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老兄这话，我记了很久。
海在那儿。
路在那儿。
总有人会往前走。
就比如我。
沈老兄发现浡泥国稻穗时，比我还激动。
他先是不信，亲自下田量。
量完又让人再量。
最后他蹲在田埂上，盯着那一片稻子，半天没说话。
我问：“这在你们大明很少见？”
他回头看我。
“少见？”
“你把这东西送到皇帝面前，皇帝若高兴，能让一群官员夜里睡不着。”
我那时还听不懂这句话的分量。
沈老兄却已经开始盘算。
他挑了许多稻穗，最后选出最大的一根，晒干，小心收好。
又让我把浡泥国的位置、海上航线、附近港口都画进册子里。
我问他：“你要献给皇帝？”
他点头，又摇头。
“想献，可不能蠢献。”
这句话听着怪。
我让他解释。
沈老兄说，他家是元末乱世里发起来的。
钱有，船有，人也有。
可在官府面前，没有根。
富商若无靠山，银子越多，脖子越细。
“我若说，这是海外良种，官府先问我怎么出海。”
“海禁在那儿，私通海外，轻的抄家，重的砍头。”
我问：“那你说是祥瑞？”
“更糟。”
他把酒杯往桌上一放。
“我一个没后台的商人献祥瑞，地方官会怎么做？”
“功劳他拿，东西他收。”
“运气不好，还要说我妖言惑众。”
“到时我连喊冤都找不到门。”
“我可不想给别人做嫁衣。”
我问：“那怎么办？”
沈老兄看了看我的黄头发，又看了看我画的海图。
“你想见皇帝，对不对？”
我没有否认。
我不止想见皇帝。
我还想把东方皇帝写进我的书里。
马可·波罗写的是前朝大汗。
我若能写下新朝皇帝，写下大明，写下一个刚夺得天下的君王，那我的书未必会输给他。
沈老兄压低声音。
“那就演一出戏。”
我问：“什么戏？”
“你，一个落难番人，带着宝物，千里迢迢来献宝。”
“你要见大明皇帝。”
“旁人问你东西从哪来，你便说海外。”
“问你懂不懂航海，你就拿海图。”
“问稻穗，你就说粮种。”
我问：“那你呢？”
“我不出头。”
沈老兄敲了敲桌子。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路人。”
“需要翻译的时候，我就是碰巧懂番话的商人。”
“这事成了，功劳先让官府拿。”
“官府拿得越稳，咱们才越安全。”
我答应了。
于是，沈老兄带着我从海上前往大明。
路上，沈老兄开始教我大明官话。
特别是这几个词。
皇帝。
京城。
海图。
粮种。
大船。
这几个词，我必须会说。
别的可以乱，比画也行。
只要把这几个词喊出来，就会有人听见。
我跟着沈老兄来到了大明。
实际上是偷渡，很不体面。
夜里靠岸，船不敢点灯，橹声压得很低。
沈老兄让人先下去探路，半晌后才冲我招手。
“下船，别摔。”
“摔了也别喊。”
我一不小心踩进泥里，半只靴子差点丢了。
岸边有芦苇，有虫鸣，还有远处村落里几盏灯。
那一刻，我才算真踏上东方。
我跟着沈老兄回他的山西老家。
这一路，在沈老兄的讲解下，我才真看清大明。
先前在浡泥国，海边热闹，港口也有钱，可热闹只在码头。
离了港，村子散在林子里。
雨一来，路就烂。
牛车陷进去，三个人推半天。
我的家乡更不必说。
城镇之间隔着荒地。
冬天一到，酒馆里能听见人为了半块黑面包打架。
大明不一样。
沈老兄说这里刚打完仗没几年，照理说该满地破败。
可我沿路看见的，是有人修堤，有人挖渠，有人在田里扶秧。
驿道上车马来往。
挑担的，赶牛的，背着包袱投亲的，一拨接一拨。
路边茶棚卖热水。
摊上有饼，有豆子，还有叫做醋和酱油的调味品。
后来我又见到县城。
城门口有兵，有牌子，有收税的吏员。
商人排队进城，货物要登记。
车上几袋米，几匹布，几坛油，都有人记。
麻烦归麻烦，可规矩摆在那里。
给多少，写多少。
比起海上那些张口就说“港主今日心情不好，所以加税”的地方，这已经算讲道理。
我问沈老兄：“你们这里，人人都听官府的？”
沈老兄瞥了我一眼。
“不听也行，脑袋硬就成。”
我没再问。
大明的官府，在我眼里很奇怪。
村里有里长。
城里有衙门。
路上有驿站。
粮仓外有人看守。
百姓骂官，也怕官。
官吏贪财，也怕上头查。
这一点，我在很多地方没见过。
我去过的许多地方，穷人怕富人，富人怕刀子，刀子怕贵人。
到了大明，贵人也怕一纸文书。
沈老兄说：“你别看现在还乱。”
“洪武皇帝是苦出身，最恨
“谁敢把百姓逼急了，奏上去，轻则丢官，重则全家倒霉。”
我记下了。
这话能写进我的书里。
当然，大明也不是遍地黄金。
马可·波罗那本书，把东方写得太会哄人了。
