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市局，老陈让技术科检验床缝里的头发。结果很快出来：是李秀兰的。
“至少证明她当时还活着。”小林说。
“但状态不好。”老陈想起黄老板的话——李秀兰一直哭，说想回家，说受不了了。
一个被家暴的女人，逃离了丈夫，跟了一个看似能救她的男人，结果发现陷入了更大的牢笼。她想回家，想离婚，想“堂堂正正”地生活，但那个男人不让。
为什么不让？怕她暴露行踪？怕她去自首？还是……怕她说出张建国死亡的真相？
电话响了，是辽阳的马警官。
“陈队，有重大发现！”马警官的声音透着兴奋，“我们找到了张建军的下落！”
“在哪儿？”
“在广州！他1991年初去了广州，在一家五金厂打工。但1991年6月之后，就离职了，下落不明。”
时间点又对上了：1991年6月，周国富和李秀兰离开临州，可能去了广州。而张建军也在广州，6月之后失踪。
“还有更巧的。”马警官继续说，“我们查了周国富的背景，发现他1990年之前，一直在广州做生意，做的是建材和五金。他和张建军，很可能在广州就认识！”
老陈握紧了话筒：“能查到周国富在广州的具体信息吗？”
“正在查，但需要时间。广州那边流动人口太多，九十年代初管理又不规范，很难找。”
“尽力查。”
挂断电话，老陈走到窗前。天色已晚，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这个案子像一张大网，从辽阳到临州，再到广州，横跨大半个中国。
张建国、李秀兰、周国富、张建军。四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最终演变成死亡和失踪。
而现在，又多了一个谜团：西塘出租屋的血迹是谁的？平安旅社里周国富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那张撕碎的汽车票到底意味着什么？
“陈师傅，接下来怎么办？”小林问。
“两条线。”老陈转身，“第一条线，查周国富和张建军在广州的关系网，看他们1991年6月之后去了哪里。第二条线……”
他顿了顿：“查李秀兰的下落。如果她还活着，一定会想办法联系家人，或者留下痕迹。如果她死了……”
他没有说下去。
第二天，老陈和小林去了临州市邮电局。九十年代初，长途通信主要靠信件和电报，这些记录都还保留着。
“我想查1990年到1991年间，从临州发往辽阳的所有信件和电报记录。”老陈对工作人员说。
“这……太多了吧？”工作人员为难。
“先查发往辽阳市红星机械厂，或者收件人是王建军的。”
工作人员搬出几大本登记册。三人埋头查找，从上午查到下午。
终于，在1991年4月的电报登记簿上，小林发现了一条记录：
“1991年4月5日，发报人：刘芬，收报人：辽阳红星机械厂王建军，内容：安好勿念。”
4月5日。张建国3月底遇害，4月5日李秀兰给王建军发电报。
“她为什么要发电报？”小林不解，“不是说跟人私奔了吗？为什么还要联系丈夫？”
“可能不是自愿的。”老陈仔细看记录，“你看，发报人的地址写的是‘解放路127号’，那个假地址。这说明什么？”
“说明她用了假身份，但想让王建军知道她还活着？”
“或者，是有人逼她用假身份发这封电报，制造她还活着的假象。”老陈分析，“如果王建军收到电报，知道妻子还活着，就不会继续追查，不会报警。”
“但王建军说没收到过电报。”
“可能真的没收到，也可能收到了但没说。”老陈合上登记簿，“但至少证明，1991年4月5日，李秀兰还在临州，还活着。”
继续翻查。在1991年5月的记录里，又发现一条：
“1991年5月10日，发报人：周明，收报人：广州白云区张建军，内容：已出发，老地方见。”
5月10日。西塘出租屋冲突是5月7日，平安旅社入住是6月8日。5月10日，周国富发电报给张建军，说“已出发”。
“他们5月10日就离开了临州？”小林算时间，“但6月8日又出现在平安旅社。”
“中间有一个月的时间差。”老陈皱眉，“这一个月，他们去哪儿了？”
谜团越来越多。
离开邮电局时，天色阴沉，像是要下雨。老陈站在路边等车，脑海里反复梳理着时间线：
1991年3月底，张建国在临州遇害。
1991年4月5日，李秀兰用电报联系王建军。
1991年4月20日，李秀兰取走新做的连衣裙。
1991年4月底，周国富在江州打伤人被通缉。
1991年5月3日，李秀兰笔记本记录“搬到了新地方”。
