的。

    他又以一种深切关怀的口吻说：“你不能常开夜车。为什么总不听我劝？世上的好小说，并非都是作家们在夜里创作出来的。这次我见你，你脸上可又添皱纹了！以前的皱纹更深了，白发也多了。你才四十几岁的年龄嘛！为什么要使自己老得这么快？还不到老的年龄嘛！为什么要不惜血本地消耗自己？你近来的小说，凡是被我发现，我都认真读过了。你写得更快了、更多了，却未必写得更好了。你自己觉得呢？”

    每次我们见面不久，交谈的内容便会立刻由他所控制，角色便会发生根本性的转换。他一旦有机会从见面初时的被动又尴尬的境地得以解脱，便俨然成了对我这个作家最负责任的监护人，以及诲我不倦的训导员，他目光中那一种长兄兼父亲般的仁爱，对我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他心中对我有仁爱，目光中才有。人可以伪装出种种表情，但伪装不出目光来。他对我也是真关怀，我乐于接受他的关怀。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世上，在我众多的朋友中，除了我的几位中学时代的男女同学，再就要数他对我的关怀不掺水分了。

    于是他侃侃地分析起我的几篇小说来。一个作家，在今天已经难得听到别人对自己的作品那么直率那么郑重地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分析和评说了。这一种人对他人的直率郑重又深思熟虑的态度，恐怕是花钱也不容易买到的了。而且，他对我的作品的分析和评说，无疑是能够直接提高我以后的创作水准的。因为他非是一般的读者，他毕业于东北某大学中文系。当年是大学生的时候，曾协助博览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的老教授们编写过通用于东北各大学中文系的教材。他当年的洋洋四万余字的毕业论文曾作为范文在校刊一字不删地发表。如果不是“文革”硬性地改变了他的人生志向和人生轨迹，他必定留校执教，现在必定是功成名就桃李满天下的教授了。他是那么了解我成为作家的全部必然性和时代偶然性，了解时代在我身上所发生的绝对作用。他又是那么理解我的文学观，理解我既已成为作家，何以习惯于将目光投注某些人和事，而对另外一些人和事则漠然地转过脸去。他对此一点的理解如同我自己对自己的理解，有时胜过我自己对自己的理解。所以他的分析和评说，几乎条条句句有的放矢，对我意味着是真知灼见。

    我一边默默地听，一边在心里暗想——老隋啊老隋，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到这种一文不名且无家可归的地步呢？你当初为什么要破釜沉舟地“下海”呢？你的人生错就错在那一步，难道你至今还毫不悔悟吗？你如果当初不迈那一步，尽管你也不再能成为文学理论家、评论家或大学中文系教授了，起码你还是正处级的国家干部啊！只要你在正处级的职位上微敛锋芒，隐藏起你一半的才干和能力，处世再学得灵活圆滑一点儿，升为副局、正局级，又是多么顺理成章的事啊！

    “你在听吗？”

    “在听。”

    “没烦吧？”

    “没烦。”

    “你可别心里烦了，却强装出一副在认真听的模样！”

    “我是不是装的，你还看不出来吗？”

    “那好。不谈你的中篇了，现在咱们开始谈你的长篇吧！”

    哦上帝！尽管他在侃侃地、比古喻今地谈我的中篇时我的确没烦，的确是在洗耳恭听，的确是在暗暗记住他的某些极有价值的意见，但一听他要接着开始谈我的长篇了，我还是当机立断地扭转话题。若由他谈了起来，我就不便制止了。

    我说：“老隋，你吃过饭了，我可还没吃呢。让我先吃饭行不行？”

    他愣了愣，窘笑着道：“行行，你先吃饭，你先吃饭！”

    我吃过饭，唯恐他又提我的长篇，抢先问他：“老隋，这半年多来，你在南方做些什么呀？”

