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9章：集团的科技雄心

    2006年初春，香江中环，建国集团总部88层的会议室。

    落地窗外是维多利亚港的璀璨夜景，会议室内的气氛却严肃异常。长条会议桌两侧坐着集团核心高管、投资团队负责人，以及特意从美国硅谷飞回的几位资深顾问。主位上，七十岁的李建国精神矍铄，面前的投影幕布上显示着一行醒目标题：

    “建国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全球科技战略布局方案”

    “各位，”李建国开口，声音沉稳有力，“今天请大家来，是要讨论集团未来二十年的发展方向。在讨论具体方案前，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建国集团靠什么起家？”

    会议室里一阵低语。财务总监陈明率先回答：“李董，集团起家于您在港城的第一笔电子厂投资，随后在房地产、金融、航运等领域全面发展。”

    “对，也不对。”李建国站起身，走到窗前，“集团真正的起点，是五十年代我在轧钢厂搞技术革新。是那些轧辊、千斤顶、自动步枪的设计图纸。是技术和创新。”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全场：“过去三十年，我们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但我们心里都清楚，集团的根基在哪里——在内地的工厂，在实业，在那些我们引进、消化、再创新的技术。”

    负责海外业务的副总裁周卫国点头：“李董说得对。我们收购德国那家机床厂后，把技术反哺国内，现在那家厂已经成了行业龙头。”

    “正是如此。”李建国回到座位，示意助理切换ppt，“但现在形势变了。看看这些数据——”

    屏幕上出现一组图表：

    2005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突破2300亿美元，年增长率12%

    互联网用户全球突破10亿，中国网民数达1.1亿

    移动通信进入3g时代，智能手机初露端倪

    美国硅谷风险投资总额创历史新高

    “我们落后了。”李建国直言不讳，“在传统制造业，我们是巨人。但在决定未来的领域——集成电路、互联网、生物技术、新能源——我们只是旁观者。”

    投资部负责人、哈佛商学院毕业的赵文轩推了推眼镜：“李董，我们不是没有尝试。去年投资的那家互联网公司，现在还在烧钱，看不到盈利模式。”

    “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李建国点击遥控器，新一页ppt出现，“我提议成立‘建国科技风险投资基金’，首期规模——50亿美元。”

    会议室里响起倒吸冷气的声音。

    “五、五十亿？还是美元？”一位高管失声。

    “没错。”李建国神色平静，“但这50亿不是一次投出去。基金分三期，第一期20亿，主要投向硅谷和以色列。我们要在那些最有潜力的科技公司还没长大时，就成为他们的股东。”

    “李董，风险太大了。”老成持重的集团副主席，李建国的老同学周卫国皱眉，“科技泡沫才过去没几年，很多风投血本无归。我们做实业起家，这种高风险投资……”

    “老周，还记得1979年咱们刚来香江时吗？”李建国看向他，“所有人都说我们疯了，放着四九城的铁饭碗不要，跑来这个弹丸之地。结果呢？”

    周卫国沉默了。

    “时代在变，老伙计。”李建国语气缓和下来，“现在不是拼胆量的时代，是拼眼光的时代。我研究了整整一年，请了麻省理工、斯坦福的教授做顾问，得出的结论很明确：未来二十年，科技将重塑一切。”

    他示意赵文轩发言。这位四十出头的投资精英站起身，开始详细介绍方案：

    “基金将聚焦四大领域：第一，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特别是芯片设计、新材料；第二，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包括搜索引擎、社交网络、电子商务；第三，生物技术和医疗设备；第四，新能源和储能技术。”

    ppt上出现了一系列初创公司的名字和简介，有些已经崭露头角，有些还在车库阶段。

    “比如这家，”赵文轩指着一家2004年成立的美国公司，“专门做图形处理器，虽然现在主要做游戏显卡，但我们判断，未来并行计算会成为主流，这种芯片有巨大潜力。”

    “还有这家以色列公司，做闪存技术的，如果能突破容量瓶颈，将彻底改变数据存储方式。”

    “中国的这几家也不能忽视——这家做搜索引擎的，虽然现在规模不大，但在中文搜索领域有独特优势；这家做即时通讯软件的，用户增长极快……”

