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谷雨，哈尔滨的春天来得晚，松花江的冰层刚化尽。

    “兴安大厦”十八层的董事长办公室里，气氛像窗外的天气一样，乍暖还寒。长条会议桌两边坐满了人——左边是集团高管，右边是几位从北京、上海请来的专家。墙上挂着两张巨大的图表，一张是《1985-1995年中国GDP增长曲线》，另一张是《1996-2000年宏观经济预测》。

    卓全峰站在图表前，手里拿着激光笔，红点在图表上移动：“各位请看，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百分之九点七，全世界第一。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他顿了顿，环视众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靠规模扩张、靠资源投入的时代结束了。未来，要靠技术、靠管理、靠创新。”

    底下有人点头，有人皱眉。孙小海小声嘀咕：“又是这些虚头巴脑的……”

    “小海哥，这不是虚的。”卓全峰听到了，转过身，“我举个实例子——咱们合作社的山野菜，鲜的卖五毛一斤，做成罐头卖三块，做成冻干产品卖十块，做成保健品卖五十块。同样的东西，加工越深，附加值越高。这就是集约型增长。”

    王老六挠挠头：“可咱不是一直在加工吗？”

    “不够。”卓全峰摇头，“咱们的加工，还是初级的。下一步，要搞深加工，搞生物提取，搞保健食品。这需要技术，需要研发，需要人才。”

    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这是我请省农科院的专家做的规划——投资五百万，建一个‘山珍生物科技研发中心’，专门研究山野菜、中药材的有效成分提取。产品方向：降血糖的刺五加提取物，抗衰老的松茸多糖，增强免疫力的灵芝孢子粉……”

    “五百万？”孙小海倒吸一口凉气，“全峰，这……这也太多了吧？”

    “不多。”卓全峰很坚定，“五年后，这个中心一年就能创造一千万的产值。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正讨论着，秘书小王敲门进来：“卓董，深圳长途，急事。”

    电话是深圳办事处主任栓柱打来的，声音很激动：“卓叔，机会来了！深圳市政府要搞‘国有中小企业改制试点’，有一家电子元件厂，资产两千万，负债一千五百万，准备拍卖！底价五百万！”

    “电子元件厂？”卓全峰心里一动。他记得，前世九十年代末，电子行业大爆发，很多做元件的企业发了大财。

    “对，生产电阻、电容、电路板的。”栓柱说，“设备是八十年代从日本进口的，虽然老了点，但还能用。关键是——厂里有一百多个技术工人，还有出口许可证。”

    “位置呢？”

    “在福田区，现在看偏，但深圳发展快，过几年就是好地段。”

    卓全峰脑子飞快运转。五百万，买一个两千万资产的厂，虽然负债高，但有技术工人，有出口许可，有土地……

    “买！”他当场拍板，“栓柱，你马上联系，我明天飞深圳！”

    挂了电话，会议室里炸了锅。

    “全峰，你疯了？”孙小海第一个反对，“五百万买一个负债一千五百万的破厂？那不是买厂，是买债！”

    “就是。”王老六也急了，“深圳那么远，咱们人生地不熟的，管得了吗？”

    连一向支持他的李明也犹豫了：“卓董，电子行业……咱们不懂啊。”

    卓全峰等大家说完了，才开口：“同志们，我知道大家担心。但你们想想——为什么深圳市政府要卖这个厂？因为国企经营困难。为什么困难？因为机制僵化，管理落后。但这些，正是咱们的优势！”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咱们合作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靠的就是灵活的机制，务实的管理。电子行业，未来十年会大发展。现在入场，正是时候！”

    “可是五百万……”

    “钱的问题，我想办法。”卓全峰很坚决，“这个厂，我一定要买！”