    他点燃一支烟，深吸了两口，轻描淡写地说：“也没做什么太有意义的事，不过给几家公司当顾问，参与策划一些经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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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无分文，投住在我家里，他嘴上还要潇洒，竟说自己在当什么顾问！而且不是当一家公司顾问，是当几家公司的顾问！于是我明白了，他的处境依然半点儿好的转机也没有。他依然在以五十余岁的年龄，以高智商的头脑，以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谋事经验，在南方到处漂泊流浪，当的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老“打工仔”。而当年曾经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名鼎鼎，一句话足可改善某个知青的命运，一呼百应千应的他，又哪里肯长期地任人呵使，忍气吞声，甘做“催巴儿族”呢？那么这半年多来，他过的肯定依然是今日应招而来，明日被辞而去，有今天没明天的落魄生活了！所谓“参与策划一些经济项目”，无非就是替某些公司起草商业文牍，誊誊写写之事罢了。他语法修辞水平高，字又写得飘逸秀丽，大概还是能够或多或少挣到些誊写费，不至于饿肚子的吧？倘他年轻三十岁，倘在从前，我想他完全可以给某公司老板当一名倍受赏识的秘书。如今的老板们大都愿身边有靓丽佳人充当秘书，谁肯聘任五十余岁的一个半老男人充当秘书呢？何况他一旦穿上西服，系上领带，初见之人，就分不清他和他的老板究竟谁才是老板了。老隋是个相貌堂堂气质极佳的男子，永远不失彬彬有礼的风度，尤其在初识者面前，一言一语，一举手一投足，一沉吟一微笑，永远那么不卑不亢，那么矜持又随和，稳重又幽默，即使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仍不失气质，不失风度，甚至反而气质越突出，风度越卓尔不群似的。仅仅这一点，就注定了实际上他在南方连一个当秘书的职务都休想谋到。尽管他可以为许多想当秘书的靓丽佳人们开一门课，教授她们怎样当一名称职的好秘书。想当年他二十六七岁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宣传部当干事时，实际上也充当着兵团机关几大秘书之一的角色……

    我尽量将我的内心活动隐藏得严严密密，半点儿也不流露于面，以颇感兴趣似的口吻问他此次到北京来办什么事。

    这一问，将他的兴奋点从分析和评说我的作品，转移到了开始谈他自己。

    “此次我要办一件重大之事！”他的表情相当严肃，语气也相当严肃，“办成了，我的后半生就有着落了！那时我要把你养起来，保你以后的生活无忧无虑，从从容容地按照你自己的创作计划潜心写出好作品就是！”

    诸如此类的话他“下海”以来，不止十次二十次地当面或在信里在长途电话里对我说过了，他对我的宏愿许下也有十二三年之久了，尽管这已经是他的老生常谈，但我听了心头还是不禁一热。当老板乃是他的一个梦。他迷幻在这个梦里，也已经十二三年之久了。十二三年来，我不止一次试图将他从他的梦里拖拽出，但我的努力全白费了。我的对手太强大。对手当然不是指他，而是时代。这时代每天都通过各种媒介向社会宣告，某些人摇身一变，奇迹般地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实例。有太多这样的实例，诱惑着他，他根本听不进我苦口婆心的劝说。他一次次地对我信誓旦旦地描绘他的宏愿，一次次地严肃又逼真地向我表达他的美意，并不是为了使我能在他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一而再、再而三敞开家门接纳他，便向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开空头支票。他知道我的家永远不会拒绝他这位不速之客。他的老生常谈，依我想来，只不过是固守着一种初始的信念和自信。他的自信已是他的唯一的财产，个人财产、精神上的财产；升值、保值或贬值，全由他自己进行调控的财产；他一次次诉说它，就能使它保值，起码不使它贬值似的。好比我为了保持住我对某一篇小说构思的执着，总忍不住要对自己认为有耐心听的人一次次讲述一样。讲述的次数越多，我的构思越详细、越完整。他也是这样。诉说是他固守自信的唯一方式。所以对他而言，唯一的简单的方式，当然也便是最有效的方式了。我猜除了我，可能没有第二个人肯听他的诉说。我猜他的儿子和女儿也未必肯听他的。我猜他也未必会对他的儿子和女儿老生常谈……

    他又加重语气说：“我一定要办成！某些人能办成的，我为什么办不成？”于是他打开了他的皮箱。我已很熟悉那只皮箱，十二三年来，我一次次见它由新而旧。皮箱里除了一套内衣内裤、一双袜子、一条领带、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儿，再就什么也没有。用“空空如也”四个字形容也不为夸张。

    他先拿的是那厚厚的笔记本儿，朝我一抛，不当一回事儿地说：“算了，也没情绪谈你的长篇了。这个给你，闲时看着解闷吧！”

    我接住笔记本儿，翻开略看一眼，见他那飘逸秀丽的好字，已密密麻麻地写了百余页，且每页双面写的。我就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让我看他的笔记本儿呢？记了他自己一些什么难以当面向我启齿的隐私呢？再细看，心头不禁又是一热……

    想不到正反百余页，所记全是他读我的小说之后的杂感，也不光是我的中篇、长篇或短篇小说的杂感，竟包括了从报纸读到我的零散文章的杂感，短则几行字，长则几千字！每则开始还写着“×年×月×日于×地购得晓声新作”，或“偶读报载晓声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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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老隋！

