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这一刻起，才可以说鼠疫成为我们大家的事了。此前，我们的同胞，尽管这些怪异的事件让他们深感意外和不安，每人还坚守日常的职位，各尽所能，继续自己的工作。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本应该继续下去。然而，门户一旦关闭，大家才发觉所有人，包括叙述者在内，都落入同样境地，必须同舟共济。正是这样，譬如说，跟心爱的人离别这样一种个人的情感，从头几星期起，就突然变成了全体民众的情感，并同恐惧的心理一起，变成了这种长期流亡生活的主要痛苦。

    的确，全城封闭所造成的最明显的后果之一，就是将一些没有思想准备的人置于突然分离的境况。那些母亲和子女、夫妻和情人，几天之前，还以为是一次暂时分离，他们在火车站站台上拥抱吻别时，也只是叮嘱三两句，确信过几天或者几星期就又见面了，沉迷在人的愚蠢的自信中，并没有把这次离别放在心上，满脑子还是日常事务，讵料猛然发现，这一别就遥遥无期，再难重逢，也无法通音信了。因为，在省政府公布法令之前几小时，就已经封城了，自然照顾不了每个人的情况。这场疫病的突然入侵，可以说头一个后果，就是迫使我们的同胞今后的所作所为，再也不带个人情感了。法令开始实施那天，头几个小时，省政府就应接不暇，大批申请者，有的打电话，有的找官员，都陈述各自的境况，而那些境况都同样值得关心，也同样不可能予以考虑。实际上，我们需要好几天才能明白过来，我们落到了毫无回旋余地的境地，什么“通融”“照顾”“破例”等词语都丧失了意义。

    就连写信这样无足轻重的要求也遭拒绝了。一方面，这座城市也确实没有了通常的交通工具，得以同全国其余地方相联系；另一方面，又一道法令颁发了，严禁信件往来，以防瘟疫通过信件传播。开头，有几个人还算幸运，跑到城门口，恳求守门的哨兵帮忙，将信件送出城去。那也只是在瘟疫流行的最初几天，当时哨兵还觉得出于同情心，给人点方便是很自然的事。然而，过了一段时间，还是同样那些哨兵，他们确信了事态的严重性，就再也不肯承担这种难以估计后果的责任。起初，还准许打长途电话，结果电话亭被挤爆了，而且长时间占线，一连几天就完全中断电话通信。继而严格限制，只有在所谓的紧急情况下，即有人死亡、出生和结婚时才能通长途电话。因此，我们就剩下电报这个唯一通信手段了。由智慧、感情和肉体紧密相连的一些人，现在无可奈何，只能从由十个词组成的电文的大写字母中，寻觅昔日情投意合的迹象。电文中实际的可用语式很快就搜罗净尽，因而长期的共同生活，或者痛苦的恋情，很快都高度概括，定期以“我好。想你。爱你”等现成用语交流。

    然而，我们当中有些人，依旧执意写信，为了同外界联系，坚持不懈地想方设法，但是最终总要流于虚幻。我们想象出来的办法，即使有的得手了，也是一去杳无音信，下落不明。一连数星期，我们只得重写同样一封信，重抄同样的呼唤，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初从我们内心掏出来的有血有肉的肺腑之言，无不丧失其内涵，变成空洞的词语了。就这样，我们机械地抄了又抄这些语句，试图用这些僵死的话语来传递我们艰难生活的信号。到头来，我们便觉得电文格式化的呼唤，要胜过这种执拗而枯燥乏味的独白，这种同墙壁的毫无反应的对话。

    况且几天下来，任何人都出不了城已成明显的事实，有的人就想询问，在瘟疫前走的人是否获准返城。省政府考虑了数日，答复说可以返城，同时又明确指出，返城的人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重新离开：他们可以自由来，却不能自由走了。就是这样，也还是有一些家庭，但为数极少，轻率地对待当前的事态，把谨慎抛到九霄云外，一心想重新见到亲人，就趁机回来了。不过，已成鼠疫囚徒的人很快就明白，他们这样做就是把亲人置于危险境地，只好忍受离别之苦。在瘟疫最猖獗的时候，只有一个事例表明，人的情感超越了对死亡折磨的恐惧。但这一事例并不像有人期待的那样，是两个热恋的情侣，凌驾于痛苦之上，相互投向对方的怀抱，只不过是老大夫卡斯泰尔及其老伴，结婚多少年的老夫老妻了。在发生瘟疫的几天前，卡斯泰尔太太去了一座相邻的城市。说起来，这对夫妇甚至算不上世间幸福家庭的典范，叙述者也不无根据地说，时至今日，这对夫妇十有八九不能确信满意他们的结合。这次分离来得突兀，时间又延长了，这倒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彼此远离就无法生活，而比起这种猛然憬悟的事实，鼠疫就微不足道了。

    这纯粹是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离别只应跟瘟疫同时结束，这是显而易见的。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构成我们生活的情感，我们自以为了如指掌（前文已经说过，奥兰人感情淳朴），现在却换上一副新面貌。有些丈夫和情人，原先完全信赖自己的妻子和女伴，现在却发现自己心生嫉妒。有些男人自以为在爱情上十分轻浮，现在又找回忠贞不贰了。有些做儿子的，生活在母亲身边却视而不见，现在看到母亲的脸上多一条皱纹，便勾起种种回忆，感到极大的不安和悔恨。这种突然的分离无可指责，前景又难以预料，我们不免无所适从，也无所作为，现在只能沉浸在回忆中，整天思念的恍若还在眼前的亲人，却已经远在天涯了。事实上，我们要忍受着双重的苦痛，首先是我们内心的痛苦，然后就是在我们的想象中，在外的儿子、妻子或情人的离愁别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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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换成别种环境，我们的同胞就可能找到出路，过一种更加外在的、更活跃的生活。然而，鼠疫一流行，他们就同时空闲下来，只能在死气沉沉的城里打转，日复一日地沉浸在令人沮丧的回忆里，因为他们漫无目的，闲时总是经过同样的街道，而在这么小的城市，这些街道也恰恰是他们昔日跟眼下在外的家人一起走过的地方。