宫殿屋顶铺金瓦？
我走了这么久，见到最多的是茅草、瓦片和漏雨的破庙。
百姓拿香料烧火？
他们烧柴，烧秸秆，穷些的人连干草都舍不得浪费。
可就算没有金瓦，没有香料灶，大明仍让我吃惊。
这里的热闹不在传说里。
在锅灶边。
在田埂上。
在集市的吆喝里。
一个卖针线的妇人，能算清三种铜钱的差价。
一个赶驴的老汉，能讲出今年哪处渠修得好。
连茶棚里跑腿的小孩，都敢跟客人讨价还价。
我差点死在海上，也饿过许多天。
所以我喜欢看这种场面。
人多。
声杂。
锅里有热气。
摊上有买卖。
这种地方，能让人愿意多走几步。
沈老兄回到家，和家里人商量了我们的计划。
他家不小。
前院开着饭馆，后院住人。
沈家人围着我看了许久。
他的兄长先开口：“这事要是成了，沈家能翻身。”
“要是败了，全家一起去见阎王。”
沈老兄说：“不赌，咱们也快被海禁压死了。”
“不是说要开海禁了吗？”
“最多开放一部分，你们觉得，朝廷没人，这好事轮得到我们家吗？”
沈家有船，有货，有熟路。
可这些东西在大明官府眼里，都能变成罪证。
海上挣来的银子，花着烫手。
想走明路，就得找一块能让官府点头的牌子。
我，就是那块牌子。
一个番人抱着海外粮种和海图来求见皇帝，比一个私下出海的商人回来说“臣有大功”安全得多。
沈老兄的嫂嫂盯着我看了半天，问他：“这番人靠得住？”
沈老兄指了指我怀里的木匣。
“他比咱们还想见皇帝。”
我听懂了半句，便点头。
点完才想起来，大明人点头太容易被当成认账。
于是我又补了一句：“皇帝。书。大明。”
屋里有人笑出了声。
沈老兄扶额。
“行了，少说两句。”
“你这几句官话，听得我都替皇帝犯愁。”
为了把戏做足，我后面几日没洗澡，也不梳头。
胡子任它乱长。
衣裳换成旧的。
靴子故意磨破一只。
饭也不能多吃，每顿只有半碗粥，两块硬饼。
第一天我还能忍。
第二天，我看见灶上蒸肉包子，差点向大明灶神投降。
沈老兄把包子端走。
“忍住。”
“你现在是落难番人，不是来我家做客的贵客。”
我说：“落难番人也会饿。”
他回我：“饿得真，演得才真。”
这句话我后来记在了册子边上。
大明商人不光会算账，还会折磨朋友。
原本，沈家人还在犹豫。
直到第三日，前院饭馆来了几名赶路的官差。
那几人闲聊时，说奉皇命传旨，山西一位杨大人要回京任大官。
饭馆伙计耳朵尖，把话听全了。
等人一走，沈老兄的兄长回到后院，只说了四个字：“机会到了。”
这位杨大人名声不小。
沈家在山西做买卖，听过他的事。
此人手狠，爱功名，办事不讲情面。
坏处是难糊弄。
好处是胃口大。
沈老兄说：“普通地方官见了你，可能会抢匣子。”
“杨宪不会。”
“他要抢，就抢最大的功劳。”
他的兄长点了点头。
“那就不能把你送到衙门门口。”
“得让百姓先看见，让他想压也压不住。”
我听完，后背发紧。
沈家人把一场献宝，安排得跟走私账本一样细。
谁去街上散话。
谁在东市盯梢。
谁装作路人起哄。
连我该吃几张饼，他们都商量过。
不过，那天进了城镇，我闻见烤饼香气，肚子先替脑子做了决定。
我吃了八张。
摸遍全身，没钱。
老汉拽住我，骂得很凶。
我听不懂，只能抱紧木匣，喊：“皇帝！大明皇帝！”
这下好了。
半条街的人都围了过来。
有人摸我的头发。
有人要抢我的匣子。
还有孩子在旁边学我说话。
“皇帝！皇帝！”
我气得想骂人，偏偏只会那几个词。
最后只能把木匣抱得更紧，心里把沈老兄骂了二十遍。
他说会有人听见。
没说会先被当猴看。
好在那位杨大人真的来了。
那位杨大人看我的木匣时，我便看出，戏开场了。
他是个聪明官。
聪明官比蠢官难对付，也比蠢官好利用。
蠢官只看眼前一点油水。
聪明官会看更大的功劳。
只要他觉得把我送到京城对他有利，他就不会让人抢我的匣子，更不会让我死在路上。
他没有夺匣。
他给我饭吃，给我衣裳，还让人把欠饼的钱记在他账上。
见到计划顺利，我终于松了半口气。
另一半，还得等见到大明皇帝再说。
沈老兄也被杨大人招为翻译。
他没有靠近。
我也没有出声。
这是我们约好的。
戏唱起来以后，他就是路人，是看客，是第一次见到我的大明商人。
我坐在马车里，摸了摸木匣。
匣子里有晒干的稻穗，有海图，有一块我从故乡捡来的水泥，还有一片透明玻璃。
后两样是凑数的。
前两样才是真正的钥匙。
杨大人想捡到功劳。
沈老兄想为他的家族找到后台。
而我，想见一位皇帝。
想看看这片东方土地的新主人，到底是不是能写进书里的人。
这趟去京城，看来不会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