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衍很快找到接种点。
一座宽敞的院子,四面围墙,院门敞开,门口竖着一根竹竿,顶上挂了面白布旗,上头写着四个大字——“牛痘接种”。
排队的人不少。男女老少都有,拖家带口的居多,一个大人领着三四个小孩的比比皆是。队伍从院门口排出来,拐了个弯,贴着墙根往南延了十几步。
道衍走到队尾,站住了。
前面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回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的僧袍上停了一下,没说什么,转回去了。倒是妇人怀里的孩子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大概是觉得这个瘦和尚的三角眼有趣。
道衍冲孩子笑了一下。
孩子立刻把脸埋进他娘怀里。
……大概不是觉得有趣,是被吓着了。
道衍没在意,目光已经被院子里的场景吸引过去了。
整个院子被分成三块区域。
最前面一张长桌,桌后坐着两个人,面前摊着一沓厚纸。每个来接种的人先到这张桌子前报姓名、年龄、籍贯,桌后的人拿笔登记,写完撕下一张小纸条递给对方——上面有编号。
中间是接种区。搭了几个简易的棚子,棚子底下各放着一张矮桌一把椅子。穿白布罩衣的人坐在椅子上,面前放着一套道衍没见过的器具——不像药铺的家伙什,也不像道观的法器。
道衍眯着眼看了好一会儿。
矮桌上放着几个小瓷罐,罐口封着布。还有一块白布垫在桌面上,白布上铺着一层薄棉,棉上整整齐齐摆了很多竹签。
每接种一个人,白布罩衣的“医士”先用一块浸过水的布擦手,再擦接种者的胳膊,然后打开瓷罐,用竹签蘸了里头的东西,在胳膊上浅浅刺几下。前后不到半盏茶的时间。
最后面是休息区。接种完的人在那儿坐一会儿,有人给倒水喝,等着看看有没有不舒服。
道衍把整套流程从头看到尾。
干净,快,有序。
苏州那边有个义诊的善堂,道衍去过几次。乱得跟赶集似的,大夫被病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药童满头大汗地抓药,药方子飞得到处都是。
眼前这个接种点,每一步都有章法,谁该站哪儿,谁该干什么,排得清清楚楚。
道衍琢磨了一下。
能把一件事拆成这么多步骤,每个步骤分配到不同的人手里,让整件事像水磨一样转起来——这不像医术,更像兵法。
队伍慢慢往前挪。
道衍往旁边侧了侧身,看见了墙上的告示栏。
木板钉在墙上,上面贴了几张大纸,字写得不小,隔好几步远都看得清。
第一张告示的标题是——“为何种牛痘就能防天花?”
告示上的字全是大白话,没有一个生僻字,连稍微文绉绉的词都没用。显然是写给不怎么识字的老百姓看的。
“得过一次天花的人,一辈子不会再得。这是老话了,很多人都知道。”
“为啥不会再得?因为你的身体在第一次得天花的时候,学会了怎么打天花。等天花第二次来,你的身体一看——嗐,老熟人了,直接打跑。”
“但天花太猛。第一次得,十个里头要死三四个。靠得一次天花来换一辈子不得,代价太大了。”
“牛身上的痘跟人的天花是亲戚。一家子的,长得像,但牛痘比天花弱得多。种了牛痘,你的身体以为自己得过天花了,学会了怎么打。等真的天花来了,一样打跑。”
“人没事,牛也没事。两全其美。”
道衍很快看完。
“亲戚”这个比方粗糙。但越琢磨越觉得准。
他在苏州读过医书,知道“以毒攻毒”的说法。但医书里说的含含糊糊,像在猜。这张告示不一样。
这张告示的口气不是在猜——是在陈述。
道衍的目光移到第二张告示上。
标题:“为何要勤洗手、喝烧过的水?”