    我抬头望他，心中有些感激的话，却又不知该怎么开口说。且莫以为他对文学还有多大恋心，我清楚他早已是一个对文学失去兴趣的人。自从他“下海”以来，我敢断定他一次也没再进过任何一家书店，我的书显然都是他从书摊上买的盗版书。而且我敢断定，他也早已不是一个经过书摊就忍不住驻足的人，情形可能是这样的——当他听什么人说我又出版了小说以后，才赶紧去逛书摊，一旦发现便毫不犹豫地买下，或从某书摊前走过，无意间一眼瞥见了一张“新书介绍”招贴广告，同时瞥见了我的名字，于是不由得停下脚步。而那时他兜里可能并没多少钱，可能钱刚刚够他吃一顿饭，或刚够他买一条烟，刚够他去远处“打的”……

    情形可能是这样——在某地一家价格最低的小旅店里，他包有一张床位。那几天也许是他连“参与商业项目策划”的差事都找不到的日子，于是他就躺在床上读我的小说，饿了吃烧饼面包，渴了喝白开水，读完就伏在桌上记下杂感，如果那房间有桌子的话。无论从精神方面还是物质方面而言，他都是一个一天也不能没事可干的人。真的较长期地没事可干了，他也就连烧饼面包都吃不上了，他也就连价格最低的小旅店里的一张床位都包不起了。于是读我的小说，记他的杂感，便成了一名来自北方的、闯荡于南方的老“打工仔”的一件可干的事，毕竟这是一件道德的、文明的、于他无害而于我有益的事。他一边做这一件事，一边期待他的小叶或儿子女儿，尽快寄些钱来接济他。我想，在不少的日子里，他是一位须靠儿子和女儿在经济上予以“关照”的父亲。所幸的是他的儿子和女儿都很爱他这位命运落魄而壮心不已的父亲。据我所知是这样：无论他在天涯海角，无论他沦落到何种地步，我相信他对“梁晓声”三个字都异常敏感。我们之间的深厚情谊大概也等于他的一份“财产”，常使他觉得自己还远远没沦落为一个彻底的穷光蛋的地步，对于他意味着很大的温情脉脉的人生慰藉。他买我的书，读我的书，与所谓“文学”二字根本无关。仅仅是，百分之百地是，由于对我的终生无悔的友情……

    你若对这样的一种友情说什么感激之类的话，无论多么发自内心，都是不免会显得轻佻的。

    像老隋这么重友情的人，我的生活里已经所剩不多了。正如我前边所提到的，还有，便是我的几名中学男女同学了。那和老隋与我的友情一样，乃是一种彼此在心里生了根的东西，一种大漠上的仙人掌般的东西。其他一概皆是所谓友好交往。而友好交往和彼此在心里生了根的那一种感情，毕竟是有区别的。

    我合上笔记本，诚挚地说：“我一定读。”

    我也只能这么言简语淡地说。在我们之间，太感情的话，未免会显得夸张，会导致我俩一时都不自然起来，正如他将笔记本儿抛给我时，像抛过来一盒烟似的不当一回事儿。

    他却在箱子里翻找起什么来，就那么几样东西，哪样也遮不住哪样也盖不住。我想象不出他那箱子里竟会放过什么稍微贵重点儿的玩意儿。

    但我却看出他心里是真的有点急了，他自言自语地嘟哝：“糟糕，哪去了呢？”

    我问：“什么不见了？”

    他说：“钱。”

    “多少？”

    “三百元。”

    想不到他此次“光临”，并非身无分文，居然还有三百元钱！显然是找不到了，有过三百元钱也跟身无分文是一样的了。

    我说：“别急，仔细找找。”

    他绝对不是在做戏给我看，如果他此次身无分文而来，他会坦率地对我说“我可连出门乘车的钱都没有了”。前几次我们见面他就是这么说，我们之间的友情使他根本无须做戏给我看。

    他将箱子里的东西一样样全拿出，再一样样重新放进去，还是没找到。他忽然拍了下脑门儿，丧气地说：“想起来了。在列车上买饭时全取出来过，肯定丢了！”

    他竟没意识到，他此刻的话，与他刚才“乘飞机”来到北京的说法自相矛盾。瞧着他因丢失了三百元钱而像丢失了护身宝玉般的恓惶，我心里真替他难受。他的钱肯定来之不易，正如我的钱是爬格子所得的心血钱。丢失了那三百元钱，不但意味着他此来又得住在我家，吃在我家，而且出门办事连乘公共汽车的零钱都没有了。每次我塞给他一些在外吃饭、乘车的钱，他表面上不分彼此地伸手便接，其实我深知他内心里是羞愧难当的啊！

