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天边刚露出鱼肚白，柳如烟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外婆忙碌的身影。

    记忆里的外婆，仿佛永远裹着好几层衣裳，像个小粽子似的，那是岁月和寒冷给她披上的外衣。

    后院里，总是养着三四头憨态可掬的猪，它们是外婆的宝贝”，也是家里辛劳的见证。

    天不亮，外婆就背着那个磨得发亮的背篓，悄无声息地出门了。

    去哪儿？去不远处的那片地里，去捡拾那些被遗落的野菜，带回家，那是猪儿们的第一顿早餐。

    等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别人家开始准备晚饭时，外婆又背着背篓，往农贸市场去。

    不是去买菜，而是去捡别人丢弃的烂菜叶，这是猪儿们的第二顿加餐”。

    捡回来，仔细洗净，煮一大锅香喷喷的猪食，看着猪们吃得欢实，外婆的眉头才舒展开来。

    外婆也捡破烂，但瓶子总是捡得很少，不是她不想捡，是那时候瓶子稀罕，还没现在这么多，而且人多手杂，她抢不过那些手脚快的。

    她常说：还是捡烂菜叶实在，省心，还能喂饱家里的‘宝贝’。”她宁愿弯腰在泥地里搜寻，也不愿在抢夺中费那心思。

    外婆养猪，从没想过要拿去卖钱。

    她的五个子女，都已各自成家，生活不算富裕，但也算安稳。

    每到年节，外婆就会把养了一年的猪杀了，仔细分割，给每个子女家都留下一大块沉甸甸的肉。

    这肉，不仅仅是一份食物，更是一份心意，一份减轻子女负担的心意。

    在那个每家每户都算计着过日子的年代，能分到一块自家养的猪肉，是多么珍贵的事。

    孩子们拿到肉，小心翼翼地藏好。

    有的晒成腊肉，挂在屋檐下，红彤彤的，是日子里的光亮；有的切成块，裹上面粉下锅炸，炸成金黄酥脆的油炸肉，馋得孩子们直流口水；肥肉则炼成油，装在瓶子里，一点一点地用，炒菜时，只需蹭上点油星子，菜就有了灵魂，香气四溢，足够一家人吃上好几天。

    柳如烟也和外婆要过钱。

    那时候，她或许想买块糖，或许想买本小人书，总会鼓起勇气去问外婆。

    外婆的钱，总是藏得很仔细，就在她身上第二层或者第三层的上衣口袋里。

    口袋口都用别针别着，防止钱掉出来。

    钱外面先套着一层塑料袋，防止汗水浸湿，里面再用一块布包着。

    打开布，里面是些零碎的纸币，大多是1毛、2毛、5毛，还有1块、2块、5块的。

    10块钱的纸币很少见，外婆难得掏出一次，就足够让她小心翼翼地数半天。

    外婆偶尔也会说起银行里的存款，但那数字也总是在几百块钱之间波动，从未超过一千。

    在她那个朴素的金钱世界里，一千元似乎就是个天花板，一辈子的积蓄，似乎到了这个数，就感觉够用了，至于一千以上是多少，外婆可能真的没概念。

    一头猪，辛辛苦苦养一年，卖掉顶天了也就值个一百来块、两百块的样子。

    所以，等外婆终于有能力养猪时，她便格外珍惜。

    不辞辛劳，起早贪黑，只为了年节时能分给五个子女各一份。

    那份沉甸甸的肉，承载着外婆对子女深深的爱，也承载着那个年代里，一个普通女人用双手撑起一个家的坚韧与温暖。

    这份记忆，如同烙印，深深地刻在了柳如烟的心里，每每想起，眼角总会有些湿润。

    柳如烟从小和外婆一起养猪，日子简单，衣服也总是灰扑扑的。

    放学路上，她常会从农贸市场经过，捡些人家不要的烂菜叶。

    上六年级时，在外婆捡来的破烂里，她发现了个银灰色的猫形金属戒指，上面浮雕的猫头好像在看着她。

    柳如烟挺喜欢小猫，这戒指正合她心意。她觉得这戒指有点特别，但怎么看，那浮雕刻的都像只猫头，别的可能性她压根没想过。

    她把戒指拿给外婆看，问：“外婆，这是您今天捡的猫头戒指吗？”

    外婆先说了句：“猫头戒指？”

    接着又像是自言自语：“不对，这应该是虎头才对，十二生肖戒指嘛，一套有十二枚呢。”

    更神奇的事来了。

    柳如烟把戒指给其他人看，几乎都一样：先说“哇，是猫头！”

    然后又马上改口，“不对，仔细看看，应该是虎头。”

    而且，每个人前后说的话都像商量好似的。

    可柳如烟就是觉得是猫，怎么看都不像虎。

    后来，她爸爸拿块吸铁石一吸，戒指还真被吸住了。

    爸爸说：“哦，原来是钢的。”说完，就把戒指还给了柳如烟，让她自己玩去了。

    柳如烟六年级那年的一个清晨，空气中还带着一丝凉意，外婆却永远地离开了。

    医生说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来得那么突然，就像外婆在柳如烟生命里留下的印记，深刻却短暂。