    因此，鼠疫给我们的同胞带来的头一种印象，就是流放感。叙述者确信，他在这里可以代表所有人，写下他当时的感受，因为这是他跟许多同胞的共同体验。不错，时刻压在我们心头的这种空虚、真真切切的这种冲动，即非理性地渴望回到过去，或者相反，加快时间的步伐，还有记忆的这些火辣辣的利箭，这些正是流放感。有时我们真要胡思乱想起来，乐得等待亲人回家的门铃声，或者上楼梯的熟悉的脚步声，于是这种时候，我们就情愿忘掉火车停运的事实，设法守在家里，等待旅人通常乘坐夜班快车可能回到我们街区的时刻，自不待言，可这类游戏不可能持久。到了一定时候，我们总会清醒过来，发现火车不会开到这里了。我们这才明白，我们的分离注定要旷日持久，应该尽量设法打发时间。从这时候起，我们才算回过头来，安于我们这种囚徒般的生活状况，一头扎进我们的过去。我们当中即使有几个人试图生活在未来中，他们也很快就得放弃，至少很快就意识到那样做不可能，他们会体验到想象力最终要给相信未来的人所造成的伤害。

    尤其是我们所有同胞很快就舍弃了他们可能养成的习惯，甚至在公共场合，也不再推算他们离别的时间了。这是何故呢？只因最悲观的人确定分别的时间，比如半年。他们事先就尝尽了这六个月的离别之苦，好不容易攒足了勇气，准备好经受这场考验，绝不会软弱，拼尽全身最后的气力，也要顶住这么漫长时日的煎熬。讵料，有时会遇见一位朋友，会在报上看到一则公告，头脑里瞬间产生一点怀疑，或者突然一亮，便让他们萌生这样的念头：归根结底，确定疫病流行不会超过六个月，这并没有什么根据，也许要拖上一年，或者更长时间。

    这时，他们的勇气、意志和忍耐力，就会轰然坍塌，他们觉得掉进这深洞，再也不可能爬上去了。结果他们势必强制自己，再也不去考虑他们终将解脱的日期，再也不面向未来，可以说一直低垂着眼睛过日子了。不过，这样谨慎的态度，这种跟痛苦耍滑头、高挂免战牌的做法，自然是得不偿失。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避免这场精神崩溃的同时，实际上也就舍弃了十分常见的时机，不能躲进将来同家人团聚的欢乐景象中而忘掉鼠疫。他们就是这样，跌落在顶峰和深渊之间，上不上下不下，飘浮在那里，哪儿像活着，只是一天天毫无方向地混日子，沉湎于枯燥乏味的回忆，形同漂泊的幽灵，想要汲取点力量，也只能接受扎根在痛苦的土壤里了。

    因此，他们感受着所有囚徒和流放者的极痛深悲，仅仅靠一种毫无用处的记忆活着。就连这个他们不断思念的过去，也只有悔恨的味道了。他们也确实很想往这过去中添加些什么，添加上他们现在期盼的男人或女人当初在一起时，能做到而未做的一切——同样，无论在什么状况下，甚至在他们的囚徒生活相对好过的时候，他们也总把离家的亲人扯进来，而他们当时的处境总不能让他们满意。我们对现时丧失耐心，又敌视过去，放弃未来，活似受人世间法律或仇恨的制裁、过着铁窗生活的人。最终，想要摆脱这种无法忍受的休闲，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想象的空间，重新开动火车，让顽固保持沉默的门铃每小时都重复鸣响。

    即使是流放，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也是流放自家中。而叙述者体会到的，虽然只是全城居民的流放，他也不应该忘记像记者朗贝尔或其他一些人，他们则相反，离别的痛苦还要变本加厉，只因他们在旅行中意外遭遇鼠疫而滞留在这座城中，既远离难以相见的亲人，又远离自己的家乡。在通常的流放中，他们是最深度的流放，因为，他们固然同所有人一样，为拖长的时间而惶惶不安，但同时还牵挂着空间，他们落难在疫区，要眺望遥远的家乡，就不断撞到相阻隔的一道道高墙。每天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看到在尘土飞扬的城中游荡的人，无疑正是他们：那是他们在默默呼唤唯独他们才熟悉的黄昏，以及他们家乡的清晨。于是，燕子的飞翔、暮晚的露水，或者太阳时而遗忘在冷清街道上的几抹光线，诸如此类的难以捉摸的征象、令人困惑不解的信息，都在供养着他们的思乡病。这个总能为人解困的外部世界，他们却闭眼不看，固执地耽于他们那些过分逼真的幻景，竭尽全力追寻一片故土的景象：某种形态的光束、两三座山峦、钟爱的树木和女子的面容，凡此种种所构成的一种环境，在他们看来是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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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还要特意谈谈情侣们，这是最有意思的话题，由叙述者来讲讲，也许更为适合。情侣们还得受其他许多忧虑的折磨，必须指出其中一种便是自责。他们落到这种境况，的确能以一种更加强烈的客观态度，审视自己的情感了。在这种境况里，他们还看不出自己的缺点，这种现象恐怕少之又少。他们想要凭想象准确地勾画出暌违的情人的举止行为，却感到难以如愿，从而第一次有了机会发现自己的缺点。他们不由得哀叹，自己竟然对情人的时间安排不甚了了；他们责备自己多么轻率，忽视去了解，佯装相信对一个恋人来说，心上人的时间安排并不是所有快乐的源泉。正是从这时候起，他们才能很容易地回顾自己的爱情，并审查其中的不足。在平时，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我们人人都懂得，没有什么爱情是不可自我超越的，然而，我们却情愿让爱情停留在平庸的状态，还或多或少感到心安理得。可是，在回忆中，要求就更高了。我们遭受的这场无妄之灾袭击全城，后果十分严重，不仅给我们带来一种不公正的、本可以令我们愤慨的痛苦，而且怂恿我们自寻烦恼，从而诱使我们甘心接受痛苦。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并把水搅浑，这正是瘟疫肆虐的一种方式。

    如此一来，人人都得单独面对苍天，一天一天混日子。这种普遍的消沉，久而久之就可能磨砺人的性格，但是眼下却开始让人变得目光短浅了。譬如说，我们有些同胞就干脆屈从于另一种奴役，甘受晴天和雨天的支配。看那样子，他们似乎第一次直接受到当时天气的影响。金色的阳光寻常的一次光顾，就让他们兴高采烈，可是一碰到下雨天，他们的脸上和思想上也都阴云密布了。几星期之前，他们还能避免这种软弱的表现，不至于这样不理智地受制于天气，因为那时候，他们不是单独面对这个世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和他们一起生活的人置身于他们的天地的前面。反之，从这一刻起，他们显然听任变化无常的老天的摆布了，也就是说，他们无论伤心痛苦，还是心存希望，都没有来由了。