    我说：“算啦！丢就丢了吧。不过三百元。”

    他说：“不足三百元了，在列车上吃饭已经花了五十元……”

    我说：“那就更别愁眉苦脸的了，谈谈你的事儿吧！”

    我对他的事儿从不感兴趣，这不等于我不关心他。我关心他已经关心得有点儿累了。但愿他有朝一日没有什么辉煌的设想。因为只有那样他的人生才能得救。我主动让他谈谈他的事，不过是无话找话，使他从丢钱的烦恼中摆脱出来。

    他愁眉一展，望着我，孩子气地问：“真想听还是假想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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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笑了：“当然真想听。”

    “那好，就讲给你听。但可不许泼冷水！”他一转身，“刷”地拉开皮箱夹层拉链儿，取出一个黑色的简易公文夹子。就是许多公司举行什么新闻发布会时夹产品说明书的那一种。

    他将那夹子双手递给我，低声说：“我老隋全指望这件事的成功了！”

    仿佛，那夹子里夹的，是决定他后半生命运的全部玄机。

    我打开夹子一看，见是一封写给国务院办公厅并请转呈总理、副总理们的信。字写得是工整得没比、秀丽得没比。不难想象，他写这封信时，该是多么一丝不苟、专心致志、字斟句酌。我的头倏地一下子就大了，十二三年来，我没少看他写的这类东西。最初的这些，是写给企业事业单位、局市级政府部门的。那时，我面对这些东西，还会觉得他做的事多少总该有几分成功的可能。他没办成我还尽量安慰他，鼓励他不要灰心失望，还常主动将他介绍给某些朋友，请求我的朋友们帮助他成全他，替他穿针引线。后来他那类东西，就是写给中央各大部委，或各省委省政府的了，于是我也就爱莫能助，只有持不鼓励也不反对的暧昧态度了。遭到我的反对、我的讥讽，他有时会愠怒起来的。一次竟因我当面说了几句泼冷水的话，他不辞而别地离开了我的家，使我当天几乎彻夜未眠，操心他身上的钱不多，能否找到个栖身的地方。现在，他这类东西已经是写给总理、副总理们的了。我暗想那么这几十页纸除了有钢笔书法的观赏价值，还会有另外的什么价值呢？

    我一目十行地浏览，片刻便明白了大概的内容——台湾某巨商，有意将两亿五千万美金投资大陆，指定他为全权代理人。他的信的目的，是请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们，亲批投资项目……

    字里行间，洋溢着澎湃的爱国主义激情和愿为改革开放竭尽心力的高涨热忱，十几页无一处勾改。他的认真尤使我心里一阵阵替他感到难受。

    他吸着烟，在我面前不停地踱来踱去，偶尔站住，静静地注视我，观察我脸上的反应。我脸上自然丝毫也不流露出会使他心理敏感的反应的，我不愿刺激他使他不高兴。十二三年来，我们见面后，彼此高兴的时候少了，不高兴的时候多了，有时是我对他的事的冷淡使他不高兴，有时他对我的忠告的逆反使我不高兴。

    我合上公文夹后，他问：“看明白了？”

    我说：“看明白了。”

    “草草一看就明白了？”他语气不悦。

    我反问：“怎么不打一份？这样的信，还是打一份显得郑重。”

    不料他有点儿生气地说：“难道我手写的字亵渎人的眼睛吗？我讨厌电脑！”

    我说：“老隋，你别走来走去的使我心乱好不好？坐下谈嘛！”

    他悻悻然地坐下了，但是赌气不看我，一口接一口猛吸烟。

    我说：“老隋，别那么吸烟。我又哪儿不对了？你倒是生的什么气呀？”

    他说：“我看出来了，你打算朝我泼冷水！泼吧，我不在乎。这十几年我常被别人泼冷水，早习惯了。”

    我是打算朝他大泼一通冷水的，但听他的话，我又万分不忍了。

    我口是心非地说：“我并没打算朝你泼冷水，真的。我发誓没那打算！不过……台湾巨商，他姓甚名谁？究竟是从事什么商业企业的，你怎么不在信中写清楚呢？不写清楚，让总理、副总理们，怎么认真对待你这样一封信？”

    他说：“你看得太漫不经心嘛！我信中已经写明白了，关于巨商的个人情况和背景，我希望当面向总理、副总理们详细介绍！”

    我说：“你怎么就那样自信，认为总理或副总理们一定会接见你？”