    第二天，他飞深圳。在飞机上，他闭着眼睛，脑子里反复盘算——五百万，集团账上能拿出三百万，还差两百万。贷款？银行不一定给。集资？时间来不及。

    办法只有一个——动用信托里的钱。

    但信托的钱，是给老婆孩子的生活保障，不能轻易动。除非……除非有足够的把握。

    到深圳，直接去电子厂考察。厂区很大，占地五十亩，厂房是八十年代的建筑，有些破旧。设备确实老了，但保养得还可以。最打动他的是那些工人——听说有买家来看厂，工人们自发集合，举着牌子：“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吃饭！”

    厂长姓周，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满脸憔悴：“卓董事长，我们这个厂，最红火的时候，一年出口创汇五百万美元！可现在……唉，机制不行，管理不行，连年亏损。”

    卓全峰看了账目——去年亏损二百万，今年一季度又亏了五十万。工人三个月没发工资了。

    “周厂长，如果我买下这个厂，工人们怎么办？”

    “您……您愿意接收？”周厂长眼睛亮了，“我们厂二百三十七个工人，都是熟练工，很多是建厂时的元老……”

    “全部接收。”卓全峰说，“工资按原标准，一个月内补发拖欠的工资。但我有个条件——打破铁饭碗，能者上，庸者下。”

    “行！行！只要给工人们饭吃，怎么都行！”

    考察完，卓全峰心里有底了。这个厂，值！

    但钱还是问题。晚上，他给胡玲玲打电话。

    “玲玲，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他把情况说了。胡玲玲沉默了很久，才开口：“他爹，信托里的钱，是给孩子们准备的……”

    “我知道。”卓全峰声音低沉，“但这个机会，千载难逢。电子行业，未来十年会大爆发。现在入场，五年后，可能赚十倍、百倍。孩子们的教育、生活，会更有保障。”

    “万一……万一赔了呢？”

    “赔了……”卓全峰顿了顿，“赔了，我打工还债，不会影响你和孩子们的生活。但玲玲，我相信我的判断。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抓住过山货出口，抓住过房地产，都对了。这次，也会对。”

    电话那头，胡玲玲又沉默了。良久，她说：“他爹，我信你。钱，你拿去用。但你要答应我——一定小心，别太冒险。”

    “我答应你。”

    挂了电话，卓全峰眼圈红了。他知道，妻子这是把全家人的未来，都押在他身上了。

    有了钱，谈判顺利。四月二十五日，正式签约。兴安集团以五百万的价格，收购深圳电子元件厂百分之七十的股权，剩余百分之三十由职工持股。

    签约仪式上，卓全峰宣布：“第一，补发所有拖欠工资，三天内到账；第二，更新设备，投资二百万，引进新的生产线；第三，开发新产品，重点向电脑配件、通讯设备配件转型；第四，开拓国际市场，利用现有的出口许可，把产品卖到国外。”

    工人们掌声雷动。很多老工人热泪盈眶——厂子，保住了！

    但困难才刚刚开始。

    五月，卓全峰亲自在深圳蹲了一个月。他发现，问题比他想的严重——设备老化，产品落后，管理混乱，市场萎缩。

    “必须改革。”他对新任厂长（原来的周厂长留任，但卓全峰派了李明去当副厂长，负责管理）说，“第一，精简机构，行政人员减少一半；第二，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第三，建立研发部，开发新产品。”

    改革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有些老工人不适应，闹情绪。

    “我们干了二十年，都是这么干的，凭啥改？”

    “计件工资？那我们年纪大的，手脚慢的，不是吃亏吗？”

    卓全峰召开全厂大会：“工友们，我知道大家有意见。但你们想想——厂子为什么亏损？因为产品卖不出去。为什么卖不出去？因为质量差，价格高，款式老。不改，厂子还得黄，大家还得下岗。改了，可能辛苦点，但厂子活了，大家有饭吃，有钱挣！”

    他拿出一个新样品——一个电路板，比厂里原来生产的薄一半，性能好一倍。“这是台湾的最新款式，咱们研发部正在仿制。做出来了，一个卖五十，利润三十。咱们一个月做一万个，就是三十万利润！大家算算，能发多少奖金？”