    处于这种极度孤寂的境地，最终谁也不指望邻居来相助，每人都独守自己的忧虑。我们当中如果偶然有人想交交心，或者谈一谈自己的感受，那么对方无论如何回应，大多时候总要伤害他。于是他发觉对方和他所讲的风马牛不相及。他所表达的，确是他多日思虑和苦楚的由衷之言，他想要传递的形象，也是在等待和情欲之火上长时间炖出来的。对方则相反，想象这是一种常见的激情、市场上叫卖的痛苦、系列化的忧伤。对方不管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应答的话总是显得虚假，这样的交谈还是放弃为好。或者，至少那些忍受得了沉默的人应该如此，而其他人，既然找不到真正的心灵语言，他们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采纳市场的语言，说话也模仿那些老生常谈，模仿那种普通关系和社会新闻的风格，差不多就是每天的新闻了。在这方面也同样，切肤之痛往往用谈话中的陈词滥调来表达。唯有付出这种代价，鼠疫的囚徒们才可能博得门房的同情，或者引起他们的听众的兴趣。

    然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些流放者的焦虑不管多么严重，空虚的心不管多么沉重，仍可以说在鼠疫流行的初期，他们是幸运者。就在民众开始惊慌失措的时候，这些流放者的心思确实完全转向了他们等待的人。在全城居民遭难之际，他们却受到了爱情的自私心理的保护，即使想到鼠疫，也仅仅限于这场瘟疫有可能把他们的离别变成永诀。这样一来，他们就给瘟疫的核心地点带来一种有益于健康的分心，被人视为冷静应对的态度。他们本已绝望，反倒不会惊慌失措了：他们的不幸也有益处。譬如说，他们当中如有人被疫病夺走性命，那也几乎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走完生命的历程。他在心里长时间跟一个幻影交谈，从这种谈话中抽出身来，也没有过渡，就直接投入大地的极厚重的沉寂中。任何感受他都来不及体验了。

    二

    这种流放突如其来，正当我们的同胞设法适应时，鼠疫却给城门上了岗哨，迫使驶向奥兰的船只中途改变航向。自从封城以来，没有一辆车驶入城里。而且从那天起，在大家的印象里，汽车都开始兜圈子了。站在地势高的林荫大道上眺望，也觉得港口呈现一种奇特的景象。往常那么繁忙、沿海首屈一指的港口，猛然间萧索冷清了。接受隔离检疫的几艘轮船还停泊在那里，但是码头上大吊车已经闲置，翻斗车都侧翻在轻便轨道上，酒桶和麻袋零散地堆着，无处不表明贸易也因鼠疫而瘫痪了。

    这些非同寻常的景象即使呈现在面前，我们的同胞似乎也很难理解灾难临头了。固然有分离和恐惧这样共通的感觉，但是，大家还继续把个人的忧虑放在首位。大多数人对打破自己的习惯，或者损害自己的利益的事尤为敏感。他们对此会生气，甚至恼火，可是，这种情绪对抗不了鼠疫。譬如说，他们头一个反应就是谴责当局。报纸刊登了这类批评（“难道不能考虑放宽一点所采取的措施吗？”），省长的答复相当出人意料。此前，无论报社还是朗斯多克情报所，哪家也没有收到过官方关于疾病的统计数据。现在，省长每天都向情报所提供统计数据，由该所每个星期发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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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如此，也没有立即引起公众的反应。鼠疫流行第三个星期，公布死亡人数为三百零二人，确也没有让人产生什么联想。一方面，也许这些人并不全死于鼠疫；另一方面，城里居民谁也不了解平常每个星期的死亡人数。全城有二十万居民。大家都不清楚这种死亡率是否正常。这种精确的数字，从来也没有人关心，尽管数字所表明的意义非常明显。也可以说，公众缺乏的是比较的基点。只有时间一长，目睹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公众舆论才能认识事实。果然，第五个星期死亡三百二十一人，第六个星期又升至三百四十五人。至少数字增长颇有说服力，但是增长的幅度还不够大，我们的同胞在不安的情绪当中，仍保持原来的印象，觉得这无疑是个严重事件，但大不了也是暂时现象。

    正因为如此，他们照常遛大街，在露天座上泡咖啡馆。总体来说，他们并不是胆小鬼，在谈话中，哀叹的时候少，开玩笑的时候多，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开朗地接受显然是暂时的不便。总算保住了体面。然而，到了月底，差不多就在那个祈祷周（下文还要谈及），我们城市的面貌则发生了更为重大的变化。先是车辆交通和食品供应，省长采取了限制措施：食品供应限量，汽油实行配给制，甚至还要求全市节约用电。只有生活必需品，才由陆路和空运送达奥兰。这样，行驶的车辆眼见日益减少，直到可以忽略不计了。豪华商店随时都会关门歇业，而其他商店的橱窗里，也挂出了无货的告示，但是顾客照样在门前排着长队。

    就这样，奥兰城换上了一副奇特的面貌。步行的人数激增，即使在低谷时间，也有许多人因商店休业或因办事处关门而无事可干，都拥上大街，挤进咖啡馆。眼下，他们还没有失业，而是休假。譬如说，将近下午三点，奥兰天清气朗，给人一种欢庆节日的假象：全城车辆暂停通行，商店关门，以便保证群众的游行队伍畅行无阻，居民拥上街头参加狂欢。

    电影院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全民放假的好时机，生意十分红火。只可惜，影片在全省停止周转。两星期之后，各家影院只好交换影片放映。再过一段时间，电影院最终就反复放映同一部影片了。可是门票收入并未减少。

    最后再说咖啡馆，多亏这是一座酒业贸易居首位的城市，拥有大批库存货物，咖啡馆可以敞开供应顾客。老实说，大家的酒量大增。一家咖啡馆贴出这样的广告：“葡萄美酒能灭菌。”烈性酒能预防传染病的这种思想，大家已经觉得很自然，公众舆论现在就更加坚信不疑了。每天深夜两点，大批醉鬼从咖啡馆里清出来，满街全是，他们在街头传播乐观的言论。