    他说：“事在人为。两亿五千万美金，二十来亿人民币呢！冲这么巨大的一笔资金，他们亲自接见我一下，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真的不能亲自接见我，作个批示，我这件事也就成功一大半了！”

    我说：“据我所知，许多省市都有直接引进外资的自主权了，二十来亿人民币，哪个省市知道了都会争着抢着往自己省市拉，何必上书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们？”

    他说：“这你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二十来亿人民币之巨，省市不太有这么大的引资项目的，非国家级的引资项目不可，而且那台湾的巨商，投资前提也是一次性投入于一个国家级大项目，绝不肯零打碎敲分散性投资……”

    我措辞婉转极讲分寸地询问：“你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怎么认识的那台湾巨商？对方又怎么那么信赖你，二十来亿人民币非指定由你全权代理？……”

    他嗫嚅了一阵，说：“这你就别管了。暂时还是我的秘密，以后告诉你。”

    他忽然亢奋起来，不容我再问什么再说什么，便向我大谈他支配二十来亿人民币的种种设想。一忽儿说要全投到黑龙江去，因为黑龙江是我们共同的家乡嘛！建一处亚洲最大的滑雪场，周围盖一片别墅，别墅群中有他一幢，有我一幢，说我应该学会滑雪，滑几个冬季的雪，我的身体就会像运动员一样健康起来。一忽儿说全投到北海去也可以。建一处规模不亚于好莱坞的电影城，每年在那里举办中国电影节，而非什么长春电影节、上海电影节可比了！泱泱十二亿人口的大国，在世界级电影节中不占一席之地简直是国耻嘛！当然电影城周围也要盖一片别墅，别墅群中当然也要有他一幢，有我一幢。他说他要亲自策划，将我自己满意的作品一部接一部拍成电影。当然由他投资由他任出品人，说他一定要我的作品以电影的形式走向世界，说要让世界上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都通过中国电影知道中国有位作家叫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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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说得亢奋，说得冲动，他的脸上，一阵阵充血，一阵阵充红。我嘿然听着而已。我的双耳却一阵阵失聪，只见他的嘴在动，任凭他尽说尽说，一阵阵的什么话都没听入耳，我的心又一阵阵难受，难受得直想落泪，直想哭……

    我寻思，老隋啊老隋，你的美意我心领了，你的诚意我也相信。我相信你老隋一旦能够支配二十来亿，你首先关照的朋友便是我梁晓声。我相信你不管在哪儿盖起一片别墅，有你自己一幢，旁边必也有我一幢。我还相信你一旦坐上了“奔驰”或“劳斯莱斯”，你起码会让我出门有辆“凌志”甚至“宝马”坐……

    你的这些梦想这些畅想都很浪漫都很美妙。你说我听我奉陪着你作一番精神领略，使你快意，使你亢奋，当然也会使我获得某种小小的想象的愉悦和满足。谁的精神有时候不像自己的口舌一样喜欢吃冰淇淋呢？谁有时候不喜欢体验想象游戏带给自己的幻趣呢？但你为什么十二三年来一直深陷在精神的虚境和想象的游戏之中不肯自拔呢？谁像老隋此梦一做就十二三年不醒？人有几个十二三年啊！五十余岁的你又还剩几个十二三年啊！明明一件经不起细思细想疑点多多的蛊惑人心之事，怎么你就偏偏当成了你人生的第二次风帆了呢？甚至很可能就是一件别人蓄意合起伙来戏弄于你的事！你怎么就执迷了似的根本不动脑筋推敲推敲呢？你南南北北东撞头西碰壁沦落江湖般地闯荡了十二三年，欺骗、挫折、失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智商怎么反而越来越下降了似的呢？……

    待他终于沉默了，我才为难说：“老隋啊，看来这件事，我是半点儿忙也帮不上了！”

    他说：“我知道你帮不上忙。我求你帮忙了吗？来时有人介绍了几位能帮上我忙的朋友，我下午就去见他们。”

    我问他那是几位哪方面的朋友。

    他责备地说：“反正你每每对我的事不以为然，不告诉你也罢。总之介绍人向我保证，那都是能量极大的人物……”

    我不知该再说什么好，只有吸烟，借以掩饰我对他的失望和怜悯。

    他按灭烟蒂，走到阳台上，俯身看我家养的两只虎皮鹦鹉。

    “鸟笼里没水了，也没食了！”

    我不吭声。

    于是他默默给鹦鹉添食、添水。

    “鸟笼太脏了，该刷了。”

