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水哥带来最新消息：“内鬼找到了。”

    

    “是谁？”

    

    “专家组的一个年轻助理，叫刘建明，他父亲是国民党旧官僚，1949年留在大陆，一直心怀不满。”

    

    “刘建明被西方情报机构策反，提供了设备接收的详细信息，但他只知道有些设备到了研究所，不知道是你偷的，他以为是华国通过特殊渠道购买的。”

    

    “他人呢？”

    

    “昨晚试图逃跑时被抓，审讯中全撂了。”水哥说，“而且他交代，西方情报机构本来就想找借口打压华国，你这个案子正好给了他们弹药。”

    

    计九方长舒一口气。

    

    最危险的时刻，暂时过去了。

    

    “但这只是暂时。”水哥提醒，“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你在香港，还是要小心。”

    

    “我知道。”计九方看向窗外，“但经过这一次，我也明白了，躲藏不是办法。要想真正安全，就要站到光天化日之下，让所有人都看着你。看得清清楚楚，反而没人敢轻易动手。”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计九方想了想：“继续做我该做的事。”

    

    他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经过这次事件，我在国际科学界也算‘出名’了。也许，这是个机会。”

    

    “机会？”

    

    “对。”计九方说，“一个让华国科学，堂堂正正走向世界的机会。”

    

    借着新闻发布会，计九方展示了国内医药方面的先进技术，那么，他在此时推出那些未来技术的专利，又会得到什么样的反应呢？

    

    四九城他现在反而不急着回去了，他得趁着这个风头，推出一系列未来科技的专利注册，把全球科学界的眼光牢牢吸引在这边。

    

    1961年8月25日，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一栋老旧写字楼的五层。

    

    “港联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的铜牌刚刚挂在前台，看着丝毫不起眼。

    

    办公室只有八百平方英尺，隔成三个区域：计九方的私人办公室兼展览室、开放办公区、一间小小的会议室。

    

    装修简陋，但墙上挂着的两张图却格外醒目，一张是世界地图，上面用红蓝两色标记着主要国家的专利局位置；另一张是手绘的“1961-1970年技术发展预测时间轴”。

    

    会议室里，计九方、戴维森律师、陈启文围坐在一张铺满文件的长桌前。

    

    “计先生，你这份清单……”戴维森律师戴着金丝眼镜，手指滑过一页写满英文名词的纸，

    

    “如果这些都是可注册专利的技术构想，我必须提醒你，专利申请需要详细的实施方案、图纸、实验数据，不是仅仅一个想法就能注册的。”

    

    计九方点点头，从公文包里取出三个厚厚的文件夹。

    

    “第一个文件夹，是‘基于光电扫描的商品编码识别系统’，也就是条形码技术的改进方案。”

    

    他打开文件夹，里面是几十页手绘图纸和英文说明，

    

    “美国人诺曼·伍德兰在1952年申请了最早的条形码专利，但他的方案需要特殊油墨，识别设备笨重。我的改进方案有三个核心点。”

    

    他抽出三张图纸：

    

    “第一，改用黑白相间的条纹编码，用普通油墨印刷即可识别，降低使用成本。”

    

    “第二，设计标准化的编码格式，包含商品国别、厂商、产品类别、校验码四个部分，这就是EAN-13编码雏形。”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设计了配套的‘激光扫描枪’概念图。用氦氖激光器发射激光束，通过旋转镜片扫描条形码，光电转换器接收反射光信号，解码器转换成数字信息。”

    

    戴维森律师接过图纸，仔细查看。他虽然不懂技术细节，但能看出这套方案的完整性：

    

    “激光扫描枪?这个概念很超前。氦氖激光器是去年才由贝尔实验室公开演示的，你确定能实现？”

    

    “技术上是可行的。”计九方说，

    

    “激光器已经发明了，光电转换技术也有，旋转镜片更简单。关键是把这些现有技术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这就是这项专利的精髓，不在于每个零件都是新的，而在于组合方式是新的、有用的。”

    

    陈启文在一旁飞快记录，眼神里满是震撼。他原本以为计九方只是有些商业头脑，没想到竟能拿出如此详细的技术方案。

    

    “第二个文件夹，”计九方打开第二个文件夹，

    

    “‘场效应晶体管集成电路的制造工艺改进’。德州仪器和仙童半导体去年刚发明了集成电路，但他们的方案是双极型晶体管，功耗大、集成度低。我的方案是基于MOSFET（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的集成电路。”

    

    他展示了几张半导体结构剖面图：

    

    “这是平面工艺的详细步骤：硅片氧化、光刻、扩散、蒸镀金属电极。我设计的核心是‘硅栅自对准工艺’，可以大幅减少寄生电容，提高开关速度。按照这个方案，三年内就能造出集成100个晶体管的芯片，而目前德州仪器最好的芯片只能集成十几个晶体管。”

    

    戴维森倒吸一口凉气：“计先生，你这些技术资料，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一个来自华国的年轻人，怎么可能掌握如此超前的半导体技术？

    

    计九方早有准备。

    

    他打开第三个文件夹，里面是一份手稿的复印件，封面写着《1960-1970年微电子技术发展预测》，署名是“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筹备组”。

    

    “去年，我在国内参与了一个秘密项目。”计九方面不改色地编造故事，

    

    “国家组织了一批科学家，基于公开文献和少量进口设备，对微电子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做了系统性预测。我负责整理和绘制技术路线图。这些方案，是我们整个团队智慧的结晶。”

    

    这个解释半真半假。

    

    中科院半导体所确实在1956年就开始筹备，1960年正式成立，王守武、林兰英等科学家已经在研究晶体管技术。计九方把时间线稍微调整，把自己的“先知”包装成集体智慧的成果，既合理，又能保护自己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