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6月28日，临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会议室。
老陈把从辽阳带回的证据一件件摊在长桌上：红星机械厂的工具袋发放记录、医院护士的证言笔录、张建国和王建军的档案复印件、还有一张李秀兰二十多岁时在厂里拍的登记照。
照片上的女人面容清秀，扎着两条麻花辫，眼神温顺，甚至有些怯懦。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女人会和谋杀案扯上关系。
“案子分两条线。”老陈指着白板上的人物关系图，“第一条线：张建国。1991年3月南下，在临州遇害，抛尸菱角湖。第二条线：李秀兰。1990年底被家暴住院，出院后跟一个姓周的老乡私奔，目的地很可能是临州。”
会议室里坐着七八个侦查员，都在认真记录。
“现在两条线交汇了。”老陈用红笔在白板上画了个交叉点，“张建国死前在临州见到了李秀兰。李秀兰的头发出现在裹尸袋上。所以，找到李秀兰，就可能找到凶手。”
小林站起来补充：“技术科在帆布上提取到的指纹，经过比对，不属于张建国、王建军或李秀兰。这说明还有第四个人接触过那个袋子——很可能是凶手。”
“凶手特征呢？”副支队长老赵问。
“男性，身高一米七五到一米八之间，根据抛尸包裹的重量和抛掷距离判断，体力较好。熟悉菱角湖环境，可能在附近生活或工作过。有一定反侦察意识——抛尸前仔细捆绑，没有留下明显线索。”老陈顿了顿，“还有，他可能接触过进口机械，手指有特殊机油残留。”
“临州外资厂那么多，怎么查？”
“先从白色微型面包车入手。”老陈说，“1990年底在辽阳出现的那辆车，很可能就是接走李秀兰的。它一定会来临州。”
散会后，老陈和小林回到办公室。窗外阳光炽烈，七月的临州已经热得像个蒸笼。
“陈师傅，您觉得李秀兰还活着吗？”小林突然问。
老陈正在整理卷宗，手停了一下：“为什么这么问？”
“如果她还活着，为什么一年多没有任何消息？如果是跟那个姓周的男人在一起，总要生活、要工作、要和人打交道。”小林皱着眉，“可我们查了这么久，一点踪迹都没有，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有两种可能。”老陈合上卷宗，“第一，他们用了假身份，彻底隐入人海。第二……”
他没有说下去，但小林懂了。
第二，李秀兰可能也死了。
电话铃响了。老陈接起来，是技术科小周。
“陈师傅，有个新发现。”小周的声音透着兴奋，“我们对帆布上的那几根头发做了更精细的检验，发现发梢有烫染过的痕迹——不是永久性染发，是那种一次性的染发剂，九十年代初刚流行的那种‘一洗黑’。”
“说明什么？”
“说明李秀兰来到临州后，可能改变过发型或发色。”小周说，“她试图改变外貌特征。”
“还有吗？”
“我们在头发上还检测到微量的桂花油成分，是南方特有的一种护发品，北方很少用。”小周补充，“这进一步证明，她在临州生活过一段时间。”
挂断电话，老陈把这个发现告诉小林。
“她在隐藏自己。”小林说，“怕被认出来。”
“怕被谁认出来？王建军？还是……张建国这样的熟人？”
正说着，办公室门被敲响了。一个年轻民警探进头：“陈队，有群众报案，在西郊垃圾场发现可疑物品。”
“什么物品？”
“一个女士手提包，里面有身份证件，还有……”民警顿了顿，“还有血迹。”
西郊垃圾场位于临州城西十公里处，是个占地近百亩的露天填埋场。六月的烈日下，垃圾腐败的气味混合着化学品的刺鼻味道，让人作呕。
发现手提包的是一个拾荒老人，姓吴，六十七岁，靠捡废品为生。他哆哆嗦嗦地指着垃圾堆深处：“就、就在那儿，我翻塑料瓶的时候看到的。”
老陈和小林戴上口罩和手套，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垃圾堆。手提包被扔在一堆建筑废料下面，是个仿皮革的棕色女包，款式陈旧，边缘已经开裂。
“拍照。”老陈对技术科的人说。
闪光灯在垃圾堆里闪烁。手提包被小心翼翼地提取出来，放在干净的塑料布上。拉链半开着，能看到里面有些东西。
老陈用镊子拉开拉链。最先看到的是一张身份证，塑封已经起泡，但照片和字迹还能辨认。
姓名：刘芬。
出生日期：1965年3月12日。
住址：临州市解放路127号。
照片上的女人短发，烫着小卷，笑容略显僵硬。但老陈一眼就认出来了——尽管发型和神态变了，但那双眼睛，那个五官轮廓……
“是李秀兰。”小林压低声音说。
照片上的女人比红星机械厂登记照里的李秀兰年长几岁，发型从麻花辫变成了时髦的卷发，眼神也从温顺变得有些空洞。但鼻梁的弧度、嘴唇的形状、特别是右眉梢那颗淡淡的痣，都对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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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身份证。”老陈翻看证件，“做工粗糙，号码编排也不对。但照片是真的。”