    我仍不吭声。

    于是他竟自行其是地将两只鹦鹉放出在阳台上，拎了鸟笼子到厕所里去刷。

    我看一眼墙上的表，十一点多了，想到他下午还要见他所言那些“能量极大的人物”，便起身到厨房做午饭。

    听到他在阳台上捉鹦鹉弄出一阵砰砰嘭嘭的响声，我又赶紧离开厨房奔向阳台制止。

    我说：“不必捉，不必捉！”

    他说：“不捉，怎么将它弄回笼子里去？”

    我告诉他：“打开笼门，人离开阳台，待它们不惊了，会自动钻入笼中去的。”

    我扯他离开阳台，他却还要隔窗偷看。见两只鹦鹉果然重新入笼了，就抑扬顿挫地吟出两句诗：“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我在厨房里没好气地说：“你别吟陶渊明的诗。陶渊明既淡泊官位，也不想当大款。”

    他在屋里静了片刻，又吟出两句诗是“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于是轮到我在厨房里装聋作哑了。

    他在屋里大声问：“这两句是谁的诗？”我老老实实地承认：“不知道！”

    他得意洋洋地说：“杜甫的《秋兴八首》！”

    我说：“得了吧你！快到厨房来给我打下手！”

    他倒也听话，就乖乖地到厨房来给我打下手。他是个好厨子，一进厨房就篡夺了我的权，我倒成了他的下手，只配替他削土豆皮剥葱蒜了。

    他一边有条不紊地炒菜做汤，一边关心地问我夫妻关系怎样，父子感情如何，并谆谆地教诲我一些做好丈夫和好父亲的道理。他是一位好父亲，始终是一个好父亲。但却难说是一位好丈夫，因为大约在一九九三年那一年他断然离婚了。他的妻子是一位好妻子，这是许多也认识他妻子的当年的知青无不公认的。他们离婚是因他和一个比女儿大不了几岁的姑娘的关系难解难分自己也撕扯不开了，他因她而有家长年不归，此前他却不失为一位好丈夫，这也是认识他的当年的知青无不公认的。离婚后的他并未与姑娘正式结婚。我猜绝不是他不想而是那姑娘并无此意。但天涯海角忽东忽西的，他漂泊到哪儿姑娘伴他到哪儿。更多的时候倒不是他儿子或他女儿的钱养活他度日，而是靠那姑娘挣的钱养活他度日。有时她甚至还寄钱接济他的儿子和女儿。我见过她，因为有一年春节前他们双双在我家住过。她有着服装模特一般的窈窕身材，鹅蛋脸，眉眼很标致，皮肤很白皙。她这样的姑娘，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都是某些公司老板们的眼睛一旦盯住了就会顿时一亮的招聘目标。所以公正而论，她陪伴着他一直没甩他，也没听他口中泄漏她闹出过什么使他难堪的风流之事，那也就算对他不错对他很尽良心了。他离了婚还能受到儿子和女儿一如既往的敬爱，我想他在做父亲的艺术方面一定是有些不同一般的长处的，只不过我没请教过，也从不打算请教。我觉得我这辈子用不大着他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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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谈什么台湾巨商两亿美金之类的浪漫之事，老隋他实在是一个使人乐于亲近并且令人愉快的人。他待人的真诚坦率，他格外珍视友情的原则，他风趣幽默而又绝不油滑的谈吐，再加上他堂堂的仪表和斯文的举止，都是不乏魅力的。

    我关心地问他：“小叶怎样？”

    他说：“挺好。”

    我寻思片刻，觉得“挺好”二字其意含糊，忍不住又问：“她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北京？”

    他说：“她到珠海去了。”

    “那，你们分开了？”

    “暂时的。珠海某公司老板诚意聘她做秘书，却对我这个老家伙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不能误她的机会啊！何况她暂时离开我，也是为我能生活得更有保障些。‘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意中人，人中意，我心坚，你心坚，各自心坚石也穿！’”

    看得出，他对他的红颜知己小叶姑娘是一百个放心的，接着他就向我大谈小叶对他的好，夸她定期从珠海寄钱给他，寄衣服给他，寄营养品给他，还经常打长途电话询问他的起居饮食、着衣寒暖……

    听他谈得幸福，我也不免替他感到几分幸福。

    可我心中毕竟存着些难解的困惑。犹犹豫豫地，最终还是索性直问：“那，小叶知道你来北京办这件事吗？”

    他不遮不掩地回答：“她不知道，我没在电话里跟她讲。”

    “为什么不跟她讲呢？为什么不听听她的看法呢？”

    “她又不是我的高参，我也不必凡事都向她请示嘛。再说，我想独自办此桩大事，给她一份做梦都想不到的惊喜！她同甘共苦地跟随了我这么多年，我也应回报她一份惊喜啊！”

