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铁路收归国有，还转手让洋人修建，那我们先期投资不就打水漂了？”

    四川民营铁路局王名义怀疑自己耳朵听错了，“这消息靠谱吗？”

    “王大人，实锤了，朝廷下达了公告，铁路修建权收归国有。”幕僚低声回道。

    宣统三年（1911年），四川、广东、湖北、湖南“保路风潮”，像一场从南到北烧起来的野火，一发不可收拾。

    主要矛盾出在铁路股票的纠纷，涉及到了千家万户。

    这火势直接造成全省罢市、罢工、罢课乃至武装起义。

    要想弄明白这件事，还得从八年前说起。

    ……

    1903年起，清廷放开民间资本筑路，“太好了，我们终于有了自己修铁路的权力，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哈哈……”

    民间早就憋着股气。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四省最先响应。

    尤其是四川，1904年成立“川汉铁路公司”，喊出“川人办川路”的口号。

    怎么筹钱？四川想出个“租股”的招：全省农民按田租的3抽钱，无论贫富贵贱，只要有田，就得掏钱。

    佃农、小贩、甚至乞丐，都被卷进来——

    有的人家一年收十石谷，就得拿三斗出来买“铁路股票”。

    到1911年，川汉铁路股本已达白银1400多万两，其中“租股”占了70，牵扯上千万四川人。

    这铁路，早不是士绅的生意，成了全省人的“活命钱”，

    股票上的墨迹，混着多少人家的汗珠子。

    人们已经认识到，长线投资铁路，利国利个人。

    湖北、湖南、广东效仿四川，也纷纷全民投资铁路股票。

    粤汉铁路靠商股、华侨捐款。

    湘鄂则是商股加官股。总之一句话，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家家有股份，百姓攥着股票，盼着铁路修成能分红，更盼着这是“中国人自己修的路”。

    然而分红没看到，却看到了朝廷收回修建铁路的权力。

    传闻起草这道旨的是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此人算盘打得贼精：民间修路太慢（川汉铁路修了7年，才铺了几十里），

    不如收归国有，再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钱，既快又能捞回扣。

    可他算漏了最关键的：民间的股本怎么算？

    “朝廷不能这样做，这不是糊弄收割老百姓韭菜吗？”民众议论纷纷。

    清廷的方案透着霸道：谁说不给你们股份？广东：股本全退，还加利息（毕竟华侨多，怕闹到国外）。

    湖南、湖北：只退六成现金，剩下四成折成“国家铁路股票”（等于打白条）。

    四川最惨：之前花掉的300多万两（多是勘探、行贿的冤枉钱）算“亏损”，不算数。

    剩下的股本，也只给“国家股票”，想拿现金？没钱。

    这哪是“国有”，分明是明抢！

    四川人炸了：我们的“租股”是血汗钱，凭啥说亏就亏？

    士绅们也急了——他们手里握着大量商股，这下血本无归。

    5月16日，成都各学堂罢课，商人罢市，街头贴满“保路破约”的标语，

    连挑夫都在扁担上写着“誓死保路”。

    “走！找他们说理去！”

    “乡亲们，别乱来，朝廷会让我们说话的。”一位长者劝道。

    “对，老先生说的有道理，咱们先成立组织，个人力量有限！”乡绅罗纶建议。

    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

    会长是翰林院编修蒲殿俊（士绅代表），副会长是举人罗纶。

    这俩人本是清廷的“自己人”，此刻却成了领头的——可见清廷有多不得人心。

    同志会一成立，章程写得明明白白，“拒借洋款、废约保路、力图保护百姓股本。”

    铁路局的王大人直接放话，“我们只反盛宣怀，不反朝廷！”

    民众的怒火瞬点燃，短短半个月，重庆、自贡、嘉定（今乐山）等地都成立了分会，会员超10万人。

    四地的民众都卷了进去，几乎每个人都投资了铁路股票，谁能坐以待毙呢？

    最震撼的是“罢市”。

    8月下旬，成都率先关了城门，商铺全上了门板，连茶馆、酒肆都挂出“保路救国，暂停营业”的牌子。

    接着，全省跟进：重庆的商帮敲着锣通知关门，水路一下子停摆了。

    连偏远的宁远府（今西昌），挑盐的脚夫都歇了工。

    街头巷尾，百姓聚在一起痛骂，有人把光绪帝的牌位供在桌上（光绪曾支持民间筑路），

    举着牌位游行，喊着“光绪爷，你看看今日的朝廷！”

    清廷慌了，派端方带湖北新军入川“平乱”，又给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了死命令：“迅速弹压，勿任蔓延”。

    赵尔丰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狠角色（人称“赵屠夫”）。

    9月7日，他设了个局：说朝廷想出了新办法，请蒲殿俊、罗纶等11位士绅到总督署“商讨”。

    众人信以为真，刚进门就被刀斧手按在地上——“你们勾结乱党，图谋不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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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传到街面，上万百姓举着铁锹和匪粪叉，涌到总督署门前请愿，请求“释放诸公”。

    赵尔丰在府上看到这些老百姓，对亲兵说：“开枪！”

    枪声在正午响起，子弹扫过人群，当场打死32人，其中有老人，有小孩，还有一位说书先生。

    遇难者的尸体被扔进督署后的荷花池，血把池水都染红了——这就是着名的“成都血案”。

    血案当晚，成都的电报局被愤怒的民众砸了，但消息还是传了出去。

    重庆的《蜀报》用红字印出“血案”详情，全省瞬间炸了：“赵尔丰杀我们的人！跟他拼了！”

    血案成了转折点。

    先前的商谈，被枪声激怒成了声讨。

    “保路同志会”变成“保路同志军”，各县百姓扛着土枪、大刀、长矛，

    甚至拿着锄头、扁担，从四面八方涌向成都。

    为首的是四川哥老会（民间秘密组织）的舵爷：张捷先在华阳举事，侯宝斋在新津起兵，罗子舟在荥经响应。

    他们没受过训练，却凭着一股血气，把成都围了个水泄不通。

    新津之战最惨烈：侯宝斋率数千人守桥，清军架起大炮轰，

    同志军顶着炮火冲锋，尸体堆成了山，最终还是失守了，但清军也被拖得死伤惨重。

    此时的四川，已成燎原之势：荣县知县反水，宣布独立。

    各州县的衙役、团丁倒戈，甚至清军的巡防营，也有人带着枪投奔同志军。

    清廷急得要上房，命端方赶紧带湖北新军入川。

    ——可湖北新军主力一走，武昌城就空了。

    （城门空虚，有利于南昌起义，10月10日，就在湖北新军分批入川后，武昌城内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

    很多年后，人们才看清：保路风潮看似是为了股票，实则是清廷把士绅、商人、农民、会党全推到了对立面。

    保路运动最大成功之处，就是为接下来的武昌起义，提供了有利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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