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自己躺在地上。

    这感觉很怪——我知道那是我的身体，侧卧，蜷缩，左手压在身下，姿势像睡着。被子踢到一半，露出光裸的小腿。嘴唇张着，能看见发灰的舌尖。

    李健站在床边。

    他在摇我，喊我的名字。他的脸凑得很近，嘴一张一合，声音却很远，像隔着一层玻璃。我看见他掏出手机，手指在屏幕上划了好几下——是在发抖——然后他把手机贴在耳边，说着什么。

    我听不见。

    房间里进来人了。不止一个，好几个。有人把我抬上担架，有人在我胸口按压，一下，两下，三下。有女人的尖叫，有男人的呵斥，有拖鞋踩在走廊瓷砖上的啪嗒声。

    我被推上救护车。

    车顶很白，灯很亮。有个年轻医生跪在我身边，撕开我胸口的衣服，电极贴上去，冰凉的。他盯着监护仪，眉头越皱越紧，然后他开始按压，频率很快，每次压下去我的肋骨就咯吱响一声。

    “室颤！”

    “充电！清场！”

    我飘在半空，看着自己的身体像一条脱水的鱼，随着电流跃起又落下。

    “还是室颤！”

    “再来一次！”

    我不知道他们重复了多少次。

    后来医生停了。他低头看表，然后抬头，对角落里一个看不清脸的人摇了摇头。那人摘下口罩，开始收拾仪器。

    我被推到一个房间。

    很安静。有人把我身上的电极片撕掉，有人把我的眼睛合上。床单是白色的，墙壁也是白色的，灯光不太亮，照出空气里漂浮的微尘。

    我想：原来这就是死。

    没有传说中的隧道和光，没有走马灯，没有来迎接的亲人。只是安静，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隔壁房间护士在打电话：“……对，二十八岁，男，心源性猝死，嗯，年前最后一个了。”

    她在说“最后一个”的时候，语气是轻松的。

    凌晨三点。

    李健在走廊打电话。他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能听见。

    “……阿姨，我是他同事……陈默他，今天晚上……”

    停顿。

    “……您别急，您先别急……”

    更长的停顿。

    “……他喝酒了，年会，公司让喝的……不是，不是意外，是……”

    他捂住脸，肩膀颤抖。

    电话那头传来极尖锐的一声哭喊，像刀子划破玻璃。我听不清喊的是什么，但那声音穿过几百公里，穿过电话线，穿过走廊的墙壁，直直扎进我胸腔里那个已经不跳动的位置。

    我妈在哭。

    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见她这样哭。小时候父亲走，她没这样哭；我南下打工，送我到火车站，她没这样哭；她说“妈都好”的时候，没这样哭。

    现在她在哭。

    我想伸手，手指穿过空气，什么都没碰到。

    凌晨五点。

    周经理来了。他在走廊里跟李健说了几句话，我没听清内容，只看见他表情严肃，频频点头，然后掏出手机打电话。

    “……是，劳务派遣的……对，年会……喝了多少？也没多少吧，大家都喝了……”

    他挂电话，转向李健：“公司会处理的，你先回去休息。”

    李健没动。

    周经理又说了一遍。

    李健突然开口：“他要回家。”

    “什么？”

    “他妈妈在老家，得让他回家。”

    周经理愣了两秒，点头：“那是自然，公司会安排的。”

    李健转身走了。他走得很慢，背影微微佝偻，像一夜间老了十岁。

    上午九点。

    来了很多人。有警察，有公司的人，还有几个穿西装我不认识。他们站在走廊说话，声音时高时低。我听见“酒精”“过量”“家属”“赔偿”这些词，串在一起，像一串冰冷的钥匙。

    “劳务派遣”这个词反复出现。

    “……不是正式员工，是第三方劳务……”

    “……责任认定比较复杂……”

    “……年会是自愿参加的……”

    “……没有强制劝酒……”

    最后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有人点头，有人记录。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签字的白纸上，纸很白，字很黑。

    我站在他们中间，像一粒看不见的灰尘。

    中午。

    我被送到另一个地方。

    金属抽屉，冷，暗。有人在我脸上盖了一张白布，布很薄，透过纤维能看见天花板模糊的轮廓。

    抽屉被推进去。

    门关上。

    黑暗。

    很长很长的黑暗。没有声音，没有光，没有时间。我不知道自己还在不在，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只有意识悬着，像风里的一根蛛丝。

    然后我听见歌声。

    是手机铃声，《朋友的酒》。有人接起来，压低声音：“喂，张总……对，还在处理……家属下午到……”