    听他此话多情，我又不知再说什么好。

    吃着吃着饭，他忽然放下碗筷，吸起烟来。

    我说：“老隋，你这是什么习惯？哪儿有刚吃了两口饭，莫名其妙又吸烟的？”

    他不回答我，也不看我。目光盯着烟头，一个劲儿地只吸那支烟。

    我也懒得管他，闷头吃我的饭。

    “哎，你说，要不将那二十来亿人民币投到北京，建一处全国最大的商城怎样？我任董事长，你任总经理。名义上的，我保证不牵扯你写作的精力……”

    我饭在口中，一时难以下咽。抬头呆瞪他，见他正注视着我，满脸焕发着憧憬的光彩。

    我隔桌子一手掠下他的烟，目光四下里寻找不到烟灰缸，干脆扔在地上，连连大叫：“吃饭！吃饭！你这家伙先吃饭行不行？……”

    吃罢饭，他说他已经几天没洗澡了，不能带着一身汗臭会晤重要的人们，得洗个澡。

    于是我调好热水器，安顿他洗澡。

    他洗罢澡，又说头发湿，不便即刻出门。

    于是我翻出妻的吹发器让他用。

    他很在行地往头上抹了些妻用的“摩丝”，吹定了发型，换上他皮箱里的干净衬衣，系上领带，穿上小叶从珠海寄给他的白色名牌西服，擦亮了皮鞋，往柜镜前挺胸一站，感觉良好地自我欣赏，并问我：“瞧老隋怎样？”

    我说：“马马虎虎。”

    “马马虎虎？”

    我又说：“仪表堂堂，行了吧？”

    他满怀自信甚至是满怀自负地微笑了。

    那时的他的确风度有加，仪表堂堂，使我联想到了王心刚在电影《红色娘子军》里扮演的华侨装束的洪常青……

    他磨磨蹭蹭地却不走，又坐在沙发上吸烟。我在厨房里刷锅洗碗，忙了一阵后，以为他已经走了。进屋见他仍坐着吸烟。

    我奇怪地说：“你不去了呀？”

    “去，去……”

    他嘴上应着，坐着不起，眼神游游移移，很是不自然。

    我研究地瞧了他几秒钟，忽地明白，转身进到另一间屋去，点了三百元钱，回到他面前，塞给他，像塞零花钱给一个口讷的孩子似的说：“拿着。没准儿被人家灌醉了，不‘打的’回不来。”

    他接钱在手，红了脸说：“也许……不太够吧？”

    “不够？”我朝他瞪大了眼睛。

    “万一……谈得太久，到晚上了，就得主动表示请人家吃顿晚饭……是不是？初识乍会的，又是有求于人家，这点儿该讲的礼节不可不讲，是不是？”

    听他的口吻，倒好像出去替我办成件什么重大之事似的！

    我不能不暗自承认，他的考虑是很有些道理的。但是在北京，请几个人吃一顿饭的话，人不多算，就算四个吧，那么我也就不知究竟该给他带上多少钱才够了。花几百元是请，花一千两千元也是请啊！

    我又瞧着他发呆，转身去将存折拿来了。

    我交给他存折时说：“家里没那么多现钱的。用多少，只好你自己去取了。”

    给他存折，我是一百二十个不情愿的。我非大款，对钱花得值得不值得，我还是很在乎的。如果花我的钱，办成他的大事，我没什么舍不得的。但我认为他要办成的大事，明摆着整个儿就是他自己编织的一种乌托邦遐想。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会觉得太离谱了！

    他接过存折，脸更红了，神态也更窘了，起身拍拍我肩，连说：“好兄弟，好兄弟，冲你，老隋无论如何，也得挣巴着混出个人样儿来！……”

    我画了一张图，指示他去储蓄所的走法。又嘱咐他哪几家饭店千万去不得，因为消费太高，宰得令人望而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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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后，我也没心思继续伏案写作了，将稿纸从桌上收入抽屉吸着一支烟，静静地只想老隋这个人。

