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十七分，清水村还在沉睡。

    

    最先发现尸体的是村东头的刘寡妇。她养了十几只下蛋的母鸡，每天这个时候起来喂食。推开院门的时候，她还嘟囔了一句“今儿个雾气真大”，然后就看到村主任赵国富家新盖的那栋三层小楼门口，蹲着个黑乎乎的影子。

    

    她以为是狗。

    

    走近了两步，那影子没动。再走近两步，刘寡妇手里的鸡食盆子“咣当”一声砸在地上，金黄的玉米粒洒了一地。

    

    赵国富跪在自己家门口。

    

    不是躺着，是跪着。直挺挺地跪着，脑袋耷拉在胸口，两只胳膊反剪在身后，像是被人绑住了。晨雾在他身上缠绕，露水打湿了他那件平时舍不得穿的藏青色夹克。

    

    刘寡妇的尖叫声划破了整个村子的寂静。

    

    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周挺赶到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他蹲在尸体旁边，点了一根烟，没抽，就那么夹在指间看着。法医老韩正在做初步检查，动作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什么情况？”

    

    老韩抬起头，摘了手套搓了搓冻僵的手：“怪了。没有外伤，没有挣扎痕迹，身上没有任何致命伤。初步判断，心脏骤停。”

    

    “吓死的？”

    

    “不好说。得等解剖。”

    

    周挺的视线落在死者的手上。那双手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姿势，十指弯曲，像是要抓住什么，又像是要推开什么。指甲里干干净净，没有泥土，没有血迹。

    

    “绑他的绳子呢？”

    

    “不是绳子。”老韩指了指死者的手腕，“你看这个痕迹，很细，像是鱼线或者风筝线。绑得很专业，不伤皮肉，但绝对挣不开。”

    

    周挺凑近看了看，手腕上果然有一道细细的勒痕，颜色发白，边缘整齐。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一个村主任，在自己家门口，被鱼线绑着跪了一夜，活活吓死？

    

    这他妈是什么案子？

    

    “周队。”身后有人叫他，是刚调来的年轻刑警小林，“村民都围过来了，要不要先拉警戒线？”

    

    周挺站起来，这才注意到周围已经站了二三十号人，男女老少都有，隔着老远伸着脖子往这边瞅。没有人说话，就那么安静地看着，表情各异——有惊恐的，有好奇的，还有几个，周挺说不上来那种感觉，像是松了口气？

    

    他的目光扫过人群，突然定住了。

    

    有个老头站在最外头，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手里攥着根旱烟杆。他没有看尸体，而是在看周挺——不对，是在看周挺身后那个方向。

    

    周挺顺着他的视线扭头，看到了赵国富家门口的石阶上，放着一个东西。

    

    刚才被尸体挡着，他没注意到。

    

    那是一栋小房子。

    

    木头刻的，巴掌大小，雕工粗糙，像是用最普通的柴刀一刀一刀砍出来的。屋顶是斜的，墙上还有个小窗户，门口有三级台阶——典型的农村老式瓦房。

    

    周挺走过去，蹲下来仔细看。木头已经发黑了，有些地方开裂，显然是有些年头的东西。但底座上有一点新鲜的痕迹——像是刚被人用手摩挲过，木头颜色浅了一些。

    

    他把木雕拿起来，翻过来看。

    

    底座上刻着两个字，歪歪扭扭的，像是小孩的笔迹，又像是大人故意写得很难看：

    

    老宅。

    

    现场勘查持续到中午。

    

    赵国富的尸体被拉走了，那栋气派的小洋楼门口贴上了封条。围观的人群渐渐散了，但还有几个老人蹲在远处的大槐树下，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时不时往这边瞟一眼。

    

    周挺没走。他坐在警车里，把那座木雕放在仪表盘上，一根接一根抽烟。

    

    小林从村子里转了一圈回来，拉开车门钻进副驾驶：“周队，问了一圈，没什么有价值的信息。都说赵国富人缘一般，但也没听说跟谁有深仇大恨。”

    

    “人缘一般是什么意思？”

    

    “就是……”小林想了想，“村主任嘛，总得罪人。征地啊，拆迁啊，邻里纠纷啊，反正当干部的，没有不被骂的。但要说恨到要杀人的，都说没有。”

    

    周挺没说话，眼睛还盯着那座木雕。

    

    小林又说：“对了，有个事挺奇怪的。我问了好几个人，一说起赵国富，话都特别少，问三句答一句，眼睛还老往别处看。好像在躲什么。”

    

    “躲什么？”

    

    “不知道。反正那种感觉……不太对。”

    

    周挺把烟头摁灭：“他家里人呢？”

    

    “老婆在县城陪读，儿子上高中，刚打电话通知了，正往回赶。还有一个老母亲，八十多了，住在他弟弟家，还没敢告诉她。”

    

    周挺点点头，推开车门：“走，去他家看看。”

    

    赵国富的家是村里最气派的房子之一。三层小楼，外墙贴了白瓷砖，院子里铺了水泥地，还停着一辆八成新的皮卡。隔着窗户能看见屋里的摆设——大彩电，真皮沙发，墙上挂着“天道酬勤”的十字绣。

    

    周挺在客厅里转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异常。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冰箱里还有吃剩的半盘菜。卧室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衣柜里的衣服挂得规规矩矩。

    

    一个普通农村干部的家。

    

    他上了二楼。二楼有三间卧室，都空着，没什么家具。三楼是阁楼，堆着些杂物——旧纸箱，落灰的农具，几袋化肥。

    