    李建国接过话头：“我知道各位担心风险。所以基金采取‘金字塔’投资策略：底层是100家早期初创公司，每家投资500万到1000万美元，这个层级我们预期80%会失败；中层是30家成长期公司，每家投资2000万到5000万，成功率预计50%；顶层是10家即将ipo或被收购的准独角兽，每家投资1亿以上，成功率要在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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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这样算，”财务总监快速敲着计算器，“如果底层全亏，中层亏一半，我们也可能损失超过15亿……”

    “但如果顶层有哪怕三到五家成为下一个微软、英特尔呢？”李建国反问，“如果有一家投资回报达到100倍、1000倍呢？老陈，你管财务，应该比我更清楚风投的数学——成功一个，覆盖全部。”

    会议室陷入沉思。这些商海沉浮几十年的老将，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如此大规模、系统性的科技投资，在集团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李董，”负责内地业务的副总裁开口，“我们投这么多钱到美国、以色列，国内会不会有看法？毕竟集团根在内地……”

    “问得好。”李建国点头，“所以基金有个硬性规定：所有投资必须包含技术转移条款。我们投资的公司，如果要在中国市场发展，必须与建国集团在内地的研发中心合作；如果被收购，相关专利技术我们有优先授权权。”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更重要的是，基金将单独设立一个‘归国人才创业子基金’，规模5亿美元，专门支持在美国硅谷等地的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回国创业。我们要做的不是把钱送给外国人，而是建立一条技术回流的通道。”

    这个补充让许多人眼睛一亮。

    周卫国沉吟道：“如果真能做到技术反哺，那这投资的政治风险就小多了。不过，50亿美元不是小数目，董事会那边……”

    “我已经和主要董事沟通过。”李建国展示一份文件，“林家、娄家都表示支持。娄晓娥女士昨天还从旧金山打来电话，说硅谷那边她已经帮我们物色了一个顶尖的投资团队。”

    娄晓娥——娄半城的女儿，八十年代赴美留学后留在硅谷，如今是知名的华人天使投资人。这条线，李建国埋了二十年。

    “具体的执行团队，”李建国继续道，“文轩带队，晓娥在硅谷配合。国内这边，我准备请林教授出山担任首席科学顾问。”

    “林教授”指的是林婉清的弟弟，中科院院士，半导体专家。这个安排再次显示了李建国布局的周密——既有国际视野，又有国内顶尖技术支持。

    会议开了整整四个小时。质疑、辩论、测算、推演……当夜幕完全降临时，初步方案终于成形。

    “最后一点，”李建国总结时说，“这个基金不要急于求成。我给它的考核周期是十年。十年内，不要求盈利，只要求投出真正有潜力的公司，建立起我们在全球科技领域的人脉和信息网络。”

    他站起身，走到那面可以俯瞰维多利亚港的落地窗前：“各位，我今年七十了。很多人劝我该退休享福了。但我想的是，建国集团不能只在我这一代辉煌。我们要为未来铺路，为中国的科技崛起尽一份力。”

    “五十年前，我在轧钢厂画图纸时，梦想是让中国的机器赶上外国。今天，我的梦想是让中国在下一个科技时代不再落后。这个基金，就是追梦的第一步。”

    窗外，维港的灯光倒映在海面上，仿佛星河落入人间。会议室里，这些商界精英们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这位古稀老人的胸中，跳动着的是一颗怎样年轻而澎湃的雄心。

    散会后，李建国独自留在会议室。他打开加密邮箱，给娄晓娥发了一封邮件：

    “晓娥，基金已启动。按计划进行，重点关注那几家我上次提到的公司。另，你上次说的那位斯坦福的华人教授，务必接触，他研究的‘深度学习’概念，我预感很重要。保重。建国叔。”

    发送完毕后，他看向桌上一张老照片——1958年，轧钢厂技术科，年轻的李建国站在一台自制的机床前，笑容灿烂。

    “老朋友，”他轻声道，“咱们又要开始搞技术了。这次，舞台是整个世界。”

    窗外，东方既白。新的一天，也是新的征程的开始。建国科技风险投资基金的种子已经播下，谁也不知道，它会长出怎样的一片森林。

    但李建国知道，就像五十年前他坚信技术能改变一个工厂的命运一样，今天他同样坚信，科技能改变一个国家的未来。

    而他要做的，就是在这条路上，做一个播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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