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接下来的一个月，董远方陷入了无尽的“拉锯战”。

    说“拉锯”一点也不夸张。

    工信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央行、国资委、科技部、教育部等部委，围着那张巨大的圆桌，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会议室在工信部大楼的七层，房间不大，二十来平米，长条桌两侧坐满了人，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摞厚厚的材料、一个笔记本、一支笔、一杯水。水从热喝到凉，续了一次又一次，有些人杯子里的茶叶已经被泡得发白，像秋天的落叶失去了所有的颜色，沉在杯底，带着某种死不瞑目的固执。

    窗帘半拉着，外面的阳光进不来，会议室里常年开着日光灯，白晃晃的光照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把每一道皱纹、每一丝疲惫都照得清清楚楚，像一个没有影子的世界。

    董远方坐在主位上，面前摊着一份被标注得密密麻麻的资金测算表。

    这张表他已经看了不下五十遍了，上面的每一个数字都刻在了他的脑子里。

    几万亿，十年，分摊到每一个年度，每一个部委，每一个专项，每一笔都要算清楚，每一笔都要有人认账，每一笔都要落实到位。

    财政部要保障预算的可持续性，不能为了工业制造强国把其他领域的钱全挤占了。

    央行要考虑货币政策的总体稳定，不能大水漫灌，不能引发通胀，不能给宏观经济带来新的风险。

    国税总局要把账算到每一个企业头上，减税降费固然好，但不能把国家的税基掏空了。

    国资委盯着国有企业的承受能力，讲了很多具体的困难。科技部、教育部也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苦衷。

    不是扯皮，是各自的考量都有道理。

    “我们不是不支持工业制造强国。”

    财政部的一位副部长推了推眼镜，语气诚恳但寸步不让，那副厚如瓶底的眼镜片后面，是一双疲惫却坚定的眼睛：

    “但你们要理解，财政的钱是有限的。教育、医疗、社保、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哪一个不是刚性支出？哪一个能砍？哪一个敢砍？你们要的这几千亿，从哪儿出？你们给我指条路，我回去也好交代。”

    “减税降费的空间我们已经算到极限了。”

    国税总局的代表把一份厚厚的测算报告摊在桌上，翻到最后一页，用红笔圈出的那个数字在白色的纸面上显得触目惊心，像一道还在流血的伤口：

    “如果再进一步减免，今年中央财政的税收收入就要跌破预算。我们的征收压力已经很大了，再减下去，地方上的日子没法过。”

    央行的代表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像一块石头，放在桌面上，沉甸甸的，让人搬不动也绕不开。

    “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定向支持可以，但结构性工具的使用有严格的限制，不能突破法律和政策的红线。你们要的不仅是钱，更是长期的、稳定的、可预期的资金保障——这在货币政策操作上，难度极大。”

    国资委的代表坐在角落里，一直没怎么说话，皮肤粗糙，手掌宽大，一看就是从企业里出来的，不是坐机关坐出来的。

    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木头：

    “央企的日子也不好过。利润下滑，负债率高，投资回报率下降。让我们多投入，可以，但不能让我们把家底都掏空了。我们也要对职工负责，对国有资产负责，对国家的整体利益负责。”

    十几个人各说各的理，各算各的账，圆桌上的空气沉闷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没有雨，但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董远方坐在那里，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指节捏得发白，但脸上的表情始终平静，像一个在海浪中稳住了船身的老船长，风浪再大，舵也不能松。他不是不着急，是着急没有用。

    在这个级别的协调会上，拍桌子解决不了问题，喊破嗓子也解决不了问题，唯一的出路是把账算清楚，把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磨出来。

    几轮交锋下来，他渐渐摸清了各方的底牌。

    财政部的底线是不能突破年度预算的刚性约束，央行的底线是不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国税总局的底线是不能让税收收入大幅下滑挤占中央财政的调控空间。

    每一家都有不能退的理由，每一家也都有可以谈的空间。

    “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思路？”

    董远方在一次僵持了整整一个下午的协调会上，把面前的笔记本合上，双手平放在桌面上，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在所有人的脸上扫了一遍。

    “不一定每一笔钱都要从财政口袋里出。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机制，财政资金做引导，社会资本做主力。财政出一块，央行配套和商业银行跟进一块，各级政府支持一块，资本市场募集一块，企业自筹一块。五根手指攥成一个拳头，比一根手指的力量大得多。”

    “这个思路可以探讨。”

    央行的人第一个接话，语气有所松动，像冰面下传出的第一声碎裂的轻响：

    “关键在于风险分担机制要设计好。财政出劣后，银行出优先级，中间的风险怎么隔离？退出机制怎么安排？这些都是需要细化的问题。”

    “风险分担可以分级。”

    董远方翻开笔记本，翻到画满示意图的那一页，纸页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但上面的线条和箭头依然清晰，像一张精心绘制的地图：

    “财政资金承担终极风险，商业银行只承担正常的信贷风险，资本市场投资者自担风险。收益分配按照风险等级来。风险高的，收益高；风险低的，收益低。市场规律不能违背，但可以用政策引导。”

    会议室里沉默了片刻。那沉默不是对抗，是在消化，是在算账，是在掂量这个方案的可行性。

    财政部的人在本子上写写画画，有人皱着眉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像是在自己跟自己辩论。

    国税总局的人在纸上画了一个又一个的问号，又在每个问号旁边写下了一行小字。

    科技部的人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手指在扶手上轻轻叩着，像是在心里盘算着什么。

    “这个方案可以试试。”

    财政部的人终于松了口，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每一个字都带着分量。

    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道理谁都懂，但落到每一个人头上，每一笔账上，每一个数字上，就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了。

    但董远方不急，他有耐心，也有韧性。

    他知道，在这个位置上，急不得，躁不得，火候不到，菜就出不了锅。

    就在董远方为资金落地的方案反复协调、艰难博弈时，大洋彼岸传来的消息，像一颗深水炸弹，在平静的海面下炸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