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火器司。

    巨大的铁锤砸在通红的铁块上，溅起一蓬火星。

    风箱呼哧呼哧地响，炉火映着匠人们黝黑的脸膛。

    整个火器司像一个巨大的蜂巢，到处是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刺鼻的硫磺味、工匠们粗声大气的吆喝。

    “升温再快些，铁水才能流得匀。”

    匠头的吆喝声不断响起，“这批枪管，膛线一定要拉直，不能有半点偏差。”

    工匠连连点头，又忍不住嘀咕：

    “大人，您这新法子是快，可就是太费煤了。再这么烧下去，库里的煤撑不到夏天。”

    那匠头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

    “煤的事，户部已经在想办法了。粤北新开了几座煤窑，下个月就能供上。”

    他走向另一座工棚，那里正组装着一门新铸的红夷炮。

    炮身粗大，口径足有五寸，几个人正用绞盘将它缓缓吊起，安放到炮车上。

    “这门炮，试过了吗？”

    “试过了，”负责的匠官满脸兴奋，“一炮轰塌了半堵墙，比虏人的红夷炮还厉害！只是太重，转运不易。”

    匠头绕着炮走了一圈，沉吟道：

    “重不怕，威力大就行。这是给水师用的，装上船，就是海上巨无霸。”

    他忽然想起什么，问：

    “掌心雷那边，这个月产量如何？”

    “回大人，上月三千枚，这个月加了两个班，能到四千。”

    匠头点点头，脸上终于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

    一年之内，一万支燧发枪，三百门火炮，五万枚掌心雷——

    这个目标，看起来很远，但只要炉火不熄，铁锤不停，总能砸出来。

    他抬头望了望天。

    广州的夏天来得早，这才四月，日头已经毒辣起来。

    可他知道，真正的热火，还在后头。

    朱由榔立在御书房窗前，望着院中那株木棉。

    二月时还光秃秃的枝干，如今已是满树绿叶，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

    身后传来轻而稳的脚步声。

    “陛下，”

    瞿式耜的声音，“江南各府县清丈进展的奏报，都在这儿了。”

    朱由榔转过身，接过那厚厚一叠文书，没有急着翻阅，只是轻轻拍了拍。

    “瞿先生，”他忽然问，“你说，一年之内，这些事能办成吗？”

    瞿式耜沉默片刻，缓缓道：

    “清丈之事，自古难行。江南士绅，盘根错节，必生怨望。然陛下有锦衣卫暗中查访，有地方官明面推行，有百姓期盼公平之心为助，一年之内，当可粗定。”

    “新粮推广呢？”

    “占城稻耐旱，于江南低洼之地未必尽宜。然户部谨慎，先试后推，即便有失，亦不过一府一县。此事可行。”

    “军备呢？”

    瞿式耜笑了，难得露出几分轻松之色：

    “火器司、兵仗局日夜赶工，宋应星亲自主持，臣去看过，炉火昼夜不熄。

    一年之内，必有过万燧发枪、数百火炮交付军中。水师那边，国姓爷更是不需朝廷多操心——他比谁都急着造船。”

    朱由榔点点头，目光又望向窗外。

    “那吴三桂呢？孙可望呢？北京那个病秧子摄政王呢？他们会给朕一年时间吗？”

    瞿式耜没有回答。

    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

    窗外，木棉的叶子在风中轻轻摇曳。南国的夏日很长，长到可以做很多事。

    长沙。

    夜已深。

    湘江的潮气漫进窗棂，烛火被吹得摇曳不定，将墙上的人影拉得忽长忽短。

    秦王行辕深处这间书房，今夜没有点太多的灯。

    孙可望独坐案前，面前摆着一封没有抬头、没有落款、没有任何印信的密信。

    信纸是寻常的宣纸，墨色晦暗，像是故意用陈墨写成，以免被人追查来路。

    信很短。

    寥寥数行，他却看了整整半个时辰。

    “……大清素闻秦王镇守西南，威德远播，保境安民，实为一方柱石。

    今江南沦陷，明寇窃据东南，气焰嚣张。然其根基未固，李定国、张煌言各怀心腹。”

    “秦王据有云贵川湘，拥精兵十万，进可问鼎中原，退可永镇西南。

    明廷虽以虚名相加，然李定国已封国公、镇安庆，而秦王仍滞长沙，名为四省总督，实有地无权。他日明廷根基稳固，岂能容王坐大？”

    “朝廷愿与秦王约为兄弟，世世通好。若蒙不弃，可遣使密商。

    云贵之地，朝廷绝不染指；

    湘西、川东，亦可与秦王共之。

    这封信是在提醒他：你与明廷之间，并非没有裂痕。

    孙可望将信纸缓缓折起，塞进袖中。

    窗外传来更鼓声。

    三更了。

    他起身，走到窗前，推开一条缝。

    春夜的凉气扑面而来，带着江水的腥味和远处隐约的马粪气息。

    长沙城的灯火已经熄灭大半，只有巡街兵丁的火把偶尔闪过。

    方于宣不知道这封信。

    他麾下的任何将领都不知道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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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封送往北边的信，是他亲手写的，用的是私人的渠道——

    一个常年在荆襄做皮货生意的商人，表面上是他的“耳目”，实际上是云南土司旧部出身、对他死心塌地的人。

    最近一年，他眼看着明军收复江南，眼看着李定国封国公、驻安庆。

    眼看着朝廷的政令一道道从广州发出，直达南京、杭州、苏州——

    那些曾经是他“四省总督”名义下该管的地方，如今连个报备的公文都没有给他送来。

    他眼看着自己，从一个“四省总督”，渐渐变成一个被晾在长沙的摆设。

    而现在，回信来了。

    信中没有逼他立刻表态。

    没有让他“反正”或“归顺”。

    只是告诉他：我们知道你。我们知道你和李定国的事。我们知道你手里有什么。我们不急，我们可以等。

    这比任何逼他表态的话都更让他不安。

    ——他们太清楚了。

    清楚他的处境，清楚他的心思，清楚他不敢对任何人说的话。

    孙可望关上窗，走回案前。

    他重新点燃那根被风吹灭的蜡烛，将袖中的信又掏出来，看了一遍。

    “明廷虽以虚名相加，然李定国已封国公、镇安庆，而秦王仍滞长沙，名为四省总督，实有地无权。”

    他盯着这几行字，忽然笑了一声。

    笑声很轻，在空荡荡的书房里显得格外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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