    不过，所有这些变化，在一定意义上都异乎寻常，而且形成得那么迅疾，不容易让人视为正常和持久的现象。结果我们还一如既往，将个人的情感置于首位。

    关闭城门两天后，里厄正从医院出来，与科塔尔不期而遇。科塔尔扬脸迎上去，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气。里厄祝贺他好气色。

    “是啊，身体完全好了，”矮个男人说道，“请您告诉我，大夫，这该死的鼠疫，嗯！这还真开始成气候了。”

    大夫承认是这样，对方颇为庆幸地说道：“这场鼠疫没什么理由现在就停止。看来全都得乱套了。”

    他们俩一道走了一会儿。科塔尔讲述他那街区有家大食品杂货店，囤积了大量食品，准备卖高价，来人接这个老板要送医院时，发现他的床下堆满了罐头食品。“他死在医院里了。鼠疫嘛，可不会付钱。”科塔尔满脑子故事，有真的也有假的，无不涉及鼠疫。例如，据说有一天早晨，在市中心，一个男人显出了感染鼠疫的症状，他犯了病，胡言乱语，一头闯到街上，碰见一个女人便一把搂住，叫嚷说自己患上了鼠疫。

    “好哇，”科塔尔指出，他那亲热的语调同他讲的事实很不协调，“可以肯定，我们全都得发疯啦！”

    当天下午，约瑟夫·格朗也同样，最终向里厄大夫讲了心里话。他看到摆在写字台上的里厄太太的照片，又瞧了瞧大夫。里厄回答说，他妻子去了外地治病。“从一定意义上讲，”格朗说道，“这也是一种运气。”大夫回应说，这当然是一种运气，但愿他妻子能够康复。

    “嗯！”格朗说道，“我理解。”

    自从里厄认识他以来，这是头一次听到他侃侃而谈。他尽管仍然考虑用词，但几乎总能找到合适的词语，说出来的话好像他早已深思熟虑。

    他年纪轻轻，就同一个穷苦的邻家姑娘结了婚。他为了结婚，甚至辍了学，找了一份工作。无论雅娜还是格朗，都从未走出他们的街区。他到家里去看她，而雅娜的父母有点笑话这个沉默寡言而又笨拙的求婚者。雅娜父亲是铁路工人，他休息的时候，总是坐在窗口的一个角落，两只大手掌平放在大腿上，若有所思地观望街上的人来车往。母亲总在忙家务活，雅娜当帮手。雅娜身形那么瘦小，格朗看见她穿行马路时，心里总是惴惴不安。来往车辆在他看来都大得要命。有一天，在一家圣诞节礼品店前，雅娜望着橱窗艳羡不已，身子朝他往后一仰，说道：“真好看呀！”格朗握住她的手腕。他们俩就这样私订了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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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故事后来的情况，据格朗说就很简单了。跟所有人一样：二人结了婚，还有点相爱。格朗有了工作，工作特别忙，也就把爱情置于脑后。雅娜也得干活，因为办公室主任并没有履行诺言。讲到这里，必须有点想象力，才能明白格朗所讲的意思。工作一累，他回家就随随便便了，越来越沉默寡言，没有支持他年轻的妻子维系他还爱她的念头。一个工作忙碌的男人，家境贫苦，前程逐渐渺茫，坐在晚饭桌边一句话也没有，在这样一个小天地里，就没有激情欲火的位置。也许，雅娜内心已经苦不堪言，然而，她还是留了下来：人有时会长期忍受痛苦而不觉得。一年一年这样过去。后来，她走了，当然不是独自一人走的。“当初我很爱你，但是现在我累了……我也不是很开心地离开，但是，不见得非需要幸福才重新开始。”雅娜给他写了信，内容大致如此。随后，就轮到约瑟夫·格朗痛苦了。他也本可以重新开始，里厄就向他指出了这一点。可是没办法，他就是不自信。

    不过，格朗还一直思念雅娜。他很想做的事，就是给雅娜写一封信，为自己辩解。“然而，下笔很难，”他说道，“我想了很久了。只要还相爱，我们不说话相互也理解。可是，人并不总相爱。到了一定时候，我本应该想出适当的话语留住她，可惜没有做到。”格朗用方格子手帕擤了擤鼻涕，接着又擦了擦胡须。里厄一直注视着他。

    “请原谅，大夫，”这位老兄说道，“可是，怎么讲呢……我信得过您，和您在一起，我还能说一说。不过一说话，我就爱激动。”显而易见，格朗的神思，从这闹鼠疫之地飞出去十万八千里。傍晚，里厄给妻子发了一份电报，说全城封闭，他身体很好，她应该继续注意疗养，他想念她。封城三个星期后，里厄刚走出医院就见到一个等候他的年轻人。“想必您还能认出我来。”里厄看他似曾相识，但还有些迟疑。“在这些事件爆发之前，”对方又说道，“我来拜访过，向您了解阿拉伯人的生活条件。我名叫雷蒙·朗贝尔。”“嗯！对呀，”里厄说道，“怎么样，现在您可有报道的好题材了。”对方的情绪却有点烦躁。他说不是为这事来的，这次是想请里厄大夫帮个忙。“实在抱歉，”他补充道，“我来到这座城市，一个人也不认识，而我们报社在这里的通讯员又是个笨蛋。”里厄提议一道去市中心一家诊所一趟，他有些事情要交代。他们下行穿过黑人街区的小街。将近黄昏时分，从前这个时候，市里那么喧闹，现在却冷清得出奇。军号数声，冲上还布满金色霞光的天空，无非表明军人还有模有样在尽职。街道陡峭，两侧排列着摩尔式房舍的蓝色、赭石色和紫色的墙壁，工人顺坡而下，朗贝尔说话过程中，情绪很激动。他的妻子留在巴黎，老实说，还算不上他妻子，但也是一码事。刚一封城，他就给妻子发去了电报。起初他以为，这不过是一个突发事件，只是设法跟她联系。他在奥兰的同行都告诉他，他们谁都无能为力。邮局一句话就把他打发走了，省政府的一名女秘书还对他嗤之以鼻。他足足排了两个小时的队，才得以发一份电报，仅仅写上：“一切均好，不久见。”