1991年5月7日，西塘出租屋发生冲突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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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5月10日，周国富发电报给张建军“已出发”。
1991年6月8日，两人入住平安旅社。
1991年6月15日，退房离开。
中间缺失的一个月，他们藏在哪里？在做什么？
车来了。老陈和小林上车，刚关上门，大雨倾盆而下。雨点砸在车窗上，模糊了外面的世界。
“陈师傅，我有个想法。”小林突然说。
“说。”
“您记得李秀兰笔记本上那句话吗？‘我看见了，电视上……’”小林转过头，“1991年5月，周国富被通缉，通缉令会不会上电视？李秀兰是不是在电视上看到了通缉令，才知道周国富的真实身份？”
老陈心里一震。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李秀兰就是在1991年5月才知道周国富是被通缉的逃犯。而那个时候，张建国已经死了，她可能已经参与了抛尸，或者至少知情。
她知道真相后，想离开，想回家，想自首。但周国富不让，于是有了冲突，有了西塘出租屋的血迹。
“那血迹可能是李秀兰的。”老陈缓缓说，“她想逃跑，周国富动手打她，她受伤流血。”
“但dna显示是男性。”
“男性……”老陈沉思，“难道是张建军？周国富发电报让张建军来临州，张建军来了，发生了冲突？”
车在雨中缓缓行驶。雨刷器来回摆动，刮出一片清晰的视野，又很快被雨水模糊。
就像这个案子，刚看清一点，又被新的迷雾笼罩。
回到市局，老陈接到技术科的电话：“陈队，那个烟蒂上的dna结果出来了，和帆布包裹上的指纹主人匹配，是同一个人。但数据库里没有记录。”
“烟蒂是在西塘出租屋发现的，说明这个人去过那里。”老陈说，“而帆布包裹上有他的指纹，说明他接触过裹尸袋。”
“很可能是周国富。”
“但他为什么要在抛尸后，还把沾有自己指纹的袋子留着？还带到西塘出租屋？”
没有人能回答。
晚上八点，老陈还在办公室。桌上是摊开的案卷、照片、记录。窗外大雨如注，雷声隆隆。
他盯着李秀兰的照片看。那张在红星机械厂的登记照，温顺清秀；那张假身份证上的照片，卷发空洞；还有裁缝铺老板描述的，那个来做碎花连衣裙的女人。
三个形象，同一个女人。从辽阳到临州，从家暴受害者到逃犯同谋，她经历了什么？她想要什么？
电话又响了。老陈接起来，是值班室。
“陈队，有个男人来报案，说知道李秀兰的事。”
“什么人？”
“他说他叫张建军。”
老陈猛地站起来：“留住他！我马上到！”
五分钟后，老陈冲进接待室。里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瘦高个，穿着不合身的西装，手里攥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
“我是张建军。”男人站起来，声音沙哑，“我从广州来的。”
老陈打量着他。面容憔悴，眼窝深陷，右脸颊有一道疤。他的手在抖，不是因为紧张，像是某种疾病的后遗症。
“你说你知道李秀兰的事？”
“我知道她死了。”张建军说，声音很平静，但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被周国富杀的。”
雨声、雷声、时钟的滴答声，在那一刻都消失了。
老陈听见自己的声音问：“什么时候？在哪儿？”
“1991年6月。”张建军说，“在广州。我亲眼看见的。”
他顿了顿，补充道：“我也知道张建国是怎么死的。周国富都告诉我了。”
老陈示意他坐下：“慢慢说，从头说起。”
张建军坐下，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铁皮盒子：“这里有些东西，你们应该需要。”
老陈打开盒子，里面有几张照片、一沓票据、还有一个小笔记本。最上面一张照片是四个人的合影：周国富、李秀兰、张建国，还有一个陌生女人。照片背面写着：“1991年3月25日，临州。”
正是张建国到达临州的第二天。
“这个女人是谁？”老陈指着照片上的陌生女人。
“刘芳，周国富的生意伙伴。”张建军的声音很低，“有些事……比你们想的更复杂。”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雷声滚滚而来。
老陈知道，这个漫长的雨夜，才刚刚开始。而真相，就像这场暴雨，即将冲刷出被掩埋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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