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扫黑办的小会议室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凝重。这不再是专项斗争初期那种“大战将至”的紧迫，而是一种更深沉、更复杂的审慎——仿佛猎手已经熟悉了丛林，却发现了更狡猾、更善于伪装的猎物踪迹。

    陈阳坐在长桌左侧，面前摊开着一份刚刚印发的《关于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中重点打击新型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文件还散发着油墨的气味，但其中的内容，却凝结了过去半年多时间里，从全国各地汇集上来的大量研判和预警信息。

    郑国锋主任坐在主位，没有开场白，直接切入主题：“今天的会议，只聚焦一个问题：新型黑恶势力。”他环视在座的副主任和各处处长，“专项斗争期间，我们主要打击的是传统意义上盘踞一方、暴力特征明显的黑恶团伙。但现在，情况在变。”

    他示意工作人员打开投影。屏幕上出现了一组数据和案例摘要。

    “根据公安部经侦局和网安局的最新统计，2023年下半年以来，全国涉黑涉恶类警情总量同比下降了34，但其中，涉及‘套路贷’‘网络暴力催收’‘恶意索赔敲诈’‘网络水军滋事’‘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犯罪’等新型形态的警情，占比却从去年同期的18上升到了41。”郑国锋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敲在与会者的心上，“这些犯罪，往往不直接使用传统暴力，或者暴力手段更加隐蔽、远程化、精神化。他们披着‘金融创新’‘网络服务’‘债务管理’甚至‘维权代理’的合法外衣，侵害对象更广，社会危害更具扩散性和渗透性。”

    陈阳凝视着屏幕上的案例摘要：

    ——案例a（江浙地区）：某“信息科技公司”以“无抵押快速放贷”为诱饵，诱使借款人在app上签订电子合同，实际年化利率超过1500。随后通过非法获取的通讯录信息，对借款人及其亲友进行24小时电话、短信轰炸，发送ps的淫秽、侮辱性图片，导致一名受害者抑郁自杀。

    ——案例b（中部某省）：以“法律咨询”为幌子的团伙，专门在网上寻找医疗纠纷、消费维权等敏感事件，主动联系当事人，夸大其词，煽动对立，然后以“代理维权”为名收取高额费用，实则采取缠访闹访、网络散布不实信息等手段向企业或机构施压，从中渔利，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案例c（多地频发）：涉黑涉恶人员转型成立“新媒体公司”或“网红孵化机构”，通过操控网络舆论、组织“水军”恶意炒作、敲诈勒索企业或个人，甚至渗透干扰基层选举和公共事务讨论。

    “这些，就是我们面临的新战场。”郑国锋关掉投影，目光严肃，“它们的危害不亚于传统黑恶势力，甚至在某些方面更甚。它们利用技术手段和网络空间，犯罪成本更低，波及范围更广，取证打击更难。更值得警惕的是——”

    他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已经有迹象表明，一些被打散的传统黑恶势力残余人员，正在向这些新型领域转型、渗透。他们积累的犯罪经验、人脉网络和资金，与新型犯罪手段结合，可能滋生出危害更大的‘升级版’黑恶势力。”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所以，”郑国锋拿起那份征求意见稿，“办里经过深入研究，并报请领导小组同意，决定将打击新型黑恶势力，作为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下一阶段的重点攻坚方向。今天这个会，就是要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商讨对策。”

    讨论随即展开，热烈而务实。

    分管线索的副主任首先发言：“传统举报渠道对这类犯罪效果有限。很多受害者因为恐惧‘社死’、害怕报复，或者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不敢举报。我们需要拓展线索来源，特别是加强网络巡查和大数据监测，主动发现犯罪苗头和模式。”

    侦查协调处处长接着道：“这类案件往往跨省甚至跨境，资金流向复杂，电子证据易灭失。必须加强公安机关内部经侦、刑侦、网安等多警种的合成作战，同时强化与央行、银保监、市场监管等行政监管部门的协作，建立可疑交易、异常企业信息的快速共享通道。”

