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万马。

    这名字是我妈取的。

    她说生我那晚，梦见成千上万的骏马在旷野上奔腾，尘土飞扬，气势如虹。

    醒来后，她对着刚出生的我说，就叫万马吧，以后要有出息，要像马群一样，跑得远，站得稳。

    可惜，我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跑偏了。

    我出生在广省一个叫不出名字的县城，家就在城乡结合部那片自建房里。

    父亲是建筑工地的散工，母亲在制衣厂踩缝纫机。很普通的家庭，普通到扔进人海里，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

    如果非要说不普通，那就是我爸好赌。

    他不是那种职业赌徒，就是个普通工人，但心里总揣着一把火，觉得这辈子不该就这么算了。

    工友递根烟，说晚上有局，来玩玩？

    他就去了。

    一开始是小赌，麻将、扑克，后来是鱼虾蟹，再后来，我听那些上门的人吼，才知道他连“牌九”和地下“六合彩”都沾。

    他总想着翻本，想着哪一把就能把之前输的全赢回来，还能多赢一套房的钱，让我妈不用再踩缝纫机踩到深夜，让我的学费不用总是拖到最后一个星期。

    可结果是，欠条越写越多，债主的脸越来越凶。

    我记得很多个夜晚，我被拍门声和咒骂声惊醒，缩在被子里不敢动。

    我妈把我搂在怀里，她的身体在发抖，但捂着我耳朵的手很稳。门外是我爸低声下气的哀求，和那些混子砸东西的声响。

    家里值点钱的东西，电视，我妈的嫁妆金戒指，甚至我那辆二手自行车，都陆续不见了。

    我十岁那年，一个雨夜，债主又来了。

    这次来了五六个人，纹着身，手里拿着铁棍。我爸不在家，又躲出去了。

    我妈把我塞进衣柜，叮嘱我千万别出声。我透过柜门缝隙，看见他们把家里翻得底朝天，最后把我妈攒了半年，藏在米缸底下的两千块钱拿走了。那是我下学期的学费。

    领头那个光头，用铁棍敲着桌子，对我妈说：“告诉你男人，三天，再不见钱，卸他一条腿。”

    他们走后，我妈瘫坐在满地狼藉里，很久没动。

    然后她把我从衣柜里抱出来，握着我的手。

    她的手很凉，还在抖，屋外雨声哗哗，屋里只有老式挂钟滴答的响声。

    她说：“万马，你一定要记住今天。以后长大了，一定要出人头地。钱多钱少没关系，但要走正道。赌，沾都不能沾，看一眼都不行。记住了吗？”

    我点头，眼泪糊了一脸。

    我闻到她身上廉价雪花膏的味。

    我妈那句话，成了刻在我骨头里的咒。

    我爸没被卸腿，他跑了。

    在一个清晨，留下张字条，说去外地打工挣钱还债，就再也没回来。

    起初还有两个电话，后来音讯全无。

    讨债的人找不到他，就堵我和我妈。

    我们在家里不敢开灯，不敢大声说话，像阴沟里的老鼠。

    我妈的身体，大概就是在那几年熬坏的。

    咳嗽，低烧，浑身没力气。她舍不得去医院，去小诊所拿点药片顶着。

    等我上初中时，她已经瘦得脱了形，脸色蜡黄，在制衣厂也做不动了。

    她是在我初三上学期走的。

    临走前，她神志已经不太清楚，但眼睛一直看着我，嘴唇翕动。我把耳朵凑过去，听到的还是那句话。

    “万马……出人头地……别学你爸……”

    葬礼很简单，几乎不能叫葬礼。

    几个远房亲戚帮忙，在殡仪馆最便宜的厅里草草走了个过场。

    没有追悼词，没有花圈，只有我对着那个小小的盒子磕了三个头。

    我没哭，眼泪早在知道她确诊治不好的病时，就流干了。

    我只觉得空，心里破了个大洞，冷风呼呼地往里灌。

    我爸始终没出现。

    我成了孤儿。

    靠着母亲厂里一点微薄的抚恤金，和这家给一口，那家施一顿的百家饭活下去。

    亲戚们也不宽裕，脸色难免难看。

    我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低头，学会了在别人流露出不耐烦之前就主动离开。

    但我妈那句话像烧红的铁，烙在我脑子里。

    我得读书，得出人头地。

    我拼了命地学。

    我知道自己不算聪明，反应慢，理科尤其吃力。

    那就用时间熬。别人学一小时，我学三小时。

    宿舍熄灯了，我在走廊，在公共厕所借着光看。

    买不起辅导书，就一遍遍抄同学的笔记。高中三年，我几乎没在凌晨两点前睡过觉。

    高考成绩出来，擦着线上了省城一所二本大学。

    学费成了天堑。

    我攥着录取通知书，把记忆中所有沾亲带故的人列了个名单，一家一家去求，去借。

    我提前想好话术，练习笑容，把自尊心踩进泥里。

    有人躲着不见，有人冷言冷语，也有心软的，三十、五十地给。

    我记下每一笔，厚着脸皮，死乞白赖，终于凑够了第一年的学费和最基本的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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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四年，我同时打着三份工。

