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四年的四月，本该是草长莺飞、万物滋荣的时节，笼罩在中原与河北上空的，却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凝滞与隐隐的焦灼。持续了近一年的曹袁大战，在经历淮南大战、汝南拉锯、青州易手、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波折后，袁耀和曹操仿佛两头伤痕累累的巨兽，终于力竭。
他们各自退开喘息，开始在漫长的战线上形成了僵持。
大规模、决定性的会战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了。徐朗胜捷军对彭城的攻势在取得几次外围突破后，因后勤线拉长和夏侯惇的顽强龟缩而暂缓。淮军转为巩固占领的县城，挖掘壕垒，开始与彭城守军大眼瞪小眼。
汝南前线，曹操亲率八万大军南下，本欲与雷勇的江东镇决战，收复平舆。但雷勇似乎谨慎的要命，他看到曹军主力前来，便在安城坚守。淮军深沟高垒，雷勇摆明了要继续与曹操打消耗战。
曹操十分头疼，用了几次计谋雷勇都不上当。这家伙仿佛铁了心，就像死也要死在安城一样。
随后曹操试探性进攻了几次，但在淮军严密的弩炮阵列和新型防御工事前碰了壁。曹军士卒新败之余，士气不振，强攻损失巨大。而身后，许都传来的河北流言、经济窘迫、以及更西面令人不安的消息接踵而至，像无形的绳索捆住了曹操的手脚。
最终，曹操也只能在平舆布下重兵，随后率主力返回许都。汝南的战争也从疾风暴雨变成了沉闷的堑壕对耗。
寿春，澄淮殿。
袁耀正喝着胡宁儿自酿的果酒，坐在大殿上看着各处的最新战报。虽然各处依然艰难，但已经比去年好了很多。
如果说去年是淮南对曹操是战略防御阶段，那么双方现在便是到了战略僵持阶段。能不能挺到战略反攻，就要看淮南的经济韧性以及曹操治下的情况是否能够继续恶化上了。
快一年的战争，几乎打空了淮南积攒数年的府库。粮票战争固然从外部汲取了大量物资，但战争本身就是一个吞噬一切的无底洞。数十万大军的粮饷、抚恤、赏赐，打造、维修军械的耗费，维持庞大水师和运输船队的开销，支持青州、辽东的初期投入......零零总总，让财政司司长陈群的头发都白了不少。
尽管有战争债券的补充，但这只是将未来的收益提前支取，而非点石成金。
“士卒疲惫，粮械转运已近极限。新募之兵训练未足仓促投入北线，恐难当大任，反损精锐之名！” 五军司司长江轩的总结冷静而客观。
淮南军的主力，在历经苦战后确实需要时间休整补员，恢复战斗力。新组建的部队需要磨合，更重要的是支撑大军持续北进，深入曹操控制的核心区域，所需要的后勤压力是现在的淮南难以承受的。
袁耀纵然有超越时代的眼光，也深知“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道理。想要一口气吞下曹操，绝对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现在的想法是，消化已得的青州彻底打通辽东通道，巩固江淮稳住荆州，建立新的水军南下采购粮食，这才是当前要务。
然而，老天爷似乎觉得这乱世的苦难还不够，决心给这场角逐天下的棋局，再增添几分残酷的变数。
首先发难的，是北方持续蔓延的旱魃。
自正月以来，河南、河北大部，兖州、豫州、司隶，乃至关中部分地区，雨水稀少得可怜。天空总是蒙着一层灰黄的尘霾，太阳毒辣地炙烤着干裂的大地。许多河流水位骤降，露出龟裂的河床。
农夫们眼巴巴地看着天，盼着云彩，最终只能绝望地看着刚播种下去的粟、麦幼苗，在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中一点点蔫黄、枯死。各地官府组织了有限的抗旱，开掘浅井，疏浚残存的水渠，但面对如此大范围的旱情，无异于杯水车薪。
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扭转，到了今秋，中原大地必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一些地方春种失败，田野失去了绿色，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死寂的枯黄。热风卷起尘土，打在行人皲裂的脸上，也打在每一个统治者心头。
曹操面临的困难，远甚于袁耀。军事上的挫败动摇了他的绝对权威，经济上的崩溃抽空了民间元气，而这场大旱，则是压向这个摇摇欲坠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更让他焦头烂额的是西线的烽火。
西凉，马腾韩遂，在沉寂观望许久后，终于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许都经济崩溃、曹操淮南大败、河北不稳、天下大旱......
马腾不再满足于割据一方，他高调拿出了那份流传已久的“衣带诏”（或其仿制品），宣称奉天子密诏，讨伐“国贼曹操，匡扶汉室”！西凉铁骑开始向东移动，兵锋直指关中。
镇守关中的钟繇压力陡增，紧急求援的文书雪片般飞向许都。
几乎与此同时，南面的荆州，刘备消化了襄阳之后，也露出了锋利的獠牙。他与益州牧刘璋达成秘密协议，以“助讨张鲁，打通汉室通道”为名，联手向汉中发起进攻。
汉中张鲁的五斗米道政权，在诸葛亮之谋，以及刘璋从西面施加的压力下，节节败退。求救的使者哭倒在曹操面前，言称若无援军汉中最多支撑半年，必为刘备所并。若汉中落入刘备之手，则刘备北可威胁关中，东可觊觎南阳，将真正成为心腹大患。
东线（淮南）、中线（汝南）、西线（关中）、西南线（汉中）、内部（经济崩溃、大旱、河北不稳）......
曹操仿佛突然陷入了一个全方位的包围网，处处冒烟，捉襟见肘。
他不得不承认，短时间内，他已无力对淮南发动战略性的反击。当务之急，是稳住自己的基本盘。曹操派兵加强潼关防御，抽调部分中原兵力西援，震慑马腾。
命令曹仁在河北务必稳住邺城，对渤海叛乱采取守势，先安抚其他河北大族，避免全面崩盘。曹操自己则坐镇许都，一边调集最后一点储备，试图平抑疯狂上涨的粮价，稳定濒临崩溃的市场信心，一边亲自督促各地抗旱，尽管他知道这可能是徒劳。
此时的曹操像一个陷入流沙的巨人，每一个挣扎都可能让自己陷得更深。
然而，讽刺的是，就在曹操被内忧外患逼得喘不过气时，淮南的袁耀也不轻松。
老天爷的“公平”在这一刻显得如此冷酷。它给了淮南政权制度、经济和组织上的优势，给了曹操一次天灾，却也给了淮南一场同样严峻的自然考验。
只不过考验淮南的，不是旱灾，而是水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