    工人们算账了。一个月三十万利润，每人能多拿几百奖金！这比什么都管用。

    改革推行。阵痛是有的，但效果很快显现。六月，新生产线安装完毕；七月，新电路板试制成功；八月，接到第一笔订单——深圳一家电脑公司，订购五千个电路板，单价四十五。

    “成了！”栓柱激动得直搓手。

    但这只是开始。更大的机会来了。

    九月，卓全峰去广州参加“秋交会”。在电子展区，他看到一个摊位围满了人——是深圳一家新成立的公司，叫“华为”，展示的是程控交换机。

    卓全峰挤进去看。工作人员在演示——一台机器，能接几十部电话，还能转接、录音、留言。这在当时，是高科技。

    “这个机器，多少钱？”他问。

    “一套十万。”工作人员说。

    “能看看内部结构吗？”

    “抱歉，技术保密。”

    卓全峰没再问，但心里记住了。他注意到，这台机器的很多元件，就是电阻、电容、电路板——正是他们厂能生产的！

    回到深圳，他立刻召开会议。

    “同志们，我发现了新机会——通讯设备。现在装电话难，一个家庭等半年都装不上。为什么？交换机不够。未来几年，通讯行业会大发展。咱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为华为、中兴这些公司做配套。”

    “可人家……能用咱们的产品吗？”李明担心。

    “试试才知道。”卓全峰说，“栓柱，你带样品去华为，就说咱们能做他们需要的所有电子元件，价格比进口便宜百分之三十，质量保证。”

    栓柱去了。第一次，被拒之门外。第二次，见到了采购部经理。第三次，拿到了样品图纸。

    “卓叔，他们要求很高，公差要控制在零点零一毫米以内，咱们的设备……可能达不到。”栓柱为难。

    “达不到就升级设备！”卓全峰拍板，“再投一百万，买进口设备！”

    又投一百万！很多人反对。但卓全峰坚持。

    设备买来了，日本进口的，精度高。技术工人三班倒，试验了上百次，终于做出了合格样品。

    送样，检测，通过！华为下了第一笔订单——十万个电阻，五万个电容，一万个电路板，总价八十万！

    “成功了！”全厂欢腾。

    但这只是开始。华为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接着，中兴也找上门来。到年底，电子厂扭亏为盈，盈利五十万！

    消息传回哈尔滨，集团上下服气了。

    “全峰，你这眼光……我服了！”孙小海竖起大拇指。

    “不是我眼光好，是时代给的机会。”卓全峰很清醒，“改革开放，就是要让有本事的人抓住机会。咱们抓住了山货，抓住了房地产，现在抓住了电子。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机会。”

    他宣布了新计划：“从明年起，集团要成立‘战略投资部’，专门研究国家政策，寻找投资机会。不仅要埋头干活，还要抬头看路。”

    这个决定，很多人不理解。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它的价值——

    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很多企业倒闭。但兴安集团因为提前布局电子行业，逆势增长。

    一九九八年，国家启动住房制度改革，商品房市场爆发。兴安房地产抓住了机会，一年销售额破亿。

    一九九九年，中国加入WTO谈判成功。兴安外贸提前布局，出口额翻番。

    每一次，兴安集团都抓住了时代的风口。

    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九九六年那个春天的决定。

    多年后，有记者问卓全峰：“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没什么秘诀，就是相信国家，相信时代，然后踏踏实实做事。我们山里人有句老话，‘顺风要扬帆，顺水要行船’。改革开放就是顺风顺水，咱们把帆扬起来，把船划起来，自然就能走远。”

    这话朴实，但深刻。

    因为他知道，个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时代的机遇，才是真正的东风。

    而他，抓住了这股风。

    从山沟里，一路吹到了省城，吹到了深圳，吹向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