    然而，今天早晨一起床，他突然萌生这个念头：说到底，他终究不知道这情况会延续多久，于是决定离开。由于他是被推荐来的（干他这行的有种种便利），因此，他够得上省政府办公室主任，对主任说他和奥兰没有关系，他留在这儿也不是个事，他来到此地也纯属偶然，理应准许他离开，哪怕一旦出去，要他接受隔离检疫。主任对他说完全理解，但是谁也不能破例，还得等着瞧，但是总体来说，形势很严峻，现在什么也决定不了。

    “可是，不管怎么着，”朗贝尔争辩道，“我不是本城居民，是外乡人啊。”

    “当然了，不过，说来说去，我们还得盼望瘟疫不要久拖下去。”

    最后，主任还试图劝慰朗贝尔，让他也要注意到，他在奥兰能发现一篇有趣报道的题材，如果全面考虑，任何变故都有好的一面。说到这里，朗贝尔耸了耸肩膀。这时，他们走到了市中心。

    “这实在愚蠢，大夫，您能理解。我不是为了写报道才生在世上的。我生在这世上，也许是为了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难道这不合情合理吗？”

    里厄则说不管怎样，这听起来倒合乎情理。

    在市中心的林荫大道上，已不见往常那样熙熙攘攘的人群。只有寥寥几个行人，匆匆忙忙走向远处的住所。谁的脸上也没有一丝笑容。里厄心想，这是当天朗斯多克情报所发布通告的结果。过了一天一夜，我们的同胞就能重新燃起希望。可是当天，这些数字在头脑里还是太清晰了。

    “这是因为，”朗贝尔又突兀地说道，“她和我相识不久，而我们又情投意合。”

    里厄没有接话。

    “看来我打扰您了，”朗贝尔又说道，“我只是想问问您，能否给我开一份证明，确诊我没有感染上这种可恶的病症。我认为这也许能帮上我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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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厄点了点头，他接住跌向他两腿间的一个小男孩，轻轻扶他站稳。二人接着往前走，到了阅兵场。一圈榕树和棕榈树，垂下的树枝纹丝不动，挂满了灰尘，一片暗灰色；围在中央的一尊共和国雕像，也灰头土脸，脏兮兮的。二人在雕像下站住。里厄一只接着一只地跺着脚，要震掉蒙在鞋面上的一层白灰。他瞧了瞧朗贝尔，只见记者戴的毡帽略微滑向脑后，扎着领带的衬衣扣子都解开了，脸上的胡子没有刮干净，一副执拗而赌气的神情。

    “您要相信，您的心情我理解，”里厄最后说道，“不过，您讲的理由没有什么说服力。我不能给您开这份证明，因为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您是否感染了这种病症，还因为，即使您还没有感染上，我也无法证明您出了我的诊所，直到您走进省政府这段时间，就不会受到感染。况且，即使……”

    “况且，即使？”朗贝尔问道。

    “况且，即使我给您开了这份证明，您也未必用得上。”

    “为什么？”

    “就因为在这座城市里，像您这种情况的有数千人，然而，不可能都放他们出城。”“如果他们本身没有感染上鼠疫呢？”“这种理由不充分。我知道，这场变故很荒谬，但是涉及我们所有人。那就得既来之，则安之。”“可我又不是这儿的人！”“唉，从现在开始，您同大家一样，就是这里的人了。”对方不免恼火了，说道：“这是个人道的问题，我敢向您发誓。也许您还体会不了，两个情投意合的人就这样分离意味着什么。”

    里厄没有立即应声。继而，他说自认为体会到了。他竭尽全力渴望朗贝尔同他的妻子团圆，渴望天下有情人都能相聚，但是，还有政令和法律，还有鼠疫，他的职责所在。他要做他应做的事情。

    “不对，”朗贝尔痛楚地说道，“您理解不了。您满口大道理，是在抽象概念中打圈子。”

    大夫抬起双眼，望着共和国雕像，说他并不知道自己讲的是不是大道理，但他讲的是明显的事实，这两者不见得非是一码事。记者正了正他的领带说：

    “这么说，我就得另做打算了吧？瞧着吧，”他带着一种挑战的口吻又说道，“我一定得离开这座城市。”大夫说他仍能理解，但是这就与他无关了。“哎！这事同您有关系，”朗贝尔突然嚷起来，“我来找您，就因为在这些决策中，您起了很大作用。于是我就想到，您促成的决定，至少您可以破一次例吧。可是您什么也听不进去。您不考虑任何人。您根本就不管相离的人。”

    里厄承认，在一定意义上，的确如此，当时他不愿意考虑这些。“嗯！我明白了，”朗贝尔说道，“您要说公共服务了。然而，公共利益是由个人幸福构成的。”

    “好了，”大夫仿佛思想溜了号，回过神来说道，“见仁见智，不必判断孰是孰非。真的，您不该发火。假如您能摆脱这种困境，我会由衷地感到高兴。只是有些事情，职责不允许我去做。”

    对方不耐烦地点了点头。

    “是啊，我不该发火。我这样也耽误了您好多时间。”

    里厄请他不要记恨，今后会把活动的情况告诉他。肯定在某一方面，他们能够走到一起。突然间，朗贝尔显得困惑了。

    “这一点我相信，”他沉吟一下，又说道，“我相信都是不由自主的，也包括您对我说的这些话。”

    他迟疑了一下说：

    “不过，我不能赞同您的做法。”

    他往前额拉了拉毡帽，快步走开了。里厄看着他走进让·塔鲁所住的旅馆。

    望了一会儿，大夫摇了摇头。这个记者这么急切地追求幸福，自有他的道理。然而，朗贝尔指责他，有他的道理吗？“在抽象概念中打圈子。”在他的医院里，鼠疫的胃口倍增，平均每星期要夺走五百人的生命，而他在医院里度过的这些日子，难道真是抽象概念吗？固然，在灾难中，确实有抽象和不现实的成分。可是，当抽象概念开始要你命的时候，势必就得认真对待这种抽象概念了。而里厄仅仅知道，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譬如说，他负责的这所附属医院（这种医院已有三所），领导起来就不容易。诊室对面的一间屋，他已改成患者接收室。室内挖了一个盛满消毒水的池子，池子正中用砖砌起来一座小平台。患者先被抬到平台上，全身迅速脱光，衣服全投进池子里。患者全身洗净擦干，换上医院的粗布衬衫，再送到里厄的诊室治疗，然后才住进病房。一所学校的防雨操场也不得不利用起来，总共能容纳五百张病床，现在几乎住满了。每天上午，里厄亲自主持接纳病人入院，给病人接种疫苗，切除腹股沟淋巴结肿块，再核实一遍入院病人的统计数字，下午再回来诊治患者。直到晚上，他才能出诊，回到家中已是深夜了。昨天夜里，母亲将儿媳的电报交给里厄时，她发现做大夫的儿子双手发抖。

