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开了五天，客人不多。

    

    婉容，柳眉也并不着急，她们每天开门，烧水，擦桌子，等客人来。

    

    来的大多是街坊，老头老太太，坐一下午，喝一壶茶，说几句闲话。

    

    婉容给他们续水，听他们说米价涨了，说房租贵了，说谁家的儿子去了前线，几个月没来信了。

    

    她听着，不说话。

    

    柳眉坐在柜台后面剥花生，花生壳堆了一小堆，她把花生仁放在碟子里，端给那些老人。

    

    第六天，来了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件素色旗袍，月白色的，没有花，没有绣，领口别着一枚银质胸针，小小的，梅花形状。

    

    头发挽着，用一根白玉簪子别着。手里提着一把油纸伞，伞收着，当拐杖拄。

    

    她站在门口，往里看了看，目光扫过几张桌子，落在婉容脸上。

    

    婉容正在擦柜台，抬起头，两个人对视了一瞬。那女人笑了，笑容很淡，

    

    “老板娘，有茶吗？”

    

    婉容放下抹布。“有。您坐。”

    

    那女人在靠窗的桌子坐下，把伞靠在桌边。柳眉端了一壶茶过来，放在她面前。

    

    女人端起茶杯，闻了闻，没有喝，又放下了。“龙井。去年的。”

    

    柳眉看着她。“您舌头真灵。今年的还没下来。”

    

    女人笑了。“我喝了一辈子茶，这点分辨还是有的。”她看着婉容，“老板娘，你这茶馆开了几天？”

    

    婉容在她对面坐下。“五天。”

    

    “五天。生意不好做吧？”

    

    婉容给她续了水。“不好做。可还得做。”

    

    女人端起茶杯，这次喝了。她喝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的，像品酒。喝完，把茶杯放下，从袖子里掏出一块手帕，按了按嘴角。

    

    “我叫梅若兰。以前在北平唱戏，唱青衣。”她顿了顿。“日本人来了，戏班子散了。我来上海，想在租界找个活路。可活路不好找。”

    

    婉容看着她。梅若兰三十出头，眼角有细纹，可五官精致，年轻时一定很美。她的手很白，手指细长，指甲修得整整齐齐。手背上有一道疤，不深，可很长，从指根到手腕。

    

    “您手上的疤？”

    

    梅若兰把手翻过来，看了看那道疤。“在北平留下的。日本人让戏班子去唱堂会，我不去。他们砸了戏箱，我拦着，被刀划了一下。”她把袖子往下拉了拉，遮住疤。“不疼了。可忘不了。”

    

    柳眉从柜台后面走出来，在她旁边坐下。“您在上海住哪儿？”

    

    梅若兰看着她。“法租界，一家小旅馆。快住不起了。”她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老板娘，您这茶馆缺人手吗？我什么都能干。端茶倒水，扫地擦桌，都行。”

    

    婉容看着她，看着这双还藏着光的眼睛。“您会唱戏吗？”

    

    梅若兰愣了一下。“会。唱了二十年。”

    

    婉容站起来，走到柜台后面，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一支笔，放在梅若兰面前。“您把会唱的戏写下来。晚上关店了，您唱一段。唱得好，您留下。工钱我照付。”

    

    梅若兰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她拿起笔，写。字很漂亮，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写了满满一张纸，递过去。婉容接过来，看了一遍。上面有《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生死恨》。

    

    “这些都会？”

    

    梅若兰点了点头。“都会。学了二十年，唱了二十年。”

    

    婉容把纸折好，塞进抽屉。“晚上关店，您唱一段。现在，您先坐着，喝茶。”

    

    傍晚，茶馆打烊了。婉容把门关上，把灯点上。柳眉把桌子擦了，椅子摆好。梅若兰站在屋子中间，手里没有东西，空着手。她深吸一口气，开口唱了。

    

    “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

    

    她唱的是《贵妃醉酒》。声音不大，可很亮，像一把刀劈开空气。婉容站在柜台后面，听得入了神。柳眉靠在墙上，闭着眼睛。梅若兰唱完了，收了声，站在屋子中间，等着。

    

    婉容拍手。柳眉也拍手。

    