    学校食堂帮厨，周末家教，门晚上给快递分拣。学习不敢松懈，成绩维持在中游。

    没参加社团，没谈过恋爱，所有时间都被生存和课业挤占。

    我像一根绷紧到极致的弦，不敢松，也不能断。

    我以为，熬过大学，拿到文凭，一切就会好起来。

    社会给了我一记更响亮的耳光。

    二本学历，毫无背景，性格内向，面试时连流畅地自我介绍都打磕巴。

    投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偶尔有面试也屡屡碰壁。

    我在城中村租了个不到十平米的单间，继续打零工，送外卖、发传单、便利店守夜，什么都干。看不到前路，只有日复一日的疲惫和茫然。

    出人头地？像个遥不可及的笑话。

    转机发生在一个深秋的夜晚。

    我送完最后一单外卖，骑着破电动车回住处。

    经过一条昏暗小巷时，听到里面传来女人的尖叫和挣扎声。

    我本来已经骑过去了，脑子里却忽然闪过我妈的脸，闪过那些债主凶神恶煞的模样。

    我调转车头，冲了回去。

    巷子里，一个男人正抢一个女人的包，女人死死抓着不放。

    我停下电动车，也来不及多想，吼了一声就扑了上去。

    我没什么打架技巧，全靠一股蛮劲和送外卖练出来的体力，和那个抢劫犯扭打在一起。

    他掏出刀划伤了我的胳膊，但最终被我用路边的砖头砸晕。

    女人报警了。

    警察来之前，她看着我流血的胳膊，不停道谢，又问我的情况。

    我含糊应付着，只想赶紧回去包扎。

    这时，旁边一直站在阴影里的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他大概四十多岁，穿着普通的夹克，相貌平平，但眼神很静，看人的时候像能把人看透。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又看了看我胳膊上的伤，说了句：“反应速度还可以，胆子也有，就是没什么章法。”

    名片上只有一个缩写：gre，和一串电话号码。其他什么也没有。

    我莫名其妙，也没太当回事，把名片塞进兜里。

    那天之后，生活照旧，找工作依旧不顺。

    年龄一天天变大，家里催着成家，可我连自己都养不活。

    经人介绍，见过几个姑娘，一听我的家境和现状，都没了下文。

    后来遇到一个不嫌弃我穷的，谈得挺好，到了谈婚论嫁，对方家里要求八万八彩礼。

    我拿不出，积蓄连零头都不够。婚事黄了，那姑娘哭着说对不起父母，我也只能苦笑着说理解。

    那晚，我回到冰冷的出租屋，看着镜子里那张疲惫、平庸、年近三十却一事无成的脸，感到了彻底的绝望。

    出人头地？我连普通人的生活都过不上。

    鬼使神差地，我想起了那张名片。

    gre？从没听过这个名字。

    我搜了网络，没有任何公开信息。也许是什么诈骗？但当时给我名片那人的眼神，不像骗子。

    走投无路之下，我拨通了那个电话。

    电话那头是个很冷静的男声，简单问了我的名字，和得到名片的经过，然后给了我一个地址和时间，说：“来试试。通过，你的人生会改变。不通过，忘掉这个号码。”

    那地方在城郊，像是个废弃的仓库区。

    但进去之后，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森严的安检，冰冷的目光，一系列我从未想象过的测试。

    极端环境下的抗压、恐惧耐受、逻辑判断以及……体能极限。

    乃至对一些难以形容的“异常图像”的反应。比我听说过的任何军队选拔都严格诡异。

    很多次我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骨头像要碎了，脑子像要炸开。

    但每一次，我妈那句话，和这些年积压的所有不甘，就硬生生把我从崩溃边缘拽回来。

    我不知道是怎么熬过去的。

    最后，那个面试我的男人，看着我的各项数据，尤其是精神韧性和对“异常”的初始抗性，点了点头：“意志力超乎寻常。履历干净，没有复杂社会关系，适合做清洁工。”

    我就这样，成了gre的一名“试训员”。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gre三个字母意味着什么。

    国内最权威、最隐秘的超自然现象调查与处理机构之一。

    这里不问出身，甚至某种程度上欢迎我这种了无牵挂、背景简单的人，因为“干净”，不容易被渗透，也不容易留下麻烦的尾巴。

    没有世袭，没有论资排辈，一切看能力和贡献。

    但这行的危险与残酷，也远超想象。

    我从最低级的试训员做起，学习理论，进行极端训练，跟着老队员处理一些最边缘的、几乎无风险的“琐事”。

    亲眼见过队友在任务中精神崩溃，见过被“污染”的物体引发的诡异惨状。

    我咬着牙，把所有恐惧和不适都咽下去，比大学时更拼命地学习、训练。因为这里，可能真的是我唯一能抓住的、改变命运的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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