    “是的，”里厄说道，“不过，坚持下去，我就不会这么紧张了。”

    里厄身体健壮，能吃苦耐劳。其实，他还没有感到疲倦。不过，有些头痛的事，例如出诊，就变得让他难以忍受了。确诊疫病发烧，就意味着必须尽快移走病人。于是，确实就开始了抽象的难题，因为患者家属知道，只有等痊愈或者死掉，才能再见面了。“行行好吧，大夫！”洛雷太太央求道！她就是塔鲁下榻的那家旅馆的清扫女工的母亲。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当然有怜悯之心。可是，这样对任何人都没有益处。必须打电话。很快就传来救护车的铃声。起初，邻居们还打开窗户瞧一瞧。后来，他们就急急忙忙关上窗户了。于是，就开始了抗争，哭天抹泪，劝说，总之进入抽象环节。这些人家因高烧和焦虑而成为火药库，上演了一幕幕疯狂的场面。最终病人还是被拉走。里厄这才可以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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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几次，里厄只是打电话通知，不等救护车开到，就奔向别的病人家。可是大夫一走，家人就关上房门，他们宁肯同鼠疫相厮守，也不愿和患病的亲人分离，因为他们现已知道分离的结果是什么了。喊叫，勒令，警察介入，接着动用武力，破门掳走病人。在头几个星期里，里厄只好留下来，一直等到救护车开到。后来，每位医生出诊时，就由一名志愿督察陪同，里厄就得以从一个患者家庭赶到另一个患者家庭。但是，最初那段时间，每天晚上都像今天晚上这样，他走进洛雷太太的家门，只见小套间装饰着扇子和假花。患者的母亲接待他，强颜一笑对他说道：

    “但愿不是大家谈论的那种高烧。”

    里厄掀起被子和衬衫，默默观察病人腹部和大腿上的红斑。那是肿大的淋巴结。母亲看着两腿之间的情景，不由得惊叫起来。天天晚上如此，母亲面对子女腹部呈现的所有致命的症状，无不失魂落魄，大声呼号；天天晚上如此，多少手臂揪住里厄的胳膊，徒费多少唇舌，接连许诺，接连哭泣；天天晚上如此，救护车的叮当铃声引起歇斯底里的发作，而这种发作跟所有痛苦一样，全都于事无补。天天晚上总这样千篇一律，经过这段长时间的出诊之后，里厄也不抱任何期望了，只能面对一系列无休无止更新的相同场景。不错，鼠疫，作为抽象概念，实在单调得很。发生变化的也许只有一件事物，那就是里厄本身。那天傍晚，在共和国雕像脚下，里厄就有了这种感觉，他一直望着朗贝尔走进去的旅馆的正门，心里仅仅意识到艰难的冷漠开始充塞他的头脑。

    在这过劳的几星期之后，在这全城人拥上街头兜圈子的所有暮晚之后，里厄方始憬悟，他无须再抵御怜悯之心了。当怜悯成为无用之物时，大家就都鄙弃了。大夫在这些疲惫不堪的日子，在这颗慢慢封闭的心灵的感受中，找到了唯一的安慰。他知道自己的任务会因此而轻松些。这就是为什么他很欣慰。母亲等到深夜两点才见他回家，里厄用茫然的目光注视着她，她心里不禁难过，而她叹息的，恰恰是里厄当时可能收到的唯一宽慰。要同抽象概念做斗争，就必须有几分相像的样子。但是，这怎么可能触动朗贝尔呢？对朗贝尔而言，抽象概念就是一切与他的幸福相对立的东西。里厄也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位记者并没有错。但是他同样知道，抽象概念有时比幸福更为强势，在这种时候，也仅仅在这种时候，就一定得予以重视。这正是要在朗贝尔身上所发生的情况，后来朗贝尔也向他交了心，他才得以了解详情。里厄就是这样，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关注着每个人的幸福与鼠疫的抽象概念之间沉闷的斗争，而正是这种斗争，在这个漫长的时期，构成了我们城市的全部生活。

    三

    不过，这些人视为抽象概念，另一些人则看作真实情况。鼠疫流行的头一个月，到了月底，由于疫情明显反弹，又由于帕纳卢神父做了一次情绪激昂的讲道，形势的确阴云密布了。帕纳卢神父，就是救助过刚患病的门房米歇尔老头的那位耶稣会会士，他以经常在奥兰地理学会的简报上撰文而闻名，又是学会里碑铭复原工作的权威。他还以现代个人主义为题，做了一系列讲座，因而比一位专家拥有更广泛的听众。他在讲座中热忱捍卫天主教的一种严格教义：这种教义既远离现代的放纵生活，也远离旧时代流行了几个世纪的愚昧主义。他面对听众的时候，总是无所顾忌，讲出严酷的事实。因此，他也声名远扬。

    且说这个月的月底，本市教会当局决定，要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同鼠疫斗争，组织一星期的集体祈祷。这种公众的宗教活动，最后以星期天奉行一场隆重的弥撒来收尾，以祈求曾感染上鼠疫的圣徒圣罗克来保佑。帕纳卢神父应邀在活动期间布道。他对奥古斯丁和非洲教会的研究独具匠心，在修会中占有特殊地位。这半个月以来，帕纳卢神父不得不撂下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天性热情洋溢，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一使命。早在这场布道之前，城里就议论开了，而在这个时期的历史中，他的布道也以其特有的方式，标志了一个重要日期。