    “梅姐，您留下。”婉容从抽屉里拿出几块大洋，放在桌上。“这是这个月的工钱。旅馆您别住了，搬到茶馆来。楼上有间空房，不大，可干净。”

    

    梅若兰看着那几块大洋，没有拿。

    

    “老板娘，您不怕我是坏人？”

    

    婉容笑了。“坏人不会唱《贵妃醉酒》。坏人不会在手上留一道疤。”

    

    梅若兰的眼眶红了。她没让眼泪掉下来，把大洋拿起来，攥在手心里。

    

    柳眉拉着她的手，上楼去了。楼梯吱呀吱呀的，脚步声一下一下，轻了，远了。

    

    张宗兴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推开门，看见婉容一个人坐在灯下，手里端着茶杯，没喝。

    

    “今天生意怎么样？”

    

    婉容把茶杯放下。“来了一个人。唱戏的，在北平唱过，日本人来了，戏班子散了。我留她在茶馆帮忙。”

    

    张宗兴在她对面坐下。“信得过？”

    

    婉容看着他。“信得过。她的手上有道疤，是日本人划的。”

    

    张宗兴没有再问。他端起婉容的茶杯，喝了一口。茶凉了，苦的，他咽下去了。

    

    “柳眉呢？”

    

    婉容指了指楼上。“陪梅姐收拾房间。”

    

    张宗兴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月亮很圆，很亮。法租界的夜是亮的，霓虹灯把天映成暗红色。

    

    远处，外滩的方向，那些高楼大厦的灯火依旧亮着。

    

    “宗兴，重庆来的人，查到了吗？”

    

    张宗兴转过身。

    

    “查到了。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

    

    “从重庆来的，从延安来的，从香港来的。都在上海，可谁也不见谁。”

    

    婉容站起来，走到他身边。“他们不见面，怎么谈？”

    

    张宗兴看着窗外。“各有各的顾虑。见了面，谈不拢，反而坏事。不如不见，各自办事。”

    

    婉容靠在他肩上。“宗兴，你说，他们能谈成吗？”

    

    张宗兴伸出手，揽住她的肩膀。

    

    “谈不谈得成，不在他们。在日本人。日本人打狠了，他们就能谈成。日本人松了，他们就各怀心思。”

    

    婉容没有再问。

    

    梅若兰在楼上铺床。被子是新的，棉花很软，枕头是荞麦皮的，睡上去沙沙响。她坐在床边，把这间小屋子看了一遍。墙刷得白白的，窗台上放着一盆文竹，叶子绿得发亮。

    

    桌上放着一盏油灯，灯罩是玻璃的，擦得干干净净。她伸出手，摸了摸那盆文竹。叶子很滑，很凉。

    

    柳眉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梅姐，你一个人来上海，家里人放心吗？”

    

    梅若兰把手收回来。“家里没人了。爹娘死了，丈夫死在前线。没孩子。”

    

    柳眉走进去，在她旁边坐下。“我也是一个人。从杭州来的。”

    

    梅若兰看着她。“你也是唱戏的？”

    

    柳眉摇了摇头。“跳舞的。在大世界跳。”

    

    梅若兰笑了。“跳舞好。跳舞不用开口。”

    

    柳眉也笑了。“可跳舞的时候，得笑着。不管心里多苦，都得笑着。”

    

    梅若兰握住她的手。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一个凉，一个暖。

    

    楼下，张宗兴走了。婉容一个人坐在灯下，手里拿着梅若兰写的那张纸。纸上那些戏名，一个一个看过去。《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生死恨》。她把纸折好，锁进抽屉里。

    

    灯吹灭了，上楼。

    

    楼梯吱呀吱呀的，月光从窗户漏进来，照在楼梯上，白花花的。

    

    远处，更声一下一下，慢得像这座城的心跳。

    

    茶馆关了门，可灯还亮着。楼上那间房的窗户透出一线光，很弱，可在这沉沉的夜里，也够了。

    

    梅若兰坐在窗前，看着月亮。

    

    她想起北平，想起戏班子，想起那些散了的人。她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可她知道，他们和她一样，在这个乱世里，像浮萍一样，飘着。飘到哪儿，算哪儿。

    

    她闭上眼睛。

    

    风吹过来，带着桂花的香气，很淡，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