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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五日，宜宾。

    钱伯通站在张阳的办公桌前，把手里的汇票轻轻放在桌上。

    深蓝色的汇票上印着花旗银行的标志，阿拉伯数字后面跟着一连串的零，多得让人眼花缭乱。

    “东家，一千万大洋。按今天的汇率，折合美金约三百三十万。已经全部汇到贺主任指定的那个瑞士银行账户了。”

    张阳拿起汇票，指尖从那一串零上划过，纸张在灯下泛着淡蓝色的光。他把汇票放下，点了点头。

    “好。伯通，辛苦你了。”

    钱伯通没有走。他站在那里，推了推金丝眼镜，嘴唇动了几下，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张阳看着他：

    “还有事？”

    钱伯通道：

    “东家，说实话，我始终还是觉得不太踏实。一千万大洋，不是小数目。贺主任那边，连个正式合同都没有，只有他口头上的几句话。万一出了岔子……”

    张阳心里一紧，忙摆摆手：

    “不会的。贺国光这个人，贪是贪了点，可办事还是有分寸的。这批炮是他帮我谈的，货到了上海，钱付了就能提。他不会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

    钱伯通还想说什么，张阳已经低下了头，开始看桌上的文件。钱伯通叹了口气，转身走了出去。

    门关上了。

    张阳抬起头，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

    他闭上眼睛，脑子里浮现出贺国光的脸。那张脸总是带着笑，眼睛里总是闪着精明的光。这个人，信得过吗？

    他只能赌。赌贺国光还没坏到那个地步。

    七月十六日，宜宾。

    张阳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捏着一份电报。电报是贺国光从南京发来的，只有一行字：

    “货已在上海港，待办理海关手续，请稍候。”

    他已经看了三遍，每一个字都认得，可连在一起就不像是真的。货已在上海港，待办理海关手续，请稍候。

    他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几个字：

    “贺主任，何时能发货？急需。”

    然后他把那行字译成密码，交给通讯参谋发了出去。电报机的嘀嗒声在走廊里回荡，一下一下，像心跳。

    七月十七日，宜宾。

    贺国光的第二封电报来了：

    “海关手续繁琐，请再稍候。勿急。”

    张阳看完电报，他真把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里。

    勿急？他怎么能不急？日本人每天都在增兵。他的部队整编好了，训练好了，装备好了，就等着这批炮呢。可炮怎么还在上海港？怎么还在等什么海关手续？

    他抓起笔又写了一封电报：

    “贺主任，能否先发一部分？哪怕先发六门也好。”发出去。等了三天，没有回音。

    七月十八日，宜宾。

    第三封电报发出去了，没有回音。

    第四封发出去了，还是没有回音。

    一封接一封，像石头扔进了大海，连个水花都看不见。

    张阳站在通讯室的门口，看着那个电报员一遍一遍地呼叫南京的呼号。

    嘀嗒，嘀嗒，嘀嗒。对方始终没有回应。

    他转身走回办公室，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他没有开灯，就坐在黑暗里。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贺国光怎么了？是出了什么事，还是根本就不想回？

    七月二十一日，宜宾。

    张阳把陈小果叫到办公室，关上门。

    “小果，我要去一趟南京。”

    陈小果愣了一下：

    “军座，你现在去南京干什么？整编的事不是都定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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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阳沉默了片刻：

    “贺国光那边好像出问题了。我买的那批炮，钱都付过去了，可货迟迟没到。电报也不回了。”

    陈小果的脸色变了：

    “军座，他会不会是骗了咱们？一千多万大洋，不是小数目。他要是卷款跑了……”

    张阳心里憋得慌，但他还是摇摇头：

    “不会的。贺国光是中央的人，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跑了，行营参谋团还在，他的官邸还在，他的家眷还在。他跑不了。肯定是出了什么事，他可能不好跟我说。我得亲自去一趟，当面问清楚。”

    陈小果道：

    “军座，那我陪您去。”

    张阳摇头：

    “不用。你留在宜宾，盯着部队。我带着小陈他们去就够了。”

    七月二十二日，宜宾码头。

    张阳站在码头上，手里提着一只皮箱。小陈和十几个随从跟在后面，都提着皮箱，他们装扮成客商的模样，以防有心人打他们的主意。

    江风吹过来，带着水腥气和柴油味。一艘挂着英国旗的客轮正缓缓靠岸，甲板上站满了人，难民、商人、军人，什么身份的都有。

    小陈低声问：

    “军座，咱们到了南京去哪儿？”

    张阳道：“先找饭店住下来。然后去找贺国光。”

    十几人上了船。轮船缓缓离岸，宜宾城在视线里越来越小。工厂的烟囱变成了一根根细线，学校的钟声听不见了，街道上的嘈杂声也远了。张阳站在船舷边，望着那片渐渐模糊的土地，久久没有动。

    八月七日，南京。

    下关码头上人山人海。人们扛着铺盖卷，提着包袱，拖儿带女地挤在码头上。

    警察拿着警棍在维持秩序，喊得嗓子都哑了。

    张阳提着皮箱走下跳板，小陈和随从们护着他，怕他被冲散。

    他们挤出了码头，叫了十多辆黄包车。

    “中央饭店。”

    车夫们拉着车，在人群里钻来钻去。

    张阳坐在车上，看着这座南京城。城里的气氛比宜宾紧张得多，街上到处是标语，“抗日救国”、“保卫南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红纸黑字贴在墙上柱子上电线杆上，到处都是。

    士兵们一队一队地走过，扛着枪，背着背包，脸上的表情很严肃。

    学生们在街头演讲，举着旗子，喊着口号。

    商人们在店门口挂出了“本店爱国不卖日货”的牌子。

    中央饭店的大堂里挤满了人。有穿军装的，有穿中山装的，有穿西装的，有穿长衫的。张阳走到前台，掏出证件。服务员看了一眼，脸色立刻恭敬起来。

    “张先生，您的房间在三楼，朝南，窗户对着大街。”

    张阳拿了钥匙，上楼。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柜。窗户开着，街上的嘈杂声从外面涌进来，叫卖声喇叭声口号声混在一起，吵得人头疼。张阳放下皮箱，坐到桌前，拿起电话。

    “请接行营参谋团。”

    电话那头响了几声，有人接起来：

    “喂，哪里？”

    张阳道：

    “我是二十三军军长张阳。请找贺国光主任。”

    对方沉默了片刻：

    “贺主任不在。出去了。”

    张阳问：

    “去哪儿了？”

    对方道：

    “不清楚。您留个电话吧，贺主任回来了我让他给您回。”

    张阳报了中央饭店的电话号码，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