    许多人参加了祈祷周，这并不表明奥兰的居民平时都格外虔诚。譬如说，星期天上午，海水浴就同弥撒进行激烈的竞争。这同样也不表明他们受到神明启迪，突然皈依了宗教。须知一方面，既封城又封港，不可能再去海滩游泳了；另一方面，他们的思想，正处于一种极其特殊的状态：他们从内心深处不肯接受这种打击他们的突发事件，但同时又明显感到发生了什么变化。不过，许多人还一直抱有希望，瘟疫会很快停止，他们和家人能幸免于难。因此，他们还感觉不到必须如何如何。在他们看来，鼠疫纯粹是个不速之客，既然来了，总有一天要走的。他们害怕归害怕，但是并不绝望：时候还没有到，他们不该把鼠疫视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没有忘记鼠疫之前他们所能过的日子。总而言之，他们还在期盼。他们对待宗教也像对待其他许多问题一样，鼠疫赋予他们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既不冷漠，也无激情，可以用“客观”一词来界定。参加祈祷的人，大多数都认可一名信徒在里厄大夫面前讲的话：“不管怎么说，这也不可能有什么害处。”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就连塔鲁本人也在笔记中记下，在类似的情况下，中国人就敲锣打鼓送瘟神，然后他也指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鼓声是否比预防措施更有效。接着，他仅仅补充这样一句：必须弄清楚是否存在瘟神，这个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而我们在这方面很无知，有多少见解也都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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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样，在祈祷周期间，本市大教堂信众几乎总是座无虚席。起初几天，许多居民还停留在大教堂门廊前的棕榈园和石榴园里，聆听一直拥上街头的祝圣和祈祷的声浪。逐渐有人带了头，外面的听众才决定进去，怯怯的声音掺进了全场应答轮唱的颂歌中。而这个星期天，大批民众蜂拥而入，大教堂正殿满了，都排到了门前的台阶和广场上。前一天就开始乌云满天，雨下得很大，站在外面的人都撑开了雨伞。帕纳卢神父登上讲坛的时候，教堂里飘散着焚香和湿衣服的气味。

    帕纳卢神父中等身材，但是很敦实。他两只大手抓住木栏，俯依在讲坛前沿，只能看到他那厚实的黑色形体，顶着满面红光的脸颊，戴着一副钢丝边眼镜。他的嗓音洪亮，充满激情，能传出去很远，一上来就抛出一句激烈的话，铿锵有力地抨击全体听众：“弟兄们，你们在受苦受难。弟兄们，你们这是咎由自取。”全场一阵骚动，一直波及广场上的人。

    他接下来说的话，从逻辑上看，似乎同他这句悲愤的开场白并无紧密关系。可是他的演说越往下听，我们的同胞才越明白，神父演说的方法巧妙，仿佛猛然一击，和盘托出他这场讲道的主题。果然，帕纳卢抛出了这句话，紧接着就引述《出埃及记》中有关埃及发生鼠疫的段落，并且说道：“这种灾难在历史上头一次出现，就是要打击上帝的敌人。法老违抗天意，于是鼠疫就迫使他屈膝。有史以来，上帝降以灾难，让那些狂妄者和盲目者都匍匐在他的脚下。”

    外面的雨更狂了，因急雨噼啪敲窗的声音而突显的绝对肃静中，神父讲出最后这句话，声音极其响亮，有几名听众略微犹豫一下，便不由自主地滑下座椅，跪到跪凳上。其他一些人以为应当效仿，结果陆陆续续，不大工夫全场听众都跪下了，寂静中只听见几张椅子的吱嘎声。这时，帕纳卢神父又挺起身子，深吸一口气，调门越来越高，继续说道：“如果说今天，鼠疫降临到你们头上，就是因为反思的时刻到了。义人自不必恐惧，而恶人却理应颤抖。世界好似无比巨大的麦场，灾难如同连枷，无情地击打人类这片麦子，直到麦粒脱离麦秸。麦秸要多于麦粒，被召去的人也要多于上帝的选民，而这场灾难并不是上帝的初衷。这个世界同邪恶妥协时间太久了，这个世界依赖上天的宽容时间也太久了。只要痛悔一下，就可以为所欲为。要表示痛悔，人人都觉得游刃有余。时候一到，肯定就会有悔恨的感觉。不过，在那之前，最简便的做法就是放任自流，余下的事就交由仁慈的上帝去处理了。要知道，这种状况不能持续下去了。上帝那张慈悲的面孔，太久太久俯视这座城市的居民，等得厌倦了，他那永恒的希望化为失望，已经移开了目光。我们失去了上帝的光明，就这样长期陷入鼠疫的黑暗啦！”

    大堂里有人像急躁的马那样，打了一声鼻息。神父停顿了一下，放低声调接着说道：“《圣徒传》上能看到这样一段话：在亨伯特国王统治伦巴第的时期，意大利遭受鼠疫的大浩劫，幸免于难者少得可怜，仅仅够埋葬死者了。鼠疫肆虐最凶的地方，当数罗马和帕维亚。一个善良的天使显形了，他命令恶神手持狩猎的长矛，去敲击各家各户，每家挨几下敲击，就要抬出多少死人。”

    帕纳卢说到此处，伸出两只短粗的手臂，指着教堂前广场的方向，仿佛让人透过摇曳的雨幕看什么东西，他用力朗声说道：“弟兄们，如今在我们街道上奔跑的，是同样的死亡的追猎。你们瞧啊，这个鼠疫的瘟神，他像撒旦那样漂亮，像疫病本身那样闪光，就停在你们的屋顶上方，右手执红色猎矛，抬起来有他的头那么高，左手指着你们哪家的房舍。此时此刻，他的手指也许正指向您家的房门，长矛击打着房门的木板；此时此刻，鼠疫瘟神走进您的家，坐到您的房间里，等待您回去。瘟神守在那里，耐心等待，十分专注，就像人世的秩序那样胸有成竹。他那只手要朝你们伸去，世间任何力量，即使人类的科学，你们要记清，即使人类的科学也无济于事，无法使你们免遭打击。你们将在血淋淋的痛苦的打麦场上，被打得血肉横飞，最终连同麦秸一起被抛弃。”

    神父讲到此处，越发展现这场灾难的悲惨景象。他又提起那根在城池上空盘旋的长矛，随意打击，落下又起来时血淋淋的，总之将鲜血和痛苦散布开来，“以便播种，准备收获真理”。