    周挺正准备下楼，突然停住了。

    

    阁楼角落的墙壁上，有一块颜色不太对。其他地方都落满了灰，唯独那块，灰少一些，像是有人最近动过。

    

    他走过去，伸手按了按。

    

    一块木板。

    

    周挺把那块木板掀开，后面是个不大的暗格，里面放着几个塑料袋。他一样一样拿出来看：一沓发黄的票据，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还有一份折叠起来的文件。

    

    文件抬头写着：清水村集体建设用地征收补偿协议。

    

    时间是五年前。

    

    周挺把照片拿起来，对着窗户透进来的光看。

    

    照片上是一群人。最中间的那个，他认出来了——年轻几岁的赵国富，穿着白衬衫，站在一堆瓦砾旁边，笑得挺得意。他身边还站着几个人，有穿制服的，有戴安全帽的，都冲着镜头笑。

    

    但周挺的视线没有落在他们身上。

    

    他看到了照片的角落。

    

    那里，离这群人十几米远的地方，有一对夫妻。女人被一个男人架着胳膊，半躺在地上，脸上有血。男人蹲在她旁边，低着头，看不清脸。他们旁边，还有一个小孩，被一个老人护在身后，咧着嘴在哭，脸都哭变形了。

    

    女人的眼神正对着镜头。

    

    那眼神让周挺心里咯噔了一下。

    

    不是愤怒，不是仇恨，甚至不是痛苦。是一种他形容不出来的东西——像是看透了什么，像是认命了，又像是死了。

    

    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着几个字：

    

    “何建平家强拆现场，2019年3月12日。”

    

    周挺在村委会翻了一下午档案。

    

    何建平，清水村三组村民，时年三十二岁。父亲何老根，已于2017年病故。妻子李桂芳，邻村嫁过来的。儿子何小宝，2016年生。

    

    何家的老宅位于村东头，紧挨着那片后来被征用的集体用地。档案里附了一张老宅的照片——就是那座木雕的样子，青砖灰瓦，门口有三步台阶，墙角还长着一棵石榴树。

    

    征地的理由是“村集体经济发展需要”，补偿款是八万块钱。

    

    周挺把档案合上，问村会计：“八万块，多吗？”

    

    村会计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戴着一副老花镜，听了这话眼神躲闪了一下：“那……那得看怎么说。那时候的行情，差不多就是这个价。”

    

    “何建平签字了吗？”

    

    村会计沉默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没签。他说那是他爹留给他的，给多少钱都不卖。”

    

    “后来呢？”

    

    村会计不说话了。他摘下眼镜，用袖子擦了擦，又戴上，眼睛看着窗外。

    

    周挺等着。

    

    过了很久，村会计才开口，声音很低：“后来……后来就拆了。”

    

    “怎么拆的？”

    

    村会计站起来，走到门口往外看了看，又回来坐下，压低声音说：“周队长，这都过去五年了，您还问这个干啥？”

    

    周挺没回答他的问题：“我想见见何建平。”

    

    村会计苦笑了一下：“见不着了。出事那天晚上，他就带着老婆孩子走了，再也没回来过。”

    

    “出什么事？”

    

    村会计又不说话了。周挺把那张照片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他面前。

    

    村会计看了一眼，脸一下子白了。

    

    那天的情形，村会计断断续续说了两个小时。

    

    2019年3月12日，晚上八点多。何建平在县城的工地上打工，接到邻居电话，说村里要拆他家房子，他老婆抱着孩子不让拆，被人从屋里拖出来了。

    

    何建平骑摩托车往回赶，四十分钟的路，他骑了二十分钟。到家的时候，房顶已经掀了一半，砖瓦碎了一地。他老婆李桂芳倒在院子里的泥地上，满脸是血，旁边站着一圈人，有赵国富，有包工头刘麻子，还有村里几个年轻人。他儿子小宝被一个老太太护在怀里，哭得嗓子都哑了。

    

    何建平冲上去，跟人打了起来。一个人对七八个，没几下就被按在地上。他挨了好几脚，脸上身上都是伤，最后被人架着扔到了路边。

    

    他跪在路边，看着他爹留下的老宅一点一点塌下去。

    

    他老婆被送到了镇上的卫生院，缝了七针，轻微脑震荡。他儿子连着发了一星期的高烧，夜里总是惊醒，一醒就哭。

    

    他去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说这是民事纠纷，让他找村里协调。他去找乡里，乡里说征地是村里集体决定，他们也不好干预。他去县城信访办，信访办的人看了他的材料，说先回去等消息。

    

    等了三个月，没等到任何消息。

    

    他的摩托车被工地的工头开走了，说是抵他旷工的钱。他在县城租不起房子，带着老婆孩子在废弃的瓦窑里住了一个多月。后来，就再也没人见过他们。

    

    村会计说到最后，声音越来越低：“那之后，村里就没人提这事了。赵国富在原来的地基上盖了新楼，包了工程，日子越过越好。刘麻子那几个人，也都发了财。只有何建平那一家子，跟蒸发了一样，一点消息都没有。”

    

    周挺沉默了很久。

    

    窗外，天已经黑透了。村委会院子里那盏昏黄的灯亮着，飞蛾绕着灯泡扑棱。

    

    “那个木雕，”周挺开口，“你见过吗？”

    

    村会计愣了一下，然后缓缓点了点头。

    

    “见过。何家老宅大门口，门框上头，有一个。老辈人传下来的，说是镇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