前半段他以为是寻常养生之道。洗手,喝热水,老生常谈,哪个大夫都会说。
往下读了两行,他的眉头拧起来了。
“人得病,大多不是因为体虚受邪,是因为身体里跑进了脏东西。这些脏东西叫‘细菌’,是一种极小极小的虫子,肉眼完全看不见。”
道衍的脚步停了。
“有多小?一粒米上面能趴几万只。你看不到它们,但它们就在你手上、水里、饭里、空气里。”
“朝廷造出了一种宝物,叫‘识微照妖镜’。透过这面镜子看一滴脏水,能看见里面密密麻麻全是这种小虫子在游来游去。”
“洗手,是把手上的细菌冲掉。烧水,是把水里的细菌烫死。细菌怕热。水烧开了,里面的细菌就死了。喝烧过的水,就是喝没有虫子的水。”
“还有一种更小的东西,叫‘病毒’。病毒比细菌还小,连识微照妖镜都照不出来。天花就是病毒引起的。”
道衍站在那里,一直没动。
排队的人群向前走了几步,他没反应。
道衍读过《黄帝内经》,读过《伤寒论》,读过《千金方》。
没有一本书提过“细菌”。
没有一本书提过“病毒”。
没有一本书说过,人得病是因为身体里跑进了肉眼看不见的虫子。
去年胶东水患,朝廷在全国推行防疫措施的时候,道衍在苏州就看过关于“微虫”和“识微照妖镜”的公告。当时他觉得有意思,但没有太当回事——地方公告嘛,说法夸张些也正常。
但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想了想。
每到发瘟疫的时候,大夫会说是“邪气入体”。
但道衍观察过——疫病总是从脏的地方开始,靠近粪坑的人家更容易先病,住在上风头的人家后病。如果是“邪气”,邪气为什么喜欢挑脏的地方?
“微虫”这个说法反而能解释。
毕竟像苍蝇蚊子这些虫子都喜欢往脏地方钻,“微虫”肯定也是。
道衍抬起头,重新从第一张告示看起。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重新读了一遍。
第一遍读的是内容。第二遍读的是写这些内容的人。
告示上写的全是大白话。大白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写这些东西的人,对这些道理已经吃透到了骨头里,嚼碎了,用最浅的话吐出来。
没吃透的人写不出这种口气。
道衍翻过的医书不少,那些大夫写东西的时候,越是拿不准的地方,词用得越玄。“或曰”“似有”“未可知”,全是给自己留退路的话。
这张告示上一个“或许”都没有。
全是陈述。全是笃定。
像在说太阳从东边升起来。
排队的队伍又往前挪了几步。道衍后面来了一个老汉,领着孙子,孙子闹着不想排,老汉拍了他后脑勺一巴掌,小声骂了句“叫你种你就种”。
道衍收回目光。
他攥了攥袖口,又松开。
他一直知道自己聪明。
从小到大,读什么书都觉得自己能跟作者掰掰手腕——你说的道理我懂,你没说出来的我也能猜到,有时候我猜到的比你说出来的还多。
但这些告示不一样。
上面写的每一条,都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个角。角
他甚至估算不出来。
道衍活了三十五年,头一次碰到这种感觉。
不是觉得自己不如人——他跟刘伯温比,跟宋濂比,差在阅历和际遇,但路数他看得懂,高多少他心里有数。
这些告示背后的人不一样。
他连人家到底懂多少都摸不着边。
前面那个抱孩子的妇人回头看了他一眼:“师父,该往前了。”
道衍回过神,往前走了几步。
他转身,对着身后排队的老汉问道:
“老人家,请问这告示上的东西,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老汉看了他一眼:“你外地来的?”
“苏州来的。”
“怪不得。”老汉扬了扬下巴,“这还用问?整个京城谁不知道。”
道衍有些期待。
“格物院写的啊。”
道衍嘴角抽了一下。
格物院。
他当然知道格物院。这个词频繁出现在《大明生活日报》上,隔三差五就冒出来——今天是格物院又搞出了什么新鲜玩意儿,明天是格物院发布了什么新的告示。他在苏州抄录报纸内容的时候,“格物院”三个字写得最多,笔画都快刻进骨头里了。
问题是,格物院是个衙门,不是个人。
衙门不会自己写告示。
“老人家,”道衍耐着性子又问了一句,“贫僧想问的是,格物院里头,具体是哪位大人写的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