    张总。

    我记起那张脸，黑发，牙龈，举着酒杯的手。他说“小伙子第一次参加年会”，他说“满上满上”，他说“不给面子”。

    他应该还在酒桌上。

    也许正坐在某个包间，推杯换盏，笑声朗朗。有人敬他酒，他摆摆手说昨天喝多了，今天少来点。但还是喝了，杯沿压得很低，酒液滑进喉咙，砸吧一下嘴，夹一筷子菜。

    他会记得我吗？

    也许明年年会，敬酒的时候，他会说：“去年有个劳务工，喝倒了，可惜了。”

    然后有人接话：“那是他自己不能喝。”

    “是啊，自己不能喝还硬撑。”

    “来，张总，再敬您一杯。”

    清脆的碰杯声。

    我也曾经是那声音里的一粒。

    下午四点半。

    我妈到了。

    她被人扶着，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她头发白了很多——我明明记得上次回家还是花白，现在几乎全白了，在走廊惨白的灯光下像落了霜。

    有人揭开我脸上的白布。

    她低头看我。

    没有尖叫，没有哭喊。她只是站着，低着头，看了很久很久。久到旁边的人开始不安，互相交换眼神。然后她抬起手，很慢很慢，像怕惊动什么，轻轻碰了一下我的脸。

    她的手很凉。

    “小默，”她说，“妈来了。”

    她的声音很轻，像怕吵醒我。

    “妈带你回家。”

    她开始整理我的衣服。上衣扣子扣错了位，是抢救时扯开的，她一粒一粒解开，重新扣好。裤子膝盖有灰，她用手掌一下一下拍干净。袜子少了一只，她找遍整个房间没找到，最后把自己的袜子脱下来，套在我脚上。

    大红色，本命年穿的，她织的。

    她一直说，本命年要穿红袜子，辟邪，保平安。我说我都多大了还穿这个，她说不论多大，在妈眼里都是孩子。

    现在她给我穿上红袜子，蹲在地上系鞋带。

    旁边有人想扶她，她轻轻推开。

    “我自己来。”

    她声音平稳。

    然后她站起来，看着我的脸，嘴角动了动。我以为她要哭，她没有。她只是把白布又盖回去，盖到下巴，盖到胸口，盖到看不见那件扣错又扣对的衬衫。

    “走吧，”她说，“咱回家。”

    她被扶着往外走。走到门口，她突然停下来，回头。

    不是回头看我——是回头看着这满屋子的人，这些她一个都不认识的人。她的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慢慢划过，像在辨认什么。

    没人敢和她对视。

    她收回目光，转身，走进走廊尽头的阳光里。

    那阳光很白，很亮，她灰白的头发在光里像一蓬细细的雪。

    ———

    腊月廿七，我的遗体被送回山东。

    村里人都来了。他们站在路边，沉默地看着灵车开过，扬起一路黄土。有人小声议论：“老陈家那个小子，才二十八……”

    “怎么走的？”

    “听说是喝酒……”

    “唉。”

    叹一口气，散去。

    我妈坐在堂屋，面前摆着我的遗像。照片是三年前拍的，那时候我刚到苏州，第一次发工资，去照相馆花三十块钱拍了一张证件照寄回家。我穿着那件三十九块包邮的白衬衫，表情有点僵硬，嘴角微微扬起。

    她盯着照片，一动不动。

    隔壁张阿姨来陪她，絮絮叨叨说着节哀顺变的话。她听不见，只是盯着照片。

    天黑下来。

    有人把电灯拉亮，昏黄的光照着她半张脸，另一半埋在阴影里。她终于动了一下，伸手摸了摸镜框。

    “你这孩子，”她说，“让你少喝酒，你不听。”

    声音很轻，像责备，又像自言自语。

    窗外起了风，吹动院里那棵老槐树枯枝，沙沙响。

    她再没说话。

    ———

    腊月三十，除夕。

    村里家家户户贴春联，挂灯笼，鞭炮声断断续续响了一下午。傍晚开始，零星的烟火升上夜空，炸开，落下来，再炸开。

    我妈一个人坐在黑暗里。

    桌上摆着三副碗筷，一盘饺子，几碟菜。她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举起来，对着对面那张空椅子。

    “小默，”她说，“过年了。”

    没有人应。

    她把酒洒在地上。

    酒液渗进水泥地的缝隙，慢慢洇开，颜色变深，然后消失不见。

    窗外烟火正盛。

    有人在我消失的地方，又举起了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