    我想，他为什么对我说“憎恨电脑”呢？没想多一会儿，就想明白了，如今许多单位许多公司，招聘文书之类的职员，第一条也是起码的一条，便是能熟练地运用电脑。老隋这个老“打工仔”的谋职强项，乃是对文书业务的经验。但他对电脑却可能连摸都没摸过。再有经验，行文水平再高，字写得再漂亮，与那些既能熟练地运用电脑又善解老板心意的女郎们竞争同一职业，十之八九遭淘汰的必是他老隋无疑。男的不如女的，老的不如少的，字写得漂亮不如脸儿漂亮，从业经验不如乖巧的做人经验。老隋他太是前一个时代的产儿。如今他身上渐显出时代落伍者的悲剧性来了。我若是一位老板并且要聘文书或秘书的话，他和某些年轻的、漂亮的、一眼看去行事乖巧善解人意的女郎们站在我面前任我目审，我也首先会对他老隋说：“请尊先生另谋高就吧！”珠海的老板一眼相中了他的小叶，高薪聘之，却绝不肯迁就地同时也关照一下他，赏赐给他一份儿什么差事，不就是一个明证吗？老隋内心里未必一点儿都体味不到越来越无可奈何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他内心里的苦涩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了……

    于是又替他想到他和小叶那一种不尴不尬的关系。如果他紧紧地将小叶拴牢在自己身边，那么两个人就会同时都陷入衣食窘况。如果他要想使自己的日子起码过得去，那么就得使他和小叶两人中有一人先活得潇洒点儿。比起来当然小叶有优越的先天条件和资本先活得潇洒起来。大千世界，处处精彩，到处都有人欲横流，到处都有凡人难以抗拒的诱惑。先活得潇洒起来的小叶，真能长久洁身自好、专情于他老隋吗？他们的关系，真能如他借诗所言的那样“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我心坚，你心坚，各自心坚石也穿”吗？别提我有多怀疑这一点了……

    我与老隋相识于一九七〇年。屈指算来，我二人由相识而相知，由相知而感情相濡以沫，至今已二十六年了。二十六年弹指间，往事历历，似乎一切只不过发生在昨天……

    一九七〇年冬，春节前，我赴佳木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总部，参加首届知青文学创作培训班。今天成了编剧、作家、记者，活跃在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当年的北大荒知青，几乎无一例外皆是当年兵团“文学创作培训班”的学员。老隋当年是“培训班”的全权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举办“培训班”的倡导者，是从当年的知识青年中发现和培养文学爱好者的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伯乐，是我们一些分散在七个师七十多个团二百多个连队的爱好文学的知识青年们的守护神。他个人的无私的热忱的荐举和帮助，在极关键的人生阶段，起极大作用地直接改善乃至改变了我们中某些人的命运。当年全兵团的文学青年和文艺青年，几乎人人以是他的“亲兵”为荣。他领着全兵团的文学“精英”和文艺“精英”，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文学创作活动和文艺会演活动，年年搞得成绩卓著如火如荼。以至于在当年就有北大荒知青的文学作品被翻译到国外，而当年拉出任何一个师的宣传队，都足以与黑龙江歌舞团的演出水平一争高下，足以与沈阳军区文工团的演出水平抗衡一番。我们文学知青和文艺知青，和他关系亲密的叫他“老隋”，在他面前多少感到有些拘谨的叫他“隋干事”。“老隋”也罢，“隋干事”也罢，称呼虽有区别，所包含的敬意却是相同相等的，而他自己则愿我们叫他“老隋”。他是那么一种人，不管你自己是个性情多么拘谨的人，只要和他接触几次，拘谨便会全消。所以叫他“隋干事”的知青其实是很少很少的，几次培训班办下来，几乎一律都亲密地叫他“老隋”了。如果谁意欲编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兵团史”，如果文学创作和文艺活动也算一章的话，如果编写者公正的话，那么“老隋”的名字，将在这一章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忽略了他的名字，据我看来还莫如干脆彻底删掉了这一章。因为倘没有他的名字，不格外大书特书他的作用的重要性，这一章在“史”的意义上就是完全不真实的了！当年的我们，年龄大抵二十至二十二三岁之间，年龄最大的不会超过二十四岁。而老隋当年也不过二十六七岁，一九七〇年那一年他绝对不会超过二十八岁。

    我们的“统帅”年轻、斯文，甚至还可以说相貌儒雅，处处都显出远远超越于我们之上的成熟和稳健。他考虑问题全面周密，办事作风果断，拖泥带水是他最不能容忍的。出了差错他也最勇于承担责任绝不推诿。用现在的说法，他是那种“想了就议，议了就决，决了就干，干就干好”之人。当年不是“改革”年代，评价的标准与现在大为不同。他这种人居然能在兵团总司令部承上启下、游刃有余、胜任愉快地组织和领导文学与文艺活动，不但自己极为重视，视为事业，而且能使兵团最高领导们也极为重视，全权下放地支持他，实在也算是某种奇迹了。我们文学青年和文艺青年们，不但依赖于他的扶植和爱护，不但对他满怀亲情和敬意，而且——实事求是地说甚至还都有点儿崇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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