继续翻找手提包。里面有一支口红，已经干了；一把塑料梳子；半包卫生纸；还有一个小笔记本。
老陈小心地翻开笔记本。前几页记着一些日常开销：大米一斤035元，猪肉两斤46元，电费128元……字迹清秀工整。
翻到中间时，出现了一行不同的字迹，写得很潦草，像是匆忙写下的：
“1991年4月15日，周哥说必须走了。我不想走，这里好不容易安顿下来。但他很生气，说我不懂事。”
再往后翻，隔了几页空白，又有一行：
“1991年5月3日，新地方。周哥不让我出门，说风头紧。我想回家，想离婚，想堂堂正正的……”
写到这里断了，纸页上有几处皱褶，像是被水渍浸过又干了——可能是眼泪。
“1991年4月15日。”小林算着时间，“张建国是1991年3月底遇害的。命案发生后半个月，他们就匆忙搬走了。”
“因为怕被发现。”老陈说。
继续翻，笔记本后面几页被撕掉了，只留下参差不齐的纸边。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墨迹很深，几乎划破了纸：
“我看见了，电视上……”
后面就没了。
“电视上什么？”小林问，“通缉令？新闻？”
老陈没说话，仔细检查手提包内部。在夹层里，他摸到一个硬物，掏出来一看，是个小小的金属徽章，圆形，红底，上面有“红星机械厂1988年度三八红旗手”的字样。
“她留着厂里的东西。”小林轻声说。
最关键的发现出现在手提包的底部。技术科的人用紫外线灯照射时，在包内衬上发现了大片的荧光反应——是血迹，被仔细清洗过，但在专业仪器下无所遁形。
“血迹面积不小，喷溅状。”法医老白初步判断，“至少是中等程度的出血。”
“能检验吗？”
“需要时间，但应该可以提取到dna。”
老陈站起身，环顾这座巨大的垃圾场。成山的垃圾在烈日下蒸腾着热浪，苍蝇嗡嗡地飞舞。
“这个包是什么时候被扔在这里的？”他问拾荒老人。
“应该没多久。”吴老汉说，“这堆垃圾是前天晚上环卫车倒的，我昨天开始翻，今天就发现了。”
“平时这里都什么人会来？”
“就我们这些捡破烂的，还有附近农民来倒生活垃圾。”吴老汉想了想，“对了，有时候晚上会有小车开过来，倒一些建筑垃圾或者不要的家具。”
“记得车牌吗？”
“哪记得，黑灯瞎火的。”
回市局的路上，车里很安静。小林开着车，老陈坐在副驾驶，手里拿着那个“刘芬”的假身份证。
“陈师傅，您说这个包为什么会出现在垃圾场？”小林打破沉默，“如果是李秀兰扔的，她为什么要扔掉自己的包？如果是那个姓周的扔的，为什么要留着这些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
“两种可能。”老陈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街景，“第一，他们匆忙离开，不小心遗落了。第二……”
他停顿了一下：“有人故意把这个包扔在垃圾场，希望被人发现。”
“故意？为什么？”
“也许是想告诉我们什么。”老陈说，“也许包的主人已经死了，有人想让我们找到线索。”
车停在市局大院。两人刚下车，就看见老赵急匆匆地从楼里跑出来。
“老陈，刚接到西塘派出所电话，有个女的来报案，说认识李秀兰。”
西塘派出所距离垃圾场不远，是个不大的片区派出所。报案人叫孙晓梅，三十多岁，在附近菜市场卖水产。
“我真的见过她，肯定没错。”孙晓梅很肯定地说，“去年春天，大概四五月份，她经常来我摊上买鱼。人挺文静的，说话带点北方口音，但不太爱聊家常。”
“记得她长什么样吗？”老陈问。
“瘦高个，皮肤白，短发烫卷了，右眉梢有颗痣。”孙晓梅描述的特征都对得上，“她每次都买鲫鱼，说家里人要喝鱼汤。我问她老公做什么的，她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她一个人来？”
“基本都是一个人。但有一次，有个男的开着车来接她。”孙晓梅回忆，“白色的小面包车，男人没下车，就在路边按喇叭。她匆匆忙忙付了钱就走了。”
“记得车牌吗？”
“没注意。但车挺干净的，不像拉货的。”
“那个男人长什么样？”
“隔着玻璃看不清楚，大概四五十岁吧，戴个墨镜。”孙晓梅想了想，“对了，有次她买鱼的时候，接了个电话，挺紧张的，说‘周哥我马上回来’。应该就是那个男的。”
时间、地点、人物都对上了。
“她后来还来过吗？”
“去年五月份之后就再没见过了。”孙晓梅说，“我还纳闷呢，老主顾突然就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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