    陈阳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着。轮到他发言时，他合上本子，抬起头：“我补充两点思考。第一，关于‘保护伞’问题。新型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可能更加隐蔽和专业。他们可能不直接收钱，而是通过‘期权’‘干股’‘高价咨询服务’‘子女就业安排’等方式进行利益输送，甚至与某些律所、会计师事务所、公关公司等‘白手套’深度绑定。这要求我们的‘打伞破网’工作必须更具穿透力，更加熟悉金融、网络等领域的运作规则。”

    他顿了顿，看到几位领导点头，继续道：“第二，关于社会治理。很多新型黑恶犯罪，比如‘套路贷’，之所以有生存空间，根源在于正规金融服务未能完全覆盖部分群体的短期融资需求，以及部分人金融法律知识的匮乏。打击是治标，还得治本。需要推动行业治理和源头防范，比如规范民间借贷信息披露、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完善个人破产制度等，压缩犯罪生存的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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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发言引发了更多讨论。有人提到要推动相关立法修订，明确新型黑恶犯罪的法律界定和量刑标准；有人建议加强对短视频、直播、社交平台等网络空间的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还有人强调要注重典型案例的普法宣传，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套路和危害，提升全民防范意识。

    会议开了整整一个上午。最终，郑国锋总结部署：

    “综合大家意见，下一步重点抓好几件事：一是尽快修改完善这份《意见》，争取早日印发，为全国提供指引；二是由办里牵头，协调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等单位，研究制定办理新型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证据指引和法律适用意见；三是筹备开展一轮专题培训，提升一线干警和纪检干部识别、打击新型黑恶犯罪的能力；四是选取几个新型犯罪问题突出的省份或领域，开展重点督导调研。”

    他看向陈阳：“陈阳同志，你刚从基层回来，对新型犯罪的现实形态有切身感受。督导调研这一块，你牵头准备方案，下周拿给我看。”

    “是。”陈阳应道。

    散会后，陈阳没有立刻离开。他站在窗前，望着楼下长安街上的车流。新型黑恶势力……这个提法，精准地概括了他近段时间隐隐感受到的那种变化。犯罪在进化，打击犯罪的手段和能力也必须进化。这不再是简单的刀光剑影，更是技术、法律、金融、网络等多维度的复杂较量。

    手机震动，是赵刚发来的信息：“陈组长，听说今天办里开重要会议？我们总队最近也接到几起疑似新型‘套路贷’的报案，手法很新，受害人都是年轻人，通过网络平台中招。要不要把初步情况报过去？”

    陈阳回复：“正要找你们要案例。详细材料尽快整理发我，注意保护受害人隐私。”

    几乎同时，林岚也发来消息：“省纪委刚开完会，传达精神。新型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摸排将是下一步重点。你们那边有没有典型涉案公职人员的行为特征分析可供参考？”

    周彤的微信紧随其后：“陈组长，我最近在跟几个‘反催收’和‘网贷受害者’社群，听到了很多触目惊心的故事。新型黑恶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可能被严重低估了。我想做一个深度调查，需要一些政策层面的解读和指引。”

    陈阳逐一回复，手指在屏幕上快速跳动。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一种熟悉的、迎难而上的锐气也在胸中升腾。

    专项斗争三年，他们扫除了大量浮在面上的“淤泥”。现在进入深水区，需要清除那些更黏稠、更不易察觉的“污垢”。这需要更精细的工具、更持久的耐心，以及更系统的智慧。

    他回到办公桌，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命名为“新型黑恶势力研判与打击”。他知道，从今天起，他和他的战友们，将开始探索一片既熟悉又陌生的新战场。这里的敌人可能没有狰狞的面目和挥舞的刀棍，但他们制造的痛苦与绝望，同样真实而冰冷。

    而他们的武器，除了永不退缩的勇气，还需要不断更新的知识、跨界的协作，以及对法治精神和人民利益更深沉的忠诚。

    窗外，北京秋日的阳光正好。但陈阳知道，在某些阳光照不到的角落，新的战斗已经打响。他深吸一口气，开始起草那份重点督导调研的方案。键盘敲击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响起，坚定而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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