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机在列宁格勒郊外机场的跑道上停稳时，舱门打开的一瞬间，瓦列里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气味。

    

    松脂，沼泽，波罗的海潮湿的风，还有远处隐约飘来的煤烟味，这是列宁格勒特有的味道，和莫斯科完全不同。

    

    他站在舷梯顶端，没有急着往下走，深吸一口气，感受着这座城市的气息，机舱门口的风很大，吹得他的军大衣下摆猎猎作响。

    

    跑道两侧的白桦林已经抽了新叶，嫩绿嫩绿的，在傍晚的斜阳下泛着一层金边。

    

    他想起1943年1月的那天，他第一次踏上这座城市的土地，那时候没有机场，没有跑道，也没有任何迎接仪式。他坐在一辆破烂的卡车，率领补给车队，从拉多加湖冰面上冲进被围困的城市。湖面上的冰层已经被德军的炮弹炸得千疮百孔，每隔一段就能看到冰窟窿旁边翻倒的卡车残骸，有的还在冒烟。

    

    司机把油门踩到底，所有人都在祈祷下一发炮弹不要落在自己头上。

    

    那是他最瘦的一个月，或许也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个月，饥饿一直在围绕着他。

    

    那次他体重暴瘦20多斤……整个人都快成骨头架子了。

    

    上辈子看资料知道列宁格勒围城惨烈，但亲身经历才知道还要惨十倍。

    

    每天的口粮从三百克黑面包降到二百五十克，再降到二百克，最后降到一百五十克，其中三分之一是锯末。

    

    他和士兵们一起吃这种面包，咬一口要在嘴里嚼半天才能咽下去，锯末渣子还勾巴的剌嗓子。

    

    瓦列里还把自己的面包分给附近防空洞里的孩子，一个叫玛莎的小姑娘拿了面包以后没有马上吃，而是小心翼翼地把它掰成四块，跑回防空洞分给她的弟弟和两个邻居家的孩子。

    

    瓦列里站在防空洞口看着这一幕，转开头在墙后面擦了擦眼睛，没有让任何人看见。

    

    之后他们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把德军推了回去，一个月瘦了一圈，但硬是联合举行了火花行动，突破了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线。

    

    德军还在施吕瑟尔堡方向部署了一支专门用来猎杀他的SS精锐部队，番号就是针对他的，叫瓦列里猎杀者师，结果这支部队被他设计的苏军左右两翼包抄，打得只剩一个番号。

    

    现在一年后，他回来了。

    

    回到了这座坚强的城市内。

    

    瓦列里走下舷梯，军靴踩在跑道的水泥地面上。

    

    机场上已经列队等候着前来接机的军官团和一支仪仗队，但在跑道外围，自发聚集的市民已经挤满了铁丝网外面的空地。

    

    一个围着灰头巾的中年妇女挤在最前面，手里举着一张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穿军服的年轻人。她看到瓦列里朝这边走来，大声喊道：“瓦列里同志！我儿子在您的部队里！他给我们写信说您和我们一起挨过饿！”

    

    瓦列里停下脚步，朝她微微鞠了一躬。那个妇女用手捂住嘴，眼泪顺着手指缝流了满脸。她旁边的一个老人摘下了帽子，压在自己胸口上，嘴唇翕动了几下，没有发出声音，但瓦列里看清了他说的什么。

    

    是“谢谢”。

    

    瓦列里冲着民众们边招手，边上了等候在跑道边的专车。

    

    这是一辆黑色的吉斯轿车，车身擦得锃亮，车门上涂着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军徽。

    

    他坐进后座，靠在座椅靠背上，让身体短暂地放松了几秒钟。

    

    引擎发动，车轮碾过跑道边缘的水泥接缝，内务部加强连的士兵们也迅速登上了后面四辆装甲车，护卫在轿车前后。车队驶出机场大门，沿着通往市区的公路加速开进。

    

    列宁格勒的街道比1943年有了明显的变化。那些被德军炮弹炸塌的建筑废墟已经清理干净，碎砖和瓦砾被运走填了城郊的低洼地，空出来的地块上种了临时性的小白桦树苗，细细的枝干在晚风中轻轻摇曳。

    

    街道两侧的建筑墙上还有弹孔和火烧过的焦痕，窗户不再是空荡荡的黑洞 大部分窗户都重新安上了玻璃，有的窗台上摆着花盆，天竺葵和矮牵牛在傍晚的阳光下开得正盛。

    

    1943年他刚到的时候，街上看不到一个胖人，所有人的颧骨都高高凸起，眼窝深陷，走路的时候脚步轻飘飘的，像是随时可能被风吹倒。

    

    现在走在街上的市民脸上终于有了点肉，虽然还是偏瘦，但走路带劲了，说话的声音也比那时候亮堂。

    

    一个看起来较瘦的小男孩蹲在人行道边上用粉笔画了一辆坦克，嘴里模仿着炮声用手指把坦克朝邻居家的猫推去，猫竖起尾巴跳上了窗台。

    

    街上的市民认出了车队。

    

    苏军已经提前一天宣传过了。

    

    他们并没有远远地站着看，而是顺着人行道追着车队的方向跑了起来。

    

    孩子们从台阶上跳起来，工人们放下手里的工具从车床边挤出身子，抱着婴儿的女人们把窗户推开也探出头，整条街道像被投入火药的斜槽一样，沿着车队前行的方向从后往前迅速沸腾。

    

    “瓦列里！瓦列里回来了！”一个年轻的女人站在路边喊了一声，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

    

    她一边跑一边用手扶着头上快要滑落的头巾，旁边两个半大小子比她跑得更快，嘴里不停地喊着“乌拉”。

    

    十字路口的水果摊前人潮瞬间涌散，卖水果的老头干脆把苹果筐推到路边让顾客自己捡，自己站起来踮直了脚尖仰头去看。

    

    一个已经跑掉了半边拐杖胶皮垫的伤兵在他旁边扶着路灯柱站直，抬起另一只缠满绷带的手垂在鬓角旁。

    

    瓦列里让司机放慢了车速。

    

    他按下车窗按钮，玻璃缓缓降下，傍晚的风裹着波罗的海的咸味灌进车里，他朝人群挥了挥手。

    

    引发了人群的一阵欢呼。

    

    列宁格勒也有了自己的太阳。

    

    车窗外能看到商店橱窗里摆着新鲜的面包和蔬菜。

    

    面包也不再是1943年那种掺了木屑的黑面包，而是真正的，烤得金黄的白面包，整整齐齐地码在货架上，标着配给价格。

    

    蔬菜店里堆着卷心菜，胡萝卜和土豆，虽然数量不算多，品种也只有应季的几样，但这种景象在围城时期是根本不敢想象的，那时候食品店里只有空荡荡的货架和饿得走不动的售货员。

    

    “变化很大。”瓦列里对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副官说。

    

    “自从您去年初在这里打了那一仗，把战线推到城外，这地方已经能喘气了。”副官回过头禀报:“后来德军撤退，列宁格勒农田也开始补种，拉多加湖的解冻期捕捞作业也恢复了。”

    

    “现在每天都有新鲜的湖鱼从渔港直接用卡车运到市区。虽然所有鲜鱼还是凭配给证限量供应，但每个人的定量不再是1942年那种几千克充数的碎鱼肉了，是真正的，切成段的白鲑和鲈鱼。”

    

    一九三四年出生的孩子们被母亲举在肩头，踮着脚越过前面大人的肩膀拼命往前看，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曾趴在冰冷的地面上听母亲用单调的声音念床板下存粮的数量。

    

    如今他们朝瓦列里的轿车伸出短小的手臂，小拳头里攥着自家剪的纸红星。一个梳麻花辫的女孩从妈妈怀里探出脑袋，把红星贴在自己额头正中间，尖声喊道：“瓦列里叔叔！我爸爸说他和您一起在冰湖上押过第一辆车！”瓦列里朝她扬起手掌，那手掌越过一排肩章和袖管，直接落到女孩的视线中央，麻花辫女孩尖叫着把纸红星从额头上取下来朝车窗方向使劲晃动。

    

    车队经过涅瓦大街拐角时，从附近学校跑出来的少先队队伍把整条人行道堵得水泄不通。

    

    带队老师是个没穿军装的年轻男人，他干脆放弃了整队，让孩子们排成两列站在路肩上挥舞用旧报纸折成的三角旗，其中一面上用红墨水画着圆圈和锤子镰刀，但看起来更像一朵炸开的烟花。

    

    瓦列里冲他们笑着一直挥手，引发了学生们的欢呼。

    

    驶过街道，瓦列里收回手，继续朝前看去。

    

    1943年1月他刚到列宁格勒时，城里的平民死亡率还在高位徘徊，每一次空袭过后都要派出全部担架队去挖人。

    

    现在街上的人群总量，集市的密度，沿街窗口传出的收音机声，全都表明这座城市在围困解除至今存活下来的居民，比另一条时间轨迹里多得多。他不知道这条街上具体每个面孔的名字，但他知道自己确实为他们多撑住了一段光阴。

    

    车队随后拐进斯莫尔尼宫的大门。

    

    这座在围城期间充当列宁格勒方面军指挥部的古老建筑依然保持着战时特有的紧张氛围，但走廊上的军官脚步不再像1943年那样匆匆忙忙。

    

    副官领着瓦列里穿过两道走廊，推开一扇厚重的橡木门。

    

    指挥室里的格局跟他上次离开时没有太大变化，整面墙的大幅作战地图仍旧展开着，标着卡累利阿地峡当前战线的蓝色和红色线条已经被人重描过好几遍。

    

    唯一不同的是窗户上那些遮光的厚窗帘现在已经全都拉开了，让傍晚天光得以照进整间指挥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