    这一和谐复合长句讲完之后，帕纳卢神父停了一下，他的头发披散在前额上，浑身颤抖，而双手又将这颤动传给讲台。接着，他的声音低沉下来，但以责备的口吻说道：“是的，反思的时刻到了。你们原以为，只要星期天来拜拜天主就够了，其余的日子就可以任性妄为了。你们还曾想，随便跪拜跪拜，就足以救赎你们罪恶的放肆行为。然而，上帝可不是这样不冷不热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不足以赢得上帝的无限慈爱。他希望看到你们的时间更长些，这才是他爱你们的方式，老实说，这也是唯一爱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等你们不来，实在厌倦了，就让灾难来光顾你们，正如有史以来，灾难光顾了所有罪恶深重的城市那样。现在你们懂得了什么是罪孽，正如古代该隐及其儿子们、大洪水之前的人们、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城的居民、法老和约伯，以及所有受到天谴的人，无不懂得了什么是罪孽。自从封城的那一天起，你们就跟灾难一起被关在城墙之内，你们也就跟所有上述那些人一样，换了一种新眼光看待人和事物了。现在，你们终于懂得了，必须回到根本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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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一股潮湿的风潜入了大堂，大蜡烛的火焰随风摆动，发出细微的噼啪声。蜡烛黑烟、咳嗽和喷嚏的浓烈气味，直朝帕纳卢神父的面门升腾。神父讲道巧发奇中，备受听众赞赏，他又以平静的声调说道：“你们当中许多人，我也知道，心里正在琢磨我这样讲是何用意。我就是想要你们认识真实情况，要你们尽管听了我讲的这番话，也会感到庆幸。进行劝导，伸出友爱之手，靠这种办法督促你们向善已经过时了。今天，真实情况就是一道命令。而救赎之路，现在就由红色长矛向你们指明，并且推动你们上路。我的弟兄们，上帝的仁慈最终就表现在这方面，即赋予一切事物以两面：善与恶，愤怒与怜悯，鼠疫与救赎。就连危害你们的这场灾难，也是对你们的教育，给你们指明道路。”

    “很久以前，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徒，从鼠疫中看出神喻获得永生的一种有效途径：没有感染上疫病的人务求一死，就用患者的被单裹住全身。当然了，这种狂热的救赎不值得提倡，表明急于求成，令人遗憾，近乎自命不凡了。不应当比上帝还要急切，凡是操之过急的行为，违反上帝一劳永逸建立起来的永恒秩序，就必然走向异端。不过，这种例子至少包含着教训，能让更有远见卓识的人独独看出，任何痛苦的深处都蕴藏着这种美妙的永恒之光。永恒之光照亮通往解脱痛苦的朦胧的道路，显示出坚持不懈变恶为善的天意。今天也是一样，永恒之光通过死亡、惶恐和呼号的途径，引导我们走向本原的沉寂和生命的前提。我的弟兄们，这就是我要带给你们的无限慰藉，而你们从这里带走的，不仅仅是谴责你们的话语，也是安抚你们的忠言。”

    大家感到帕纳卢神父的话已讲完。外面雨也停了。阳光和雨意相交织的天空，向广场洒下更为清新的光芒。街道又响起话语人声、车辆滑行的声音，一座苏醒的城市的全部语言。听众都在轻手轻脚地收拾随身带来的物品，发出隐隐的骚动声响。然而，神父又开口讲话了，他说在阐明鼠疫发自天意以及这场灾难所包含的惩罚性质之后，作为结束语，如再施展雄辩的口才，去触及如此悲惨的话题，那就太不合时宜了。他认为他所讲的每句话，大家都应该听得明明白白。他只是提醒一点，马赛鼠疫大流行之际，编年史作家马蒂厄·马雷就曾抱怨，自己深陷地狱，那样活着既无救护也无希望。此言差矣！马蒂厄·马雷是个睁眼瞎！与其相反，帕纳卢神父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赐予所有人的这种天助和基督教的希望。他不顾任何希望而期望，我们的同胞尽管经历了这些凄惨的日子，听到了垂死者的哀号，他们仍然向上天表达唯一的话：基督教徒的笃爱。余下的事，上帝自有安排。

    四

    这场布道，对我们的同胞是否产生了效果，还很难说。预审法官奥通先生就明确对里厄大夫说，他认为帕纳卢神父的陈述“绝对无懈可击”。然而，并不是人人都持如此明确的看法。只不过，一些人听了这场布道，此前一种模糊的想法就清楚多了：他们因为一种莫名的罪过，被判处了一种难以想象的监禁。于是，一些人就接着过他们的小日子，尽量适应这种幽禁的生活；另一些人则相反，此后他们只有一个念头，设法逃出这座监狱。

    一开始，大家都接受了与外界隔绝的措施，无论什么麻烦，只要是暂时性的，仅仅打破他们的某些习惯，他们也都会同样接受。可是，他们猛然意识到，这是一种非法监禁，囚禁在夏日火热的天空之下，他们隐约感到，这种禁锢威胁到了他们的整个生活，因此到了傍晚，他们随着凉爽而恢复了精力，往往就会有绝望之举。

    首先，不管是不是巧合，反正从这个星期天开始，我们的城市产生一种相当普遍、相当深度的恐惧，能让人看出，我们的同胞真的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处境了。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在城里的生活氛围有些改变了。不过，老实说，究竟是氛围还是心理发生了变化，这倒是问题之所在。

    讲道后没过几天，里厄前往城郊街区，跟格朗一路议论这件事，夜幕中撞到一个摇摇晃晃却不往前走的男人。恰好这时，越来越迟点亮的路灯突然亮了起来。这两位散步者身后亮亮的路灯，霎时间射到那人身上，只见他紧闭双眼，无声地大笑，那张惨白的脸庞大大咧开，流下豆大的汗珠。他们二人闪身走过去。

    “是个疯子。”格朗说道。里厄刚才抓住他的胳膊拉他走过去，就感到这个职员紧张得发抖。“过不了多久，我们的城墙里就只有疯子了。”里厄说道。他身心疲惫，觉得嗓子眼发干。“咱们喝点什么吧。”二人走进一家小咖啡馆，只有柜台上方亮着一盏灯，发红的灯光中空气滞重，不知是何原因，顾客们说话都压低了声音。出乎大夫的意料，格朗在柜台上要了一杯烧酒，一饮而尽，并说他是海量。随后，他就想要出去。到了外面，里厄恍惚觉得夜色中充斥着哀吟。在路灯上方，漆黑天空的某处，隐隐有呼啸之声，让他想起那无形的灾难正持续搅动着暑热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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