    外婆走后，家里似乎一下子空了许多，只剩下柳如烟和沉默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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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过多久，柳如烟就要上初中了。

    父母做出了一个决定，把她接到隔壁矿山城镇。

    那里离他们打工的地方近，父亲在矿井工作，母亲在一家小餐厅当服务员。

    城镇的街道比乡下热闹，车水马龙，但柳如烟的心里却总有一块地方是空落落的。

    初一的时光，本该是充满新奇和友情的，但对柳如烟来说，却像一场灰色的梦。

    她隐约感觉到家里气氛不对，父母总是争吵，然后又冷战。

    母亲在餐厅工作，常遇到一些来吃饭的老板。

    柳如烟不知道那些晚餐桌上低声交谈意味着什么，直到有一天，母亲真的没有回来。

    几天后，她从一个邻居的嘴里得知，母亲跟着一个常来餐厅的老板走了。

    父母本就没有正式领证，只是同居在一起，母亲的离开，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父亲心中积压已久的无名火。

    他开始变得脾气暴躁，常常一个人喝闷酒，有时甚至通宵不归，第二天带着一身酒气又去下矿井。

    有好几次，柳如烟三四天都见不到父亲的人影。就算见到，也常常伴随着被打骂。

    柳如烟的爷爷奶奶住在另一个遥远的省份，她从小就没有见过他们，所以在这个城镇里，她几乎是孤单一人，只有脾气越来越坏的父亲。

    父亲的工作是在矿井下，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工人们挖光一处矿脉后，就要寻找新的矿源，这意味着要挖掘新的通道，用木材小心地架设、支撑，确保通道的稳定。

    如果长时间没有发现矿脉，他们就会使用热成像设备探矿，或者改变挖掘方向。

    一旦挖到矿，就要评估矿量：小股的直接挖出来用人力背到主道上，再用矿车运出去；中股的就要铺设轨道让小矿车通行，挖到哪里铺到哪里；如果是大股的矿脉，则要扩大通道，并用钢筋水泥进行长期加固，为大矿车铺轨道。

    矿井下的工作充满了危险。

    通道的架设再小心，也难以完全避免风险，尤其是在小地震或者下雨之后，塌方的可能性更大。

    一旦发生塌方，人就可能被埋在通道里。

    矿区人口密集，有十多万矿工同时在井下作业，这无疑增加了被埋的概率，所以塌方事故时有发生。

    每个矿工都有自己的生存经验，矿区领队也制定了面对塌方的应急预案。

    塌方发生时，生死往往只在瞬息之间，往哪里跑，哪里支撑得更牢固，逃到哪里才最安全，大家心里都清楚。

    进出矿井管理严格，有考勤表，进出都要签字，每个人在哪个区段工作都有记录。

    如果塌方发生，除非是巨石直接砸中身体，通常是被堵在某个通道里。

    只要氧气不断，就有三天的抢救时间。

    被埋四到六小时后，领导就会组织人手进行抢救。

    矿工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情谊，当得知工友被埋，大家会不顾一切地拼命挖掘，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是自己。

    正是这种守望相助，让生还率得以提高，尽管被埋是常事，但死亡案例相对较少，毕竟基数太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死亡风险。

    当矿区领导找上门来，柳如烟的心猛地一沉，那一刻，终于还是降临到了自己头上——她的父亲，被埋在了矿难里。

    运气似乎总和她作对，一次事故，就被埋了四个人。

    等挖出父亲时，另外三个工友虽然也受了伤昏迷，但总算被送去医院抢救回来了。

    可她的父亲……没能回来，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她，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消息瞬间刺穿了她的身体。

    起初，柳如烟只是愣愣地站着，大脑一片空白，仿佛时间都凝固了。

    几分钟之后，眼泪才像决堤的洪水般涌了出来。

    她哭啊，哭得撕心裂肺，仿佛要把整个世界都哭塌。这一哭，就是整整一天一夜。

    她知道，父亲生前对自己并不好，不是拳脚相加，就是恶语相向。

    可现在想来，那些疼痛的打骂，那些难听的话语，都成了再也抓不住的回忆。

    至少，那时身边还有个人，一个让她又恨又怕，却又不得不依赖的存在。

    如今，他真的走了，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再也没有人会对她大吼大叫，再也没有人会骂她，连一个可以生气、可以反驳的对象都没有了。

    那种空荡荡的孤寂感，像藤蔓一样紧紧缠绕着她。

    家里，只剩下13岁的她，一个初一的小女孩。

    父亲走了，矿区的领导倒也还算“负责”，安排了人手，把父亲的后事料理得七七八八。

    父亲住的那间简陋的职工房，领导也承诺，会让她住下去，直到她长大成人，结婚有了自己的家。

    至于那场事故，矿区里倒是波澜不惊。

    似乎每几个月都有这样的事故发生，惩罚、扣钱，成了大家习以为常的“例行操作”。

    矿区领导带着柳如烟去办了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在她银行卡里面转了2万6千元钱，说是“安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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