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几组的汇报各有侧重。
一组关注高端精密机床和智能制造，一组聚焦新能源和绿色转型，一组侧重航空发动机和特种材料。
每个组都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深度触及了同一个核心问题：
华夏工业的“大而不强”，不在于规模，而在于根基。
五组汇报完毕，已是傍晚。
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会议室里亮起了灯。
董远方坐在那里，面前摊着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了好几页。他合上笔记本，抬起头，目光从每一个人的脸上扫过。
“各组汇报得都很扎实。”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我提一个要求——把你们的汇报材料再消化一遍，提炼出三个东西：最紧急的问题，最核心的建议，最需要的支持。不要面面俱到，要直击要害。面面俱到意味着面面不到，我们不可能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只能挑最要命的先下手。”
他把笔记本放进公文包，站起身：
“明天开始，综合处牵头，把所有材料汇总成一份完整报告。一周之内拿出初稿，我先看。”
摸底工作的结束，标志着工业制造强国战略推进工作从“侦查”阶段进入了“作战”阶段。
董远方坐在办公室里，把这一周梳理的思路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像将军在战前审视沙盘，每一个棋子都摆在自己的位置上，进攻的方向、兵力的配置、后勤的保障、可能出现意外的预案，都要在心里再过一遍。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他已经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清晰的链条。
汇总问题建议，全面盘点摸底成果，把分散在各组手里的信息整合成一份完整的报告，回答三个问题：
到底卡在哪里？到底需要什么？到底能做什么？
然后向部里和工业制造强国领导小组做一次系统性的汇报。
工信部这边要单独汇报一次，宋亦诚是领导小组副组长，这件事必须由他定调拍板。
之后是领导小组的正式汇报，名单上的各位领导届时都要出席。
汇报之后是规划起草。
根据会上领导的指示，会同专家、企业、地方和各部委的意见，形成一个规划草稿。
这个阶段最考验协调能力，每一个参与方都有自己的诉求和利益，发改委要统筹，财政部要算账，科技部要基础研究，国资委要央企利益，教育部要人才培养，每家的想法都不一样，但最后必须写在同一份文件里，达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草稿出来之后是征求意见阶段。
先是小范围征求核心专家的意见，请他们把技术路线把关；然后扩大到各部委和相关地方征求意见；再然后是企业界的意见，听听市场的声音。
这些意见要分类整理，能吸收的吸收，不能吸收的要说明理由，每一轮修改都要留痕，要有据可查。
全部修改完善之后，规划定稿，等待上面开会讨论。
如果顺利的话，会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的某次重要会议上进行表决，通过之后正式下发执行，变成全华夏工业制造强国战略的最高纲领。
董远方把这条工作链条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之后，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他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灯管发出轻微的嗡嗡声，不急不慢，像是某种恒定的背景音。
部委的工作，虽然繁琐，但压力不大。
这个想法在他脑子里转了几圈，他确认这是真实感受，不是错觉。
唐海的事历历在目，那些年的每一天都像是在打仗。
清早睁眼就是问题，哪个项目进度滞后了，哪个指标跟不上省里的要求了，哪个干部出了问题，哪个群体上访了。
一桩桩一件件，都压在他身上，都要他拍板，都要他扛。
手机二十四小时不敢关机，夜里接到电话，心跳都要加速几拍，不知道又是哪里出了事。
部委不一样，虽然也忙，也有压力，但那种压力是沉在水底的，不是扑面而来的。
在这里，没有人半夜给他打电话，没有人在信访局门口堵他，没有人在常委会上拍桌子跟他叫板。
他的工作变成了一条一条的流程、一份一份的文件、一个一个的会议。
每一步都有章可循，每一个决定都有程序支撑，他不需要一个人扛所有的风险和责任，有些事可以交给苏景行，可以交给陈知行，可以交给赵一鸣，可以交给流程和时间。
这种感觉很奇妙。
像是从一个炮火连天的前线撤回到了后方司令部，炮声还在远处响，但他不再需要端枪冲锋了，他要做的是看清楚战场的全貌，规划好整场战役的走向，然后把合适的兵力投送到合适的位置。
董远方站起身，走到窗前。
大院里的银杏树已经黄了大半，在秋日的阳光下，每一片叶子都像是被镀了一层薄薄的金，微风吹过，叶子轻轻摇晃，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无数只小手在鼓掌。树下落了一层金黄，铺在地上，厚厚软软的，像一条金色的地毯。
几个年轻干部从树下走过，脚步轻快，笑声飘上来，在午后的空气里回荡。
唐海的事刚破完。摸底的事刚刚结束。规划的事才刚刚开始。他还在这条路上，但这条路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路了。